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罗蔚

    套用“被话语”来理解中国女权主义，可以看到，女权主张的女性解放进程一直处在被动状态中，从过去的“被解放”到今天的“被女权”。

    西方女性经历过痛苦的自我追寻阶段，其跌宕起伏的女性解放过程反映出西方女性在迷思中的涅。迎着警棍的袭击、手铐的枷锁、辣椒水的喷射，第一代女权者为女性赢得了投票权、受教育权、财产权等。在汽车后座、在农场、在性派对中第二代女权者为女性呼吁生育权、堕胎权、性权利等身体权利。现在，在舒适的家庭里、在喧闹的大街上、在宁静的教堂、在多元的大学校园，西方女权主义者的身影和声音并不匮乏，从全职主妇到政党领导、从白领雇员到蓝领工人、从大学女生到女教授、女作家。当然，重要的是，女权组织可以引领女性选票，性别身份在政治活动中作为重要元素运转。

    中国女性解放运动则是伴随着中国民族民主革命发展起来的。20世纪初，支持不支持女性解放可以成为评价一个男性摩登不摩登的标准。一些男性为了成为现代男人纷纷著书立说反对封建社会对女性的压迫。可以说，从一开始，女性就处于“被解放”的角色中。在这种“被解放”的过程中，女性获得了受教育权、婚姻自主权等，但这也只是更多地，让女性嫁人的时候有了资本，可以被家人骄傲地说：“我们家的小姐是念过洋学堂的。”

    随着建国大业的完成，旧社会的专制体制被推翻，国家话语解构了女人的自卑，改变了旧社会女人的“柔弱无助、任人宰割”的弱者形象。新的政体非常努力地寻求各种可能的机会为妇女谋利益，从宪法到政治制度、从政府组织到政党价值认同，“男女平等”成为国策，在国家意识形态中建立。受国家话语承认与鼓励，一大批女性受益者出现在公共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其中，目前的中国女权主义者就很大一部分是“男女平等”的妇女解放运动的受益者。

    改革开放后的知识女性，接触与了解到西方女权运动与妇女解放的历史，开始对“女强人”、“铁姑娘”式的女性形象进行反思，认为她们缺少了女性独特的魅力。“女性意识”自觉地在一批知识女性中渐渐弥散开，部分中国女权主义者便是在“女性意识”概念中逐渐沉淀与聚积起来的。

    很不幸的是，中国女性解放进程刚告别“被解放”时代，却很快进入到“被女权”时代。中国女性探求自我的自觉意识刚刚萌动，却被市场商业文化所利用，伪装成女权主张，歪曲女权主义的诉求，塑造一个伪装的女权时代。

    改革开放后的城市知识精英女性开始强调“女性意识”，反思“女性身份”，追问“女性价值”。但女权主张追问的独特女性意识与体验、气质……很快被上世纪90年代初发展起来的市场力量所绑架，将女权主义带入到另一个“被时代”—被市场绑架时代。市场很快塑造出强力的商业文化，蒙昧状态的中国女权意识一下子就被牵拉进去，被消费主义简单梳妆打扮一番，出现在大众视野与公共舞台，其内涵明显被窄化与粗俗化。所以，在市场迷雾中，社会大众无法理解台湾性权派女权主义者的口号“我们要性高潮，不要性骚扰”。

    很明显，市场话语轻而易举地冲击和瓦解了国家话语中的“男女平等”意识，解构了中国女权萌芽状态中的反男权锐气。将国家话语中塑造的伟岸威风的女人革命式姿势，换成了谄媚式的风情万种的现代女人表情。可以说，在萌芽期的中国女权主义还没来得及发展壮大，就被市场商业文化所利用和被扭曲。（作者系博士后、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副教授）

　　（编辑：魏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