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许知远
（一）
胡舒立是我们心目中的英雄。
犹记二零零一年七月，我拿着一册《商业周刊》在北京东北三环的一间写字楼里疾走，向着每个经过身边的同事说，你看“亚洲最危险的女人”。
这一期《商业周刊》的评选出他们认定的五十位“亚洲之星”。其中六位来自中国大陆，四位是企业界——民生银行的经叔平、联想集团的杨元庆、中国银行的刘明康、中石油的黄炎，一位经济高官——证监会主席周小川，胡舒立则是舆论影响者，她是创办不过三年的《财经》杂志的主编。
我二十五岁，在一份刚刚创刊三个月的报纸中工作。这份报纸的大部分同事都像我一样年轻，没什么工作经验，却都胸怀一种莫名的冲动——我们要办一份伟大的媒体。但至于“伟大”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谁也说不清楚。但一些现成的例证摆在眼前，我们的阅报室里摆满了《泰晤士报》、《纽约时报》、《财富》、《时代》，它们的寿命最长的一位要上溯到十八世纪末，它这样报道过拿破仑：“波拿巴中等身材，相当瘦削，面色黄褐，面貌无甚特别，但他有一双无比锐利的黑眼睛，总是习惯性地看着地面”。即使最年轻的《财富》和《商业周刊》也是一九二九年创办的，它们记录了大萧条以来的岁月。我们也着迷于他们的调查能力、写作方式，当然更渴望它们巨大的影响力。我们都记得亨利·卢斯在世时对《时代》驻外记者的要求——你是另一位美国大使。
这一切都令我们的现实暗淡无光。你怎么能想象，中国有一份报道过乾隆皇帝，如今仍在继续发行的报纸，更不能想象中国的媒体能轻易采访到全球最显要的人物，为世界舆论设定议题。或许在内心里，我们还有一丝不愿承认的地位焦虑。《纽约时报》的北京记者，可以见到中国总理，进入中国政商阶层，而从未听说过中国的记者们能在西方主流社会自由出入，我们从来没有体验过“无冕之王”的美妙滋味。我们迷恋甚至迷信这些媒体，对他们的标准坚信不疑。商业与政治人物进入亚洲之星的榜单在意料之中，中国正变得日益强大，影响力迅速上升，他们代表的是机构与组织的力量。但如果胡舒立是亚洲之星，对于我们这些年轻记者来说，是一种巨大的鼓舞，这是个人的胜利，是某种信念的胜利。中国的媒体人既可以赢得西方同行的尊敬，也可以与国内的要人比肩而立。
二零零一年之后的两年是中国商业媒体的蓬勃时期。我工作的《经济观察报》和它的竞争对手《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以超出创办者们预料的速度迅速兴起。那是个洋溢着希望的岁月。中国经济没有毁于国有企业的纷纷倒闭，反因私营经济的兴起而站在另一个高速增长的入口；外部世界也是让人憧憬，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全球化被视作新的乌托邦，中国不会再退回到自己的过去了；甚至一向僵化的政治体制都露出松动的痕迹，党的总书记在公开讲话中邀请私营企业主入党，一年后的十六大则是政权的第一次顺利接交，没有拖延到不得不交的最后一刻，没有被废黜的接班人，在历史上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中，这似乎还是第一次，中国共产党的自我调整能力，让人充满期待。一种单纯的信念在支持着人们的乐观——市场经济最终不可避免地带来政治开放与社会进步。我们这些新闻记者，将是整个过程的记录者、监督人。
我们将美国进步年代的新闻记者视作自己的同代人，我们也将帮助这个生机勃勃、问题丛生的大国变得更成熟、健康，我们自己也坚信可以让未来一代的中国更富有朝气和自信。倘若中国的企业家们借助的是股份制、流程管理、市场营销这些外来理念，从一片国有化的废墟上塑造起中国当代商业世界的萌芽，那么我们这些新闻记者要借助的则是5W原则、深入调查、揭露黑暗的勇气——这些西方新闻界的已成传统，在被长期意识形态、宣传话语、公然的谎语所围绕的新闻纸上，创造出新的生命力，值得倾听和信赖的声音。
我记得同事们在阅读到关于胡舒立短短的报道时的由衷喜悦，他们感觉到未来的无穷可能性。在这种喜悦不到一个月后，《财经》传来更振奋的消息。这本杂志一名二十五岁的记者发现中国最大的上市公司之一的银广夏存在严重的业绩造假，在这之前，它是资本市场的宠儿，两年股价涨幅超过百分之一千，它也被视作中国经济蓬勃的象征之一，高级领导人都曾访问与赞扬过它。但这则报道则表明，奇迹背后是个无尽的陷阱。这则报道将《财经》推到了声誉的第一个高峰，倘若再结合它之前关于琼民源、基金黑幕的报道，《财经》最鲜明的形象业已形成——它是黑暗和陷阱的揭露者，不仅充满了正直与勇气，还具有让同行们仰视的专业精神，他们可以读懂那些可怕的财务报表，能在无穷枯燥的数字构成的海关记录中发现被隐藏的欺骗……它甚至影响了整个商业新闻报道的方向和谈话方式，记者们纷纷试图能理解财务分析，而人们不用“商业报道”这个词，而说“财经报道”。
但是这种过分鲜明的形象，经常有意无意遮蔽了《财经》更宽阔的抱负。它真正的兴趣是如何推进中国更深入的改革，促进中国和世界的相互理解。胡舒立经历过邓小平初期的改革岁月，知道一旦给予自由，中国人的能量将怎样喷发，她也游历过西方，知道中国的距离有多么遥远。她当然也有那一代人普遍特性，对政治权力的高度敏感、有时甚至是迷恋。在他们成长的最初岁月里，政治权力进入生活的每一个空间。而当他们试图反抗这种压迫时，任何行为都是一种政治行为。穿上牛仔裤，第一次听到摇滚乐，甚至说出一句真话，写出一篇没有假话与空话的新闻稿，都变成了某种政治宣言，一种政治改革。而他们的个人经历则表明，来自最高层的理性决策，才是推动中国的决定性动力，中国的变革是自上而下的。
当胡舒立在一九九八年创办《财经》杂志时，股票市场、金融业、经济政策，似乎正成为推动中国变革的新杠杆。距离天安门事件已将近十年，人人都已默许了政治改革的停滞。但是商业蓬勃又给人们带来了新的希望，经济自由将导致政治开放和社会进步吗？一些经济学家开始估计，倘若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兴起，他们遵循理性和契约的精神，倘若亿万股民们能因为股票不仅分享到增长的财富，也能意识到自己的利益与国家改革直接相关，这将是多么重大的变革力量。“增量改革”、“渐进改革”正是热门话题。眼见俄罗斯与东欧休克疗法的阵痛与萧条，中国一部分头脑敏锐、富有责任感的精英们，相信自己能探索出一条中国道路。这多少像是另一种农村包围城市，我们暂且不去理会政治体制，我们去建立一家好公司、建立一个良性的股票市场、在非政治领域尽量说真话，迟早有一天这些良性的力量将逼迫权力核心的改变。况且，这权力核心看起来也并非铁板一块。此时，一个革命性的政党似乎彻底脱去了革命的外衣。一个技术官僚的年代已经到来，新一代官僚们有很多令人充满希望，他们在西方接受教育，知道世界的模样，再没兴趣谈论意识形态，他们将把自己的教育和经历转化成变革的动力吗？
当胡舒立和王波明最终坐在一起时，一切看起来正是如此。他们都是革命之子。当少年时代响彻云霄的“东风压倒西风”，“亚非拉兄弟”的口号之后，他们都在美国找到了方向。胡舒立想创办一份具有美国水准的杂志，而王波明则忘不了自己在纽约金融市场的经验，要和他的朋友们在中国建立对应物。
他们的合作几乎立刻大获成功。给《工人日报》撰写过社会变化的稿件，去美国进修过，为《中华工商时报》报道华尔街，经历过从“文化大革命”到“反自由化”，参与创办过《资本》杂志，胡舒立所有的经验和知识储备，在这一刻发生作用。她成熟的个人信念、对新闻业的深入理解、技术能力、对政治的敏感，在得到新的支持之后，喷涌而出。而这喷涌又恰好发生在既重要又相对自由的领域——商业与金融。它不直接涉及政治，却又与政治相关，它既可以唤起公众强烈的认同，又有改良派官僚的默认与支持，它也得到国际资本与舆论的关注，《财经》像是个令他们无比渴望、又迷惘不堪的中国市场的小型探照灯，它用他们能理解的语言说话，帮助他们分清虚与实……
“黑幕与陷阱”式报道的巨大成功，表明真相与信任，在中国是多么可怕的稀缺。但揭露从来不是胡舒立的全部兴趣，或许也不是她最终的兴趣。她想创造一个新共识，一个关于改革的新共识。她要让孤立的思想和行动连接在一起，让它们变成推动中国进步的理性力量。[NextPage]
（二）
就在胡舒立的前景无比灿烂时，刘宾雁在二零零五年底的美国新泽西孤独的离去。中国的年轻一代记者中，很少知道这个名字了，更少人曾读过他的作品。刘宾雁去世的第二天傍晚，《中国青年报》的卢跃刚在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一堂讲座上问在座的研究生，你们知道刘宾雁吗？在一片哑然后，有人小声说知道，卢跃刚继续追问刘宾雁的代表作时，台下又是一片寂静。
这一切令卢跃刚感慨不已。自从刘宾雁一九八八年离开中国后，不过十七年时间，历史就把他忘得干干净净。在八十年代，他是中国最有名的记者，你甚至可以说他是中国最著名的知识分子，他的影响力或许只有方励之能与作比。他是《人民日报》的记者，撰写揭露官僚黑暗与社会现状的报道。在中国国内他是“社会的良心”，而在中国之外，他则是这个国家最值得尊敬的人物。“中国最好的调查性记者，或许也是全世界最好的”，写过《长征》一书的哈里兹伯格这样说。“他在中国的地位和东欧知识分子相似，比如哈维尔式对于捷克，他没有权力，却对社会具有深刻的影响”，Merle Goldman在《纽约书评》上这样评价。迷恋英文媒体的年轻一代或许偶尔在二零零三年的一期《时代》上看到Liu Binyan这个名字，它出现在“亚洲英雄”的名单里。但很少会真正留心，他太陌生了，也太老了，那期杂志的封面是周星驰——他才是这个时代的英雄。
我没有资格嘲笑新闻学院的研究生。一直到两个月前，我在剑桥大学图书馆里第一次读到刘宾雁的书。这真是莫名其妙的相遇，这本书既不是他最著名的作品《人妖之间》或《第二种忠诚》，而是他一本讲演集，用英文出版。演讲集有这样一个标题《中国的危机，中国的希望》，除去“非常的八十年代”，我再找不到更好的形容。
一九八八年秋天，刘宾雁受邀在哈佛大学讲演。倘若不是一年前开除中国共产党党籍，这次美国之行或许还要推后。这已是他第二次被开除党籍，上一次发生在一九五七年。他因撰写两篇报道而被打成右派，开始了二十二年的半流放生涯。
像他那一代的很多人一样，他曾是中国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者。但与其说这是一种深思熟虑的选择，不如说它出于一个年轻人的单纯与狂热，和一种强烈的民族情绪。“中国的苦难实在是太深重了，中国人对于改变自己奴隶地位的愿望实在是太强烈了”，他在回忆录里写道，“因而越是主张激烈、彻底、变革的思想，便越是富于吸引力。”在他开始为中国共产党组织进行地下工作的一九四三年，他仍会在看到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时热泪盈眶，并冒险收听重庆电台。国民党是抵抗运动的象征，但比起共产党，它始终缺乏“一个纲领，一套口号使青年人热血沸腾”。他日后感动中国的才能和给他带来个人灾难的性格，在青少年时期，已展现无疑。他有能力发表激情澎湃的演讲，牢牢吸引听众的注意力；他也是个“嘴上不设岗”的人，坦诚的说出所思所想；他对自由的渴望从未减弱，本能性地反抗僵化和教条。
一九五一年，他加入了《中国青年报》。但他的才华却没得到展现。此刻的中国仍沉浸在一个新政权建立的欢乐之中。一种未经思考、却被本能接受的观念仍占据着大多数人的心——“中国土地上的一切污垢和伤痕，似乎都是国民党制造的；中国共产党则一尘不染，两袖清风，是正义、真理和光明的化身”，“中国共产党是以充满自信，以百年来第一个赶走外国侵略者，和二十世纪以来第一个统一了庞大而复杂的中国的胜利者的姿态出现在人民面前”，它将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一个崭新的世界。
但对于敏感的刘宾雁来说，另一种现实也已经出现。事实上，他早在一九四四年，他就第一次在共产党小组织中，感觉到对曾经的同志的处置是多么无情，而朋友间的同情也被视作“资产阶级感情”。而当他一九四六年回到哈尔滨时，发现延安到来的共产党干部正在此地推行“思想、生活方式和作风的一律化”，他看到土改工作组将地主的所有财产都分发、并实行肉刑时，他也感到不适。到了一九五一年批判《武训传》时，他的不安更强烈了，他熟悉的价值世界，如今都要被挤进“阶级斗争”的教条中，而到处是“把个人叫给党”、“把一切献给党”、“一切听从党安排”的口号，他的记者工作也与他曾经期待的相去甚远——报纸版面上充斥着好消息，除去党和社会主义取得的成绩，各种先进人物的英雄事迹，再也看不到别的东西。唯一的消极的报道，也来自对群众的“错误思想”的批判。私人生活也变得越发紧张，刘宾雁和他的妻子不得不为怀孕问题焦虑不安——新中国不允许节育，不提供避孕工具。似乎是对这枯燥现实的反抗，刘宾雁总是穿一件红色衬衣，下意识哼着歌曲，试图去报道一些与众不同的故事。
不过，他从来没真正怀疑过共产党的合法性与社会主义的美好未来。他的激情甚至在一九五六年达到了一个顶峰。这一年，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顺利完成，农业合作社全面展开，之前的中国军队在朝鲜的胜利，则激发了普遍的民族骄傲，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似乎即将建成。甚至意识形态领域，也出现了松动的迹象。这一年春天他在苏联与波兰旅行，感受到一种更自由的空气，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谴责，给社会主义阵营，带来了某种奇妙的变化。对于刘宾雁个人也是如此，他的两篇报道《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在《人民文学》杂志发表了。它们探讨了年轻的社会主义日益严重的官僚化倾向，不管是建造一座桥还是写作一篇新闻，主管官员都对现实视而不见，也对于下级的建议毫不理会，它只听从于更高一级官员的命令。在服从党性的名义下，官僚系统漠视人民的利益和需求，由于党性过于抽象，“服从党性”则又变成了“服从上级”，从而党组织本身的威信也被他们的行为破坏。这两篇报道触动了整个时代的神经，三十一岁的刘宾雁成了文坛名人。他甚至还升了级，成为了十三级干部，不仅可以乘坐“软卧”，抽高级香烟，还有资格阅读仍属秘密的赫鲁晓夫在二十大的报告——这真是令人震惊的体验，斯大林本人和他的政策被严酷的谴责。这一年他在中国南方的采访中，对这个新生政权的主要问题再次确认——党对权力的垄断，造就了一个庞大、迟缓、傲慢的官僚阶层，他们造就了不公、低效、物资短缺和社会普遍的情绪低沉。但他没有对党和社会主义失去信心，并相信新闻报道的公开，将有助于党的自我批评和改造，而且他的两篇作品的发表，毛泽东提倡的“百花齐放”，他在全国各地演讲的广受欢迎，不正表明这新到来的自由空气的到来，党组织正接受批评。
但幻灭却随之到来。一九五七年，“百花齐放”变成了反右运动，在没完没了、毫无逻辑的批判之后，刘宾雁成为超过一百万的右派中的一员，而且是“极右派”，毛泽东钦点的右派。这或许也是刘宾雁第一次清晰感受到，中国人的独立思想和品格，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已被多大程度地摧毁，当同事对他进行残酷、毫无根据的批判时，似乎平日的和气相处都只是假象，下面一直隐藏着深深的仇恨。
接下来的二十二年，仅仅是这希望与幻灭的不断重演。当他下放到山东与山西乡村时，看到了农业政策给农民带来的毁灭性打击。当《人民日报》上洋溢着大炼钢铁、赶英超美的宏论时，刘宾雁却发现农民陷入了绝望，农村则变成了“鬼城”。当中国社会刚刚从大饥荒中摆脱出来时，一场更宏大的政治运动再次到来。他刚被摘下的右派帽子又重新戴上，人与人之间的冷酷最终也侵入最亲密的家庭系统，他十三岁的儿子不忍心批斗父亲，却不得不在家门口贴上这样的纸条：“刘宾雁，你必须老老实实，按时上班回家，不许乱说乱动”。
一直到一九七九年，刘宾雁才有机会开始自己的生活，再一次拿起笔来描述他眼中的世界。他已经五十八岁了，但二十二年的不幸遭遇没有摧毁他的意志，反而激发起更强烈的冲动，抢回这丢失的时光，去探究这一切悲剧的源头。
人们已经很难想象他的报告文学《人妖之间》在一九七九年引发的反响。《人民文学》的发行量是一百零四万册，而刊载这篇文章的九月号更是造就这样的现象——无论图书馆和个人订阅，都被借走，连续传阅，每次几个小时计，在一些工厂和学校，众人下班与放学后聚集在一起，由一人朗读。
借由对当时最大的贪污犯王守信的报道，刘宾雁探索了一个人人困惑的问题——这个新政权建立了三十年，经过了无数次政治运动，高喊了无数响亮道德口号，腐败的官员却似乎享有了更大的自由，而那些正直的人，却无一有好下场。
一九七九年的中国，面临的不仅是经济的破产、政治的破产，也是道德和信念的破产。经过多年意识形态洗礼的人，已经不知道如何描述、分析与理解这种破产。人们有强烈的感受，却不知怎样表达，也仍不敢将问题归咎于共产党组织。而《人妖之间》不仅触及到这一切，还把矛头指向了共产党组织的内在困境——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而且，他描述的不是小说，而是现实中已经发生的事。[NextPage]
在接下来的八年时间里，刘宾雁成为了“中国社会的良心”，一名英雄式的新闻记者。他成了人们对这个新时代的期待——用开放来暴露黑暗，用真实来揭穿虚伪，用个人的正直对抗社会的异化。在很多方面，他仍是那个一九四四年加入共产党的那个年轻人。当初，他加入革命是为了解放自我、实现自我——尽管这种自我是模糊的，但它与自由紧密相联。如今仍是如此，他写作、演讲，为那些被侮辱与损害的人和被长期扭曲的人性大声疾呼，从中他寻找到自己存在的意义。倘若《人妖之间》描述的不受监督的权力如何不可避免的造就了腐败和人的异化，那么他一九八五年出版的《第二种忠诚》则是他对那些拒绝异化的人致敬。两位主人公一位是哈尔滨工人业余大学的教师陈世忠，另一个是上海海运学院的图书管理员倪育贤，他们似乎都是这样一种人——即使在最残酷的现实面前，都拒绝放弃独立的思想与判断，并恪守自己的信念。
他们的际遇引发了刘宾雁强烈的共鸣，在这篇文章的结尾，他创造了让整个中国社会为之激动难安的三种忠诚：
“勤勤恳恳，谦虚谨慎，老实听话，从无异议，这是一种忠诚。怀有这种忠诚的人，本人在个人利益上也须做出或大或小的牺牲，但比较安全，顺当，一般不致招灾惹祸。由于在上级眼里可爱，仕途往往可以步步高升。
第二种忠诚，像陈世忠、倪育贤身体力行的这种，就不大招人喜欢了，直至不久以前，往往还要付出从自由、幸福直至生命这样昂贵的代价。
很多年来，前一种忠诚，由于受到格外的爱护栽培，不断灌溉、施肥，便生长得茁壮而茂密了，相比之下，在我们的政治田野里，第二种忠诚就贫弱而稀疏了。在干旱而贫瘠的土地里，它们能够生存下来而未绝种，已近乎奇迹。
危险的是又有第三种忠诚作为第一种忠诚的变种生长起来。只要是上级的旨意，明知错误而有害，也认真执行，甚至还要做过头，以博得上级赏识；遇到重大是非争议，分外谦虚谨慎，不置可否，明哲保身，把责任上交或下放；善观风向，顺风转舵，随时可以反戈一击，另换效忠的对象。这种忠诚娇嫩欲滴，妩媚诱人，可爱度又胜过第一种忠诚一筹，只不过它结出的果子却是苦涩的，甚至有毒。”
倘若没有经历过毛泽东时代无孔不入的个人崇拜与伪道德社会，你难以理解这三种忠诚给当时的中国社会带来了多大的戏剧性冲击。人们看到、听到、经历了在“忠诚”的名义下的种种灾难，却又说不清这一切错误根源到底是什么。长期以来，中国是一个道德社会，“私”总是在“公”面前黯然失色，普通人则在雷锋、王进喜这样的榜样面前自愧，而党与国家不正代表“公”，个人只能跟随与服从它。但刘宾雁却清晰第说出来，还有第二种忠诚，它要忠诚于自己的判断。在一个个人判断集体性丧失了三十年的社会里，人们渴望再次寻找到它。
在很多方面，刘宾雁都是这“第二种忠诚”的象征。他的天才式的讲演、翩翩的风度、宽厚的性格，人们对于印刷文字的本能性崇拜，都增加了他的感召力。在一个旧道德崩溃的时代里，他成为了某种新道德的代表。他甚至成为了新权力的象征，每到一处采访，人们总是围着他一直讲话，他在《人民日报》的家中，总是拥挤着各种访客，其中很多满含冤屈。人们找不到正常渠道来释放自己满腹的辛酸，刘宾雁则成了他们唯一的希望……
（编辑：魏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