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加藤嘉一
从高处看到的景色格外神秘：不带绿色的土山、被白色覆盖的雪山，离自己特别近。海拔几乎相等于日本最高的山——富士山（3776米），这里是拉萨，我从小盼望的圣地。
感觉没什么两样，天气稍微冷一点。大部分人都说汉语，看到的是藏语、汉语和英语。离开拉萨机场，跟当地朋友聊天往市内走，大概要走一个小时。
我认识的当地朋友大部分是藏族，非常聪明，有求知的愿望。他们从小学藏语、汉语和英语。我很确切地说，此次紧密接触的几位初中毕业的藏族朋友，他们的语言水平至少与我相当。
我汉语比不过他们，英语也比不过。我学了一点藏语，但他们也会一点日语。他们在每天的工作中把世界两大语言应用得相当彻底。他们的英语使用能力比绝大多数大学毕业生要好得多。
窗外的景色，从未见过。不能用简单的漂亮或魅力来形容，还是用神秘吧。神秘一词始终是我了解中国的动力，相信许多老外对这块土地也抱有同样感觉。听朋友说，现在是旅游淡季，游客不多，一般来讲，7-8月的“内宾”多，4-6月的“外宾”多。11月已经是冬天，是很冷的，阳光很晒很强，是蓝天，没有云，体感没那么冷，只是特别干燥。我到拉萨市内后发现自己选择对了，这个季节人不多，又漂亮。只是没有想到的意外发生——高原反应。
我的此行始终与高原反应纠缠在一起，从来没有经历过自己这么无奈和脆弱。我的虚弱，头一直是痛的，身体一直是没劲的，器官一直是恶心的。拉萨的海拔有3650米，日喀则（西藏第二城市，拉萨以西280公里，去尼泊尔的必经之路）有3900米。我也去了位于世界上最高的湖——纳木错（海拔4718米），从拉萨到纳木错的路上过了海拔5200米的高点。
拉萨至日喀则路上的小镇，我终于病倒了，住了半天的院。是位于海拔4200米的、非常小的当地诊所，旁边有个藏族老妇女和小孩子们，说咳嗽，头疼。但病状最严重的明显是我。头脑不清，视线不清，站不住脚，连“我是谁？”都弄不清。现在回顾起，真的以为那样死掉了。似乎过了5个小时，记得一共交了250元。我说自己是中国人，但依然是这个价格。当地人能付得起吗？朦胧中想到了中国贫富差距和社会保障问题。
此次来西藏是半考察，半旅游。放松下来，开阔眼界，认识世界。不过，本来目的恐怕无法达到。我的状态是，拿着氧气袋，随时找到诊所充气，一直担心高原反应来不来。来了就躺下来睡觉，晚上却睡不着，躺着头也痛，全身都麻痹。但我有自尊，不能那样完蛋，至今为止几乎完成了所有计划，走了2000多公里。
离开西藏之前，最后发挥体力，谈谈三点观察与收获：
首先是对拉萨的基本印象。如前所述，这个季节游客不多。多的反而是来自西藏农村的藏族，他们来拉萨，到大昭寺等寺庙行使最恭敬的礼拜方式——五体投地。“五体”指双肘、双膝和额顶。他们平时都从事农业，冬天没有活了，就带着孩子来这里，熏陶自己是个忠诚的喇嘛教徒。有的还花几个月、几年的时间从农村“五体投地”到达拉萨。当地年轻人给我介绍说：“那些妇女的信仰是真正的。我们不行，已经接触到了汉族的物质主义了。当然我也有信仰，但做不到那种彻底摆脱对物质的需求，纯粹生存于精神境界的人生”。
拉萨的人口与中国许多其他城市一样，很难统计。据说有30-40万人口，但真正拥有拉萨户口的只有一半左右，另一半是所谓流动人口。有的从西藏农村来，有的从外地来。其中，占流动人口80％左右的是四川人。他们在拉萨开川菜馆、酒店、旅行社、虫草店、便利店等，在市内到处都能看到“川”字。我此次接触的藏族朋友都不是拉萨户口，从未去过中国其他省市，唉声叹气说：“生意不好做了，大量内地人进来，竞争激烈了，而且汉族有资源优势，我们越来越难以生存了”。
我在西藏各地接触的藏族居民都很热情，一点都没有流露出生活的困难和痛苦，不故意推销、抬价、欺骗。他们的笑容让精神疲惫的我感到安心，在路上吃的一碗5块钱的咖喱饭就像补充了元气。当地的酥油茶对高原反应好像也起缓解作用。
在西藏，尤其在拉萨，我也感受到了军队和政府的重大。首先重大的是“武警”的多。拉萨市内，武警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任何路口、街上、甚至房子的屋顶，都是拿着抢的武警巡逻，监督市民的生活。其紧张程度远远大于60周年国庆前后的天安门广场，令人不得不想到，那里才是中国的政治中心。
我有一次向武警问路，武警基本都是汉族，以为交流方便。几个人一下子过来围堵我，并动不动问“你是什么人，干什么的？”，我就把护照拿出来，他们同时把枪拿出来。我说“我是获得入藏函后的日本合法旅游者，你们凭什么这样对着我，要开枪吗？开吧，会成为外交问题的，你们敢不敢负责任？”
武警们向我道了歉，反而给我介绍了许多平时的工作内容，还请了我一次饭。他们认为，西藏，尤其“3·14”后的拉萨是政治要塞，“3·14”给他们的冲击很大，虽然与“3·14”后或今年国庆前后比，武警对市内的巡逻、监视规模少了很多，但他们依然24小时对这块土地起着“维护稳定”的作用。
其次是高级车多。当地政府、武警、公安等公务员开的车基本都是日本丰田（TOYOTA）的好车，还有三菱（Mitsubishi）、本田（Honda）等。我问武警朋友说：“这是怎么个回事，连北京都不会发生这么夸张吧？”对方说：“我们兼顾着重大任务，开好车是应该的。价格大概50万人民币吧”。他们还介绍说好几个车号数字表示政府的车，但我忘了。
其次是对藏族或藏文化的印象。我来西藏，只接触汉元素没有任何意义。中国有56个民族，是多样化、多价值的社会。只有了解那些不同和矛盾，才能走进中国。如前所述，这里的藏族都有自己的信仰，就是西藏佛教。他们的具体举措和信仰状况，这里就不展开说了。
作为一名非中国的第三者，我只是想说一点：藏族的生活陷入越来越深的两难。年轻藏族认为，近年以来的生活便利了，道路、水电等基础设施比原来完善多了，在这个意义上，“中央正在关心我们”。但所谓汉化或同化政策实施得实在太快、太浓。对于这一点，许多藏族普遍表示担忧。有一位老先生说：“再过20年，藏文化将从这块土地消失的。现在许多小孩儿都不说藏语了，虽然说藏语，但在学校里被灌输的都是汉文化、汉精神。包括我小孩儿，越来越不尊重自己的文化了”。[NextPage]
感到无奈的是那些藏族导游。我有一次看到了似乎具有代表性的场景。藏族导游与“内宾”聊天，听口音，应该是北方人，问导游：“中央照顾你们这么多，你们怎么还闹事？干吗要独立呢？”导游处于工作状态，当然不能反驳，只是出于礼貌说：“我们不是闹事，只是想保证应有的自治而已。您看到的，西藏很美丽，能够吸引全世界人民的关怀。我们想保护自己的文化，不想让它消失”。北方人说：“你们的经济这么落后，还敢说文化保留？还要自治？别做梦了。”
从藏族朋友了解到，这种对话在当地的汉族与藏族之间经常展开，却无法达成共识，甚至没法正常沟通。汉族认为，物质第一，一切为赚钱奋斗，就像中国其他城市一样，基于老百姓的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推动经济发展，为祖国服务。藏族则认为，物质重要，但保护传统更重要。人生要有信仰，没有信仰，一切都无话可谈。对于藏族主张的“信仰”两字，今天的汉族始终不理解，不像历史上的过去有信仰。
藏族们的宗教自由受到严格的限制，这点全世界、全国人民都知道得很清楚，我也不展开说了。除了那几个重大节日之外，藏族们基本沉默着，做那些形式主义的举措而已。据悉，四川、青海、甘肃、云南等藏族自治州的宗教自由比西藏自治区宽泛很多，那些地方政府基本不管制僧侣们的宗教活动，因此，许多原来在拉萨从事活动的人都迁移到外地，寻找生存空间。这是现实的一部分，许多更深奥的现象，我没接触到。
最后，我正在写此文，时间晚上8点多，天没那么冷，身体好了一些，第一次走到了灯亮着（light-up）的布达拉宫广场，相当漂亮，庄严。走到广场中间，突然有个灵感掉下来。我现在所在的此地，前门是布达拉宫，中间有一条市内最为扎实、宽泛的路，接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高升着，然后是城市里最广大，管制最严格的广场，看后面，有个纪念碑，写着“西藏和平解放纪念碑——江泽民”。
我发觉想象到的味道和氛围是中国另外一个广场，是我很熟悉的场所。西藏的广场甚至凌驾于它。居民们究竟以什么样的心态看到这一场景呢？因为我知道首都居民对那块土地抱有特殊的情怀和警惕。是相信自己正在过合理的、幸福的日子？为了后一代的快乐，忍住一切压力度过着现实？还是什么都不想，顺其自然？我不知道。
我只是在默默地思考，任何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选择体制的权利。“一个民族等于一个国家”的世界统治方式本质上远远合理于大家沉淀于理想主义讨论的，替代联合国的“世界政府”的迎来。当然，我说的也是理想，比乌托邦或理想国还不现实，现实中的世界充满着权力政治和暴力统治，所以大国主张和谐。我们人类还将在国家与民族这两个矛盾体之间生存下去。为了解放自己，还会奋斗下去。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现有的国家统治方式是最好的”这一思维方式极为危险。但同时，广场的明亮也告诉我，现在我们无法找到代替国家的统治方式，人类还不具备着更加高尚的智慧和想象力。这是我的总结思考。这里是西藏，更是中国西藏。（2009年11月10日晚上 写于西藏拉萨布达拉宫广场／作者系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编辑：魏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