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熊培云
写到插秧与劳动竞赛，不禁让我想起在网上搜集到的两幅宣传画。它们都叫《你追我赶》。一幅印刷于1965年，画的中央是一位健壮的农村妇女，卷着裤腿，脚穿草鞋，担着满满的一担绿秧，走过细细的田埂。
与此相比，另一幅《你追我赶》则要有名得多。作为1964年轰动全国的“政治黑画”，其命运也更曲折。
1964年，《中国青年》杂志在第24期刊发了辽宁青年画家李泽浩的这幅油画作品。这是一幅非常“主旋律”的作品，表现的是一群挑着担子疾行在芦花丛中的“社会主义青年人”，如何朝气蓬勃、满怀希望。此时，李泽浩已经毕业于鲁迅美术学院油画系，并留校任教。据说随后他还用稿费交了党费，以“感谢党的培养、学校的栽培、老师的教育”。
然而，在那个既全民皆兵又草木皆兵的年代，就是面对这样一个“又红又专”的人，许多读者在李泽浩的《你追我赶》中发现了大量“反动标语”与“反动暗示”。《你追我赶》发表之后，《中国青年》陆续收到几麻袋的读者揭发信：有的人看到芦苇丛中藏有“蒋介石万岁”；有的人对着阳光、灯光看从背面发现了“反共”和“以血还血”；有的人就芦苇倒向画面左侧认定这是“西风压倒东风”，是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国际形势“东风压倒西风”的英明论断———名副其实的捕风捉影……除此之外，更有人别出心裁，指出作者的名字同样反动透顶，李是“离”，泽是“毛泽东”，浩是“好”，连起来就是“离开毛泽东好”，这不是要背叛毛泽东思想？
在一幅普通的油画中竟能发现那么多的“反动口号”、“反对伎俩”，用21世纪的流行语来说真是“太有才了”。各路人马如此兴师动众，抓特务，抓反动派，细抠一张油画的每一个细节，其精细程度难免让人想起两年前的“周老虎”事件。不同只在于，人们拿显微镜看周老虎，是为了限制权力；而拿显微镜看《你追我赶》，则是抹杀权利。
今天，许多“爱国者”都在忙于抓汉奸，而我在此文中描绘的时代，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识特务者为俊杰”的时代。本村相邻的村子也是住过“特务”的———而且是“台湾特务”。在我幼年的记忆里，有一段模糊的影像一直挥之不去。事情发生在上世纪70年代末。那是一个秋天的中午，我正去上小学，走到河边时，看见当时的大队书记推着一位妇女在大队部的水泥坪上滚来滚去。水泥坪周围挤满了人，而这位被扒光了衣服的妇女正是本地著名“台湾特务”的老婆。直到我下课再次路过此处，周围人群已经散去，凉风四起，我仍看见这位光着身子的妇女被高高地绑在电线杆上，身上披着一捆稻草。奇怪的是，若干年后，当我向村民问起这件事时，许多大人对这次批斗竟然毫无印象———也许他们见得太多了，以至于我怀疑我这段记忆是不是来自梦境。然而，理智告诉我我没有能力捏造一个梦境来诋毁那个已经臭名昭著的时代，尽管那时候它已经渐近尾声。事实证明了我的判断，在我为写作此文而求证此事时，终于有当年的旁观者告诉我这一切都是真的。
在我小学快毕业时，“台湾特务”一家搬到老县城去了。据说这家人在街上做点卖冰棍类的小生意。对于我们这些乡村孩子来说，乡下人到城里卖冰棍也已经算是传奇了。许多人羡慕他们从此远走高飞，不再种地———用大人们的话来说是他们“晒不着日头了”。想着曾经遭受的无边苦难，这家人真有点像是童话里说的王子和公主，“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当然，几年后当我考上大学，离开农村，多了些阅历，真正了解到底层社会边界之宽、之广，就知道这家人在城里的生活其实也并不幸福，并不容易。
而且，真相也更残酷，事实上，这里的“公主”早就成了寡妇。“台湾特务”家原是地主成分，由于“收听敌台”，匿名给台湾方面写了封信，后来被人顺着邮戳当“特务”查出，坐了一段时间“哑巴牢”，后来据说是得了胃癌，没多久就死了。早先，他的小女儿成绩很不错。在当地，如果小学生考了前三名，学校会给家里发喜报，敲锣打鼓送到家长手里。然而，因为是“地主世家”，她的女儿虽然考了第二名，却被剥夺了这一资格。为此，孩子哭了几天，抱怨自己的父亲成分不好。今天无人不知，真正成分不好的恰恰是那个时代。
我能记起的另一次“抓特务”也是在1980年前后的一个夏天。大概是下午三四点钟，村子突然人声鼎沸，交头接耳，没过多久三四十位民兵和本村精壮劳力各自拿着步枪以及锄头、扁担等农具，向村前的小山上跑去。不知何故，当时都说是去“抓特务”，搞得人心惶惶。那天晚上，诸位壮士翻山越岭，目光如狼，终于在半夜抓到了一家“特务”。
当然他们并不是什么特务，而是“逃亡一家人”。这家人在当地的一家窑场做工，大概是不愿做了，于是不明不白地卖了些砖，偷偷卷铺盖走人，引起当地管事者的警惕。今天有村民回想起这件事时，只当这是一件风流往事。当晚，追捕的村民搜走了“特务”身上的大部分钱，只给留了一点路费，转天早上，这三四十人就近到县城大吃大喝一顿，顺便看了场名为《甜蜜的事业》的电影。
关于那个时代的事情，透过我偶尔搜集到一些散落的档案，亦可以看到许多平常人的命运如何因为地主或者“特务背景”而改变。比如有一位邓姓女生，生于1946年8月，老家原在余江县，1962年转入我的母校云山中学读书，1963-1966年转入永修中学，其父亲1947年毕业于国立中正大学农学院，此时在云山垦殖场总场生产办公室做农业技术员。1966年，县委政审小组与江西省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委员会九江考区办事处填的政审意见都是“不宜录取”。理由是，“该生祖父因反革命罪行被我镇压，两个舅舅潜逃。学生本人没有思想进步表现。”何等残酷的“不宜录取”，这四个字意味着无论她如何努力，都是白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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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并非所有评价都这么言简意赅，毫无情意。比如到了县中，班主任给予的第七条评价是这样的：“不爱文体活动，不爱说话，个性有时表现得急躁。因祖父被镇压怕影响自己的前途，背上了家（庭）出身的包袱，所以经常会哭。”简简单单几句话，如今读来，依旧让人无限忧伤。
尚可暖人的是，即使在这样的年月，还是有许多人像这位邓姓女生一样保持着纯朴的心灵。由于父母都是出于地主阶级，她在个人的自传中难免会提到“重在表现”的政策。与此同时，在谈到和祖父的关系时，有这样一段话让我感触至深：“总之，我与祖父的联系是比较多的，平均每学期都去过一次。老实说，自己虽然认识到他是工商业地主，是个剥削分子，但思想上对他还缺乏憎恨的感情，是恨不起来……”
亚里士多德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在度过20世纪的“真理之殇”后，我更想说的是：“我爱真理，我更爱母亲。”之所以有此比较，不是因为真理不可爱，而是因为这同样制造了无数仇恨的人造真理委实不可靠。今日中国，也许你已经清晰地看到，至少从我这一代人开始，已经意识到仇恨教育的种种坏处，并且对之深恶痛绝，而上述这位女同学当年对祖父之“恨不起来”，同样让我看到了黑暗年代的光亮，看到了人性最宝贵的流露与留存。
（实习编辑：魏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