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洪立

　　手，它们不仅阻拦、骚扰日本捕鲸船，而且拍出像《海豚湾》这样的获奖纪录片，使日本备感国际舆论的重压。鱼类是日本料理文化的核心元素，但过度捕杀已经让日本付出了高昂的环境和外交代价，这一代价也许很快会达到明显很不划算的地步。
　　
　　第一个说“授人以鱼，不若授人以渔”的那位老兄，显然低估了人类的繁衍速度、胃口和能耐。处在食物链最高端、杂食性且善用工具的人类，有能力砍光地球上的每一棵树木，灭绝几乎每一个物种。在今天，你教会一个人捕鱼，他很难指望再受用终身，顶多只够吃几十年—更确切地说，是38年。
　　
　　提出这一时间表的，是2006年11月号的美国《科学》杂志。那篇研究报告预言：到2048年，90％的可食用海洋鱼类和贝类将会灭绝；就在报告发表之时，已经有29％的鱼类不复存在了。
　　
　　大自然的游戏规则奈何不了人类，好在人类终于意识到自己的可怕破坏力，开始制定法则来自我约束。但正如有《京都议定书》就有“气候怀疑派”一样，濒危海洋动物的国际禁捕公约自然不乏挑战者，其中最显眼的，就是以海鲜美食著称的日本。

　　“当代白求恩”成了日本“政治犯”

　　近几年日本屡屡惹出“鱼类麻烦”，一是对鲸类和海豚的直接捕杀，二是对地中海和大西洋蓝鳍金枪鱼的需求，导致这一种群数量比50年前锐减了四分之三。在3月下旬的《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多哈会议上，日本通过拉拢发展中国家，成功地打败了针对大西洋蓝鳍金枪鱼的贸易新禁令。
　　
　　这些麻烦使日本既在国际组织和政府层面饱受抨击，在民间层面也惹恼了海洋动物保护组织，尤其是靠近日本捕鲸猎场—南极海域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此类组织，包括总部设在塔斯马尼亚的“海洋守护者保护协会”。
　　
　　事实证明，这些民间组织和活跃人士是最让人头疼的对手，它们不仅阻拦、骚扰日本捕鲸船，而且拍摄出像《海豚湾》这样的获奖纪录片，使日本备感国际舆论的重压。
　　
　　去年11月至今年1月的南极捕鲸季节期间，“海洋守护者”派船只天天都在海上跟6艘日本捕鲸船过不去—拦截去路、用绳索纠缠螺旋桨、投掷臭黄油瓶等等；日方则回敬以高压水炮和冲撞。今年1月6日，排水量仅16吨的“阿迪·吉尔”号抗议船被500吨的日本捕鲸船“第二昭南丸”撞成两截并沉没。2月15日，前者44岁的新西兰船长皮特·白求恩（Peter·Bethune）乘摩托艇强行登上“第二昭南丸”，要求对方船长赔偿300万美元的沉船损失，结果反被日本船员制服并扣押。
　　
　　3月12日，捕鲸船队返回东京，白求恩被移交日本海上保安厅逮捕。日本农林水产省大臣赤松广隆声称，白的做法是“无法容忍的违法举动”；外相冈田克也也指责，“‘海洋守护者’用极其危险的手段，干涉了我国的鲸研究项目。”“海洋守护者”负责人保罗·沃登则指出，白求恩“在日本可能被当作罪犯，但在澳新却是个英雄”。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的政府也声援“海洋守护者”，扬言说如果日本在下一季节继续捕鲸，就要把日本告上国际法庭。
　　
　　4月2日，白求恩被判犯有侵入、袭击、非法拥有刀具、毁坏财产和阻碍商业活动罪，面临最长18年的刑期。“海洋守护者”称这些罪名都是荒谬的，并表示白求恩实为“政治犯”。
　　
　　尽管1986年国际捕鲸委员会通过《全球禁止捕鲸公约》，禁止商业捕鲸，但允许一定数量的科研用捕鲸。日本正是以科研的名义，每年在南极海域鲸类保护区猎杀近千头鲸，其中多数为抹香鲸。

　　《海豚湾》：在日本放映和拍摄一样艰难

　　就在白求恩被解押回东京的同时，去年公映的美国纪录片《海豚湾》获得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影片讲的是“一个隐藏着重大秘密的小镇”——日本和歌山县的太地町，拍摄者突破重重围堵阻挠，费尽艰辛地安放隐蔽摄像机，悄悄拍下了当地每年对海豚的血腥屠戮。在影片中，当地渔民利用海豚对声音极其敏感的特点，通过敲击长棒制造噪音墙，将迁徙过境的海豚和其他鲸类赶进海湾，用大网围困起来。除了被水族馆买家挑走的表演用海豚（每只售价可达15万美元）之外，剩下的悉数被捅死，被海豚鲜血染得通红的海湾令人触目惊心。这幕惨剧每年9月至次年3月间不断上演。
　　
　　太地町因此成为世界第一大水族馆海豚的供应地，也是第一大的海豚肉来源地。由于海豚肉水银含量太高，消费者不敢吃，这些肉被冒充鲸肉在日本其他地方出售。
　　
　　可想而知，《海豚湾》在日本遭到很多电影院封杀，获奖前仅在驻日外国记者协会和2009年10月的东京电影节上放映过。
　　
　　当时针对一些日本媒体指责影片是在贬损日本人的说法，该片导演路易·普西霍约斯的回应是：“这其实是（给日本人民的）一封情书：我是向你们提供日本政府不肯给你们的信息。”他称赞东京电影节放映该片是“勇敢之举”，认为这与去年8月30日民主党打败自民党胜选上台有关；“换成3个月前，要上映这部电影是不可能的”，并承诺愿把影片在日本放映的利润，全部捐给答应不再捕杀海豚的太地渔民。
　　
　　据日本媒体报道，观众中一位32岁的东京主妇认为：“这部电影涉及了一个艰难话题。我只能说，应当立即制止猎杀海豚。但我觉得这并不容易，因为太地民众的生计有赖于此。”
　　
　　一位21岁的东京女大学生对杀戮场景相当惊骇，但认为电影中的客观资料不够充足，也缺少当地民众的声音。另一位42 岁的男性白领则反驳：“西方人不也宰杀牛羊么？为什么海豚就不行？这种双重标准无法引起很多日本人的共鸣。我们必须吃动物才能生存。这是一种文化冲突。”

　　吃鲸肉是传统文化，还是集团利益？

　　这种回应外国批评日本捕杀鲸鱼和海豚的方式在日本相当典型：即批评只是一种西方的“文化帝国主义”，是对日本传统生活方式的攻击。问题是，牛羊并非濒危动物，且易于大量人工饲养。另外，它们在情感智力上也明显远不如鲸类。
　　
　　有一种说法是，日本的大规模远洋捕鲸业，就是在美国人的鼓励下才出现的：二战后，由于穷困的日本人普遍挨饿，占领军统帅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上将于是提倡吃鲸肉，因为这是一种廉价的蛋白质来源。
　　
　　实际上，对于费嚼且油腻的鲸鱼或海豚肉，喜欢吃的日本人并不多。除了像和田、太地町等有捕鲸传统的渔村（它们的数量正在日益减少），绝大多数日本人都没有吃鲸肉的习惯。千百万都市人这辈子从未尝过鲸肉的滋味，也没有这样的欲望。
　　
　　据2008年的一项民调，95％的日本人从未吃过或者只是偶尔吃鲸肉；目前人均鲸肉消费量不超过4块生鱼片，年鲸肉供应量也只有40年前的2％。东京不乏以寿司、河豚和鳗鱼料理著称的名店，却没有任何《米其林美食指南》推荐的星级鲸肉餐厅。连太地町政府也已经将海豚肉从当地中小学的午餐菜色中除去，因为当地一些议员指出，吃这种肉会导致中小学生摄入过多水银。
　　
　　相对于在寿司和生鱼片中经常充当主角、几乎人人都爱吃的金枪鱼，鲸肉其实并不是真正的“日本文化”。《朝日新闻》曾评论说，不应过于以饮食文化为由，来为捕鲸辩护；“现在的情况是：那些吃其他动物肉的人，批评吃鲸肉过于残忍；而实际上甚少吃鲸肉的日本人却声称，这是日本文化的一部分。这是一种很古怪的现象。”

　　（编辑：王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