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绪山

    一

    在古代中国，妾（或妾妇）本是妇女的代称，具体指出嫁的妇女。孟子说：“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孟子滕文公下》）可以为证。后来，随着婚姻习俗的变化，“妾”通常转用指通过非法定婚姻仪式进入男性家族生活的妇女。妾是中国传统社会婚姻制度衍生的畸形物。

    在男权社会里，即使明媒正娶的妇女（妻），其地位也较男子为低。处在“妾妇”地位的妇女，由于不是按照传统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进入男人家族，其人格权利较之“明媒正娶”的妻，地位更为低下，更得不到承认。这种低下的地位，决定了妾妇对于家族事务没有发言权。后世用“妾妇”一词指示小妾奴婢一类地位低下、在男性家族事务中没有正当发言权利或资格的女人；“妾妇之道”这一概念也有意义上的变化。

    由于在男人家族中的尴尬处境，妾妇要在家族中生存下去，必须处处谨小慎微，同时又要开动脑筋，想尽办法取得主政男子的欢心。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妾妇之道”的典型特征，是揣摩家主之意，曲意逢迎、刻意讨好——即使为了维护男子家族利益而进言，也不敢理直气壮，仗义执言；与此相对应的是“主父”的权力独擅和予取予夺。

    在中国传统社会，家族与社会实为一体，所谓“家规国法”实在就是一个圆点划出的两个半径不同的圆圈，因此，家族之道也就是国家与社会之道：家族行为中的“妾妇之道”自然也可延伸成为政治行为。这种“妾妇之道”显见于皇权制度下的“谏议”政治中。

    《晏子春秋》记录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谏议政治典例，是将“妾妇之道”和政治进谏艺术相结合的经典。《晏子春秋内篇谏上第二十五》：“景公使圉人养所爱马，暴死，公怒，令人操刀解养马者。是时，晏子侍前，左右执刀而进，晏子止之，而问于公曰：‘古时尧、舜支解人，从何躯始？’公矍然曰：‘从寡人始。’遂不支解。公曰：‘以属狱。’晏子曰：‘此不知其罪而死，臣请为君数之，使自知其罪，然后属之狱。’公曰：‘可。’晏子数之曰：‘尔罪有三：使汝养马而杀之，当死罪一也；又杀公之所最善马，当死罪二也；使公以一马之故而杀人，百姓闻之，必怨吾君，诸侯闻之，必轻吾国。汝杀公马，使公怨积于百姓，兵弱于邻国，当死罪三也。今以属狱。’公喟然叹曰：‘夫子释之，夫子释之，勿伤吾仁也！’” 

    晏婴进谏，可谓深谙“妾妇之道”。第一，上峰有错，绝不可直陈其错；要达到劝服上峰改正错误，必须曲意迂回，既要指出上峰的错误，又要照顾上峰的脸面，给台阶下。如果直接指出上峰的错误，不但不能解救马夫，而且可能促使马夫遭殃，甚至危及自己的前途和生命。其次，进谏必须以维护上峰的根本利益为前提。这是进谏能否成功的关键所系。晏子进谏之所以成功，就在于他向景公指出了为一马而杀人的后果，即：百姓闻之，必认为其暴虐；诸侯闻之，必轻视其治国无术。诸侯之蔑视，尚可不予理睬，但“怨积于百姓，兵弱于邻国”，在列国争雄的时代，则万万不能不顾及。于是，君主的杀人之心遂收，一场臣下的谏议遂获成功。

    类似的例子，还有《晏子春秋外篇重而异者第七》“晏子谏杀烛邹”：“景公好弋，使烛邹主鸟，而亡之。公怒，诏吏杀之。晏子曰：‘烛邹有罪三，请数之以其罪而杀之。’公曰：‘可。’于是召而数之公前，曰：‘烛邹！汝为吾君主鸟而亡之，是罪一也；使吾君以鸟之故杀人，是罪二也；使诸侯闻之，以吾君重鸟以轻士，是罪三也。’数烛邹罪已毕，请杀之。公曰：‘勿杀，寡人闻命矣。’”两次进谏，路数大同小异，可见这是晏子经常使用的手段。

    晏子的高明在于巧妙地将劝谏景公之意寓于对臣下的斥责之中，以表面的对下斥责指出君上的错误。因此，“妾妇之道”的运用是否得当，乃能否成功的关键，故需要用心经营。

    晏婴将“妾妇之道”运用到谏议政治，达到炉火纯青、天衣无缝的水准，很自然地成为后代仿效的榜样。唐代贞观时期，被视为开明君主的唐太宗，因马夫弄死了自己心爱的战马，要杀死马夫。长孙皇后劝谏太宗时，也是仿效晏子故事：她一方面以百般温顺侍奉太宗而动之以情，另一方面则以景公受谏赦宥马夫的故事而晓之以理，终于打动了太宗，放弃了杀人之念。

    长孙皇后是善用“妾妇之道”劝谏的典型。魏征虽是唐太宗倚重的大臣，但魏征屡次不留情面，毫不忌惮地进谏，使太宗十分难堪。某次罢朝，唐太宗气愤难消，对长孙皇后说，魏征在朝廷屡次发难，使我难堪，誓要杀掉这个乡下佬。精明干练的长孙皇后没有煞费口舌去评判魏征的是非长短，而是退到内室，煞有介事地穿上朝服，以臣下之礼向太宗祝贺，满足太宗的自尊心：“妾闻主明臣直，今魏征直，因陛下之明也。”一个“妾妇之道”的迂回拍马，直搔到痒处，让太宗转怒为喜，于是一场杀戮忠臣的悲剧，竟然得以避免，而以一场喜剧告终，成为中国历史上进谏纳谏的千古美谈，同时也成了谏议舞台上巾帼不让须眉的典例。此乃“妾妇之道”的妙用。

    二

    中国传统士大夫受儒家入仕思想熏陶，大多具有“治国平天下”的豪情壮志，但投身仕途的士子，面对“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家天下”权力垄断制度，永远不可能摆脱为他人看护家业的“妾妇”地位，于是“妾妇之情”便成为士子天然的情感。所谓“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的响亮口号，只有在民众揭竿而起时才有可能出现。这种“妾妇之情”在儒士们怀才不遇或遭贬黜之时，表现尤为明显。屈原遭贬于楚怀王乃赋《离骚》，其中有云：“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完全是一幅被抛弃的“妾妇”的可怜形象。唐朱庆余《近试上张水部》：“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更是活脱脱的儒士“妾妇行状”。

    将“妾妇之道”运用于政治谏议，乃是皇权专制制度的必然产物。皇权专制制度的本质在于权力（人、物支配权）的垄断。这一特点贯穿于皇权专制社会的始终。秦始皇声称：“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司马迁《史记高祖本纪》记载汉高祖夺取天下后的心态：“高祖大朝诸侯群臣，置酒未央前殿。高祖奉玉卮，起为太上皇寿，曰：‘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殿上群臣皆呼万岁，大笑为乐。”在臣属方面，这种“家天下”惯例也被视为理故固然。《汉书哀帝纪》记载，有同性恋倾向的汉哀帝宠幸董贤，将天下视为可以随意处置的己产赠人，醉酒后：“从容视贤笑曰：‘吾欲法尧禅舜，何如？’”遭到中常侍王闳的反对，于是王闳“进曰：‘天下乃高皇帝天下，非陛下之有也。陛下承宗庙，当传子孙于无穷。统业至重，天子无戏言！’”臣子的反对意见好似不同于皇帝的任性行为，但其实质则一，不过认为天下乃皇族家产而已。海瑞给嘉靖皇帝的《治安疏》开头就称：“君者，天下臣民万物之主也。”可见，无论对于皇帝还是臣民，都相信“家天下”的万物垄断权乃天经地义。

    既然天下是皇帝的“家天下”，士子的忧国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他人作嫁衣裳；儒家所谓“天下有道则仕，无道则隐”，实际上是对这个事实无可奈可地承认。“食君俸禄，为君分忧”被认为是臣子的职分，但履行职分是万万不可以“主人翁”自居的。明成祖朱棣明白地告诉方孝孺，他夺取其侄子建文帝的皇位乃是“自家事”，但方孝孺还以“主人翁”的姿态拒不服从与合作，结果被灭十族，连门生也随之遭殃。方孝孺的悲剧在于，他不明白皇权专制制度下，所谓“臣”“妾”本为一体，即使是所谓“命臣”，其实与“妾妇”也是一回事，是不可喧宾夺主，甚或反宾为主的。

    与这种垄断权相伴随的，是皇帝的“主人翁”威严：所谓神龙“逆鳞”不可触摸的神话，实际上成了皇帝拒谏饰非的“天理”根据。《韩非子说难》：“夫龙之为虫也，柔可狎而骑也。然其喉下有逆鳞径尺，若有人婴之者，则必杀人。”这种神龙“逆鳞”禁忌，使臣属进谏之时，必须用心琢磨，仔细盘算；只有将“妾妇之道”运用得当，且冒犯的所谓“明君”能够纳谏，谏议才能奏效，如果不识时务，犯颜直谏，触及到“逆鳞”（所谓“批逆鳞”），则将身败名裂。这方面有正反两方面的例子很多。

    狄仁杰仪凤中为大理丞，时武卫大将军权善才误斫皇陵树木，高宗大怒，一定要狄仁杰处斩权善才，狄仁杰坚持罚当其罪，不应处斩。狄仁杰不愧是深谙“妾妇之道”的行家里手，他在“批逆鳞”时将“妾妇之道”运用地炉火纯青：“臣闻逆龙鳞，忤人主，自古以为难，臣以为不难。居桀纣时则难，尧舜时则不难。臣今幸逢尧舜，不俱比干之诛。陛下不纳臣言，臣瞑目之后，羞见释之，辛毗于地下。”先将尧舜明君的高帽子优雅地戴在高宗头上，给予出路，同时又暗喻不接受进谏就意味者甘于与桀纣为伍。这软硬两手同时并用，果然奏效，君臣彼此给足面子，皆大欢喜！

    不过，在暴虐的君主那里，传统的“妾妇之道”的效力就大打折扣。海瑞以刚直见称，他给嘉靖皇帝的《治安疏》，直陈皇帝的荒唐昏聩的同时，也曾为嘉靖皇帝戴高帽子：“陛下天资英断，睿识绝人，可为尧、舜，可为禹、汤、文、武，下之如汉宣之厉精，光武之大度，唐太宗之英武无敌…… 陛下优为之。”但这一套并不发挥作用，终于导致自己身陷囹圄。多亏嘉靖先死，海瑞才躲过一劫。可见，这“妾妇之道”也不是万灵妙药，毕竟，它就像动物界中食草动物身上的一道保护色，仅具有被动的保护作用，而单纯的消极自我保护，是抵不过食肉者的锋牙利齿的。善用“妾妇之道”，对于保全性命固然重要，但生杀予夺的权力还是操之于皇权之手。所以，在皇权专制制度下，即使处心积虑、玩空心思地小心提防，也难以永远保全身家性命，所谓“伴君如伴虎”，此之谓也；因为，拥有超越法律权力的皇帝老儿，实际上并非儒家政治伦理所宣扬的“德善天子”，而是掌握强大武力、欲望不受约束的恐怖机器，一旦他走上任性妄为之路，“妾妇之道”是无法保障官员免于灭顶之灾的，更不用说普通民众。

   （编辑：林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