作者：单士兵

　　4月23日，“世界阅读日”。这两天，报刊上有很多文章都在说，现在国民阅读率低得令人担忧。报道说，2009年全国人均每天读书不足15分钟。书市里走俏的也多是一些“办公室政治”、“商业谋略”之类的书。看来，中国人要么不读书，要么只读功利书。

　　不论是对一个人，还是对一个国家，读书都不应是被轻忽的事。现在国民处于严重的阅读危机，这让专家学者一脸恨铁不成钢，揪着国民“功利心”不放，指斥他们不应只看对升官发财有用的书。对这种论调，我很不喜欢。

　　人有功利心，是正常的事，连道德矮化也够不着。更何况，阅读本身就是一种自由选择。现在国民阅读很尴尬，不是国民太功利，而是阅读不自由。比如，一些专家学者动辄就对一些书下个“必读”结论，实在有些粗暴无知；还有很多人喜欢的书，在书市里却总淘不到，为了一本心仪的书，书虫们甚至不远万里，大费周折；特别是一些明明低俗与粗糙的书也被生硬贴上“经典”腰封，像是涂着鲜艳口红的传统小脚女人，挤眉弄眼地硬往读者面前站。

　　文化精英们大可不必拿自己的阅读标准来要求别人，读书首先就要尊重读者的自由选择权。“有用”的书，也可能就是经典的书。有用，既可以是阅读的工具化，也可以指向精神层面。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读书人都有自己的“一个人的经典”。说到底，现在国民阅读率低，读书质量整体不高，并不是因为人们的功利心太重，而在于人们阅读的自由选择需求没有得到真正满足。

　　国民阅读是个文化问题。国民阅读率低，就是因为文化的源头活水不够丰沛。有什么样的文化生态，就会有什么样的阅读状态。现在国民阅读率超低，恰恰反证了现在人们往往只能面对那些无聊又无益的书籍。

　　今天的图书与期刊市场，是“主流作家”把控的天下。问题是，这些主流作家却鲜少写出对得起这样伟大而艰难时代的作品。在文化面前，不是因为居庙堂之高，就能让处江湖之远的国民顶礼膜拜的。现在许多在坊间写出来的真正配得上这个伟大而艰难时代的作品，往往只能存放在抽屉里，或者隐藏在网络深处。一些作者不堪忍受自己作品遭遇血淋淋的阉割，也无法让自己的文字变成美丽的书籍，呈放在书市光亮的台面上。

　　“多一个人阅读乔治·奥威尔，自由就多了一份保障”，这是《纽约时报》对乔治·奥威尔的评价。萧乾、钱钟书、刘绍铭、王小波等人都曾给予奥威尔高度评价。这个著名的反极权主义作家，现在仍然吸引着大量中国读者。比如，他极受追捧的《一九八四》，就对纳粹主义和独裁主义有着深刻批判，在他的作品中也可以看到特定历史时期舆论环境的清晰印痕。我很喜欢奥威尔这种“政治写作”，也时常会想到小说里那句“老大哥在看着你”。我又总觉得，对于阅读来说，一个奥威尔实在是不够的，真希望中国作家也能写出奥威尔那样的作品。

　　对现在的国民阅读危机，我觉得，与其指斥读者功利心太重，不如反思我们的写作为何不能满足读者需求，为何不能自由书写出真正反映这个时代本质的作品，而这里面一定有最深刻的文化原因。当然，有时我也并不奢望在图书市场呼风唤雨的主流作家们就真能写出奥威尔那样的作品，只希望他们抽空能读读奥威尔那篇《我为什么写作》。要知道，很多时候，涂脂抹粉并不是最可笑的，不知道一脸肮脏才是最可怕的。

    （实习编辑：郭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