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法生
漆黑的夜幕下，阵阵狼嚎声从南山坡传来，犹如电流一般，通过夜色的导体迅速传遍了整个山村。狼来了！立时，象接到了鸡毛信一样，一户又一户的灯熄了，一家又一家的大门迅速关闭，孩子们不敢再哭闹，大人们屏住了呼吸。整个村子很快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似乎是在狼的嚎叫声中战栗，那接二连三的关门声，算是这个小小的文明世界对于野狼的咆哮的唯一的回应。
你不要以为这是小说家的虚构，这是事实，发生在我的故乡的真实的一幕。
近年来，为了保护植被和促进旅游，这个山区镇采取了封山育林政策，禁止村民上山放牧，山上的植被得以迅速恢复。不几年的时间里，树多了，草深了，山绿了，野兔、狐狸之类的小动物们也在山间活跃了起来，曾经是光秃秃的山丘变得郁郁葱葱。你不能不佩服大自然内在的生机与活力，只要人类停止破坏，它会迅速给你显示出一道道神迹。
然而有一利必有一弊，山林野兔招来了游客，也招来了狼。不知什么时候，关于狼的传说开始在村里流行开来，而且传说迅速成为现实，它此时此刻南山坡上咆哮着。
狼的咆哮不是星球大战计划，其目的不仅是用来威慑。没有什么能够阻止它进村的决心，老乡栏圏里那些膘肥体壮的的猪羊的魅力是难以抗拒的。不久， 一只狼在竟然在黄昏时分就进村扫荡，咬伤了村头一家农民的一只大肥羊。然而它太性急了，过度的贪婪使他犯了轻敌冒进的错误，毕竟正是家家户户炊烟升起的时候，羊的喊叫惊动了刚从田野回家的主人，主人的呼救声喊来了一群手提灯笼火把和锄头的邻居。
狼落荒而逃，那只可怜的羊捡回一条性命，却留下了令人尴尬的残疾，它的喉头被狼咬穿，留下两个小圆洞，后来每当吃草的时候就不断地有草料碴儿从里面掉出来。它的传奇故事在村子里不胫而走，引得不少孩子们前来围观，也成了大人们用来进行警钟长鸣教育的活教材。
野狼的出没给正在进行中的新农村建设出了一道不小的难题。西方管理学有一个漏洞假设：管理事故的出现必然是因为管理体制上的漏洞；而管理漏洞的存在一定会导致管理事故的发生。看来山村里的这个漏洞是足够大的，大到连野狼都可以从中逃逸。
我小的时候山里也有狼，但似乎没有这样的恐慌，因为那时村子里有一支强大的民兵连。出于备战备荒为人民的需要，民兵连经常进行实战演练，山坡、田间、村头，甚至是我们小学的操场，都是他们训练的好场所。每当清晨，天蒙蒙亮的时候，一阵阵嘹亮的军号声在这个小山村里回荡，孩子们知道，民兵连的演练开始了。
那些年头， 持续不断的毁林开荒和接二连三的大饥荒把人和狼一同赶上绝路，山上所剩无几的树的树叶和树皮都给人吃光了，哪里还来的野兔？没有了野兔可以吃，狼只得进村子铤而走险，然而村里的民兵连正等着他们呢。我们村的民兵连长，铁青着脸，背着冲锋枪，早已指挥着村里的基干民兵布下天罗地网。他对于狼的政策与对阶级敌人的政策是一样的：从肉体上消灭。狼很快绝迹了，他成了那些一家一户的农民的保护神。后来民兵连的建制被撤消，昔日威风凛凛的民兵连长也渐渐被时间变成了一个驼背弓腰的农村老头，后来得了一种奇怪的病症，并于几年羽化登仙而去了。
然而，即使到了今天这种地步，即使整个村子在野狼的咆哮中发抖，我还是不愿意请他带着民兵连杀回来，因为他不光打狼，他还打人。他抓人，用皮带抽人，开大批判会会，让农民扛着一棵树在村子游街示众，边走边交待自己所犯的罪行。那景观，今天的人见了一定会惊讶得说不出话来。那些人，据他的说法，都是这个村子里的阶级敌人，和狼一样，也应该从肉体上加以消灭。
他其实是我们家的一个远房亲戚，算是我的长辈，对我们这些小孩子也算是和气。但他却是我从小最惧怕的人，甚至连他的笑容都令我感到莫名的恐惧。那是一种古怪的，威胁性的，意味深长的笑，说是笑，却没有声响，硬硬地挂在那张本来就不该笑的脸上，无形之中给你增添了更大的心理压力。他的笑容看上去对于大人和小孩子毫无二致。这种笑不可以用笑里藏刀来相容，因为那刀并不是藏在那笑里面，我感到那笑本身就是刀，它高悬于村子里每一个村民的头上，随时会落下来。
这种坚硬的笑犹如梦魇一般的缠绕着我的童年和少年，直到我上了大学，参加了工作，读了奥威尔的书，才终于理解了它的内涵。当一个人手中的权力失去任何外部制约的时候，他的心理甚至他的微笑都回发生某种变异，这就是我在那个小山村接受的最早的政治学启蒙。 [NextPage]
说实在的，在他和狼之间，我宁愿选择狼，因为狼无非是要偷几只羊吃，目的在于解决温饱问题，直到目前，它们还从来没有伤害过村民的记录。
不要民兵连，乡村里还有什么社会样的社会组织资源可以用来对付狼呢？
如果将探寻的目光转向历史的深处，你便会发现一种曾经流传了几千年的民间组织，就是乡勇。直到抗日战争之前，每当村民的安全遇到威胁时，就会有村里的乡绅站出来组织乡勇，保卫村庄。我的一个曾经读过四书五经的曾祖父就有过带领乡勇打击土匪的壮举。组织起来的村庄是不会惧怕狼的，然而一家一户的村庄，哪怕他再大，也不是一只狼的对手。
可惜，这种传统组织已经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了。乡勇的组建需要乡绅的存在，没有乡绅的乡勇很容易变成祸害百姓的土匪。而土地革命和文化大革命已经彻底铲除了乡绅产生的经济土壤和文化土壤，为我们遗留下一个没有乡绅的乡村。
然而即使没有了乡绅，乡村的事情也还没有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一个法国版本的狼的故事可以证明这一点。在遥远的法国的一个偏远的山村里也出现了狼并危及村民的牲畜，这一事态经本地的报纸电台披露后，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民意代表的立即前来调查并对当地警察局进行质询，警察局马上调拨警力前来助阵，一场野狼危机也就迅速化解。
然而，这种模式看起来又过于遥远。在目前的社会运行体制中，农民的事情显得远没有那么重要，即使狼已经闯进了他们的家门。你或许不同意我的推断，但你得正视如下的事实：在村子闹狼的日子里，没有农民曾想到过记者，甚至没有人想到派出所。
狼的咆哮留给我们的一个重要的启示，目前中国的乡村所面临的真正困境是乡村自治组织的重建问题。在大多数地方，新农村建设又变成了上项目、搞规划、铺摊子，而对于农村社会组织的重建鲜有触及，这完全是一种误诊，是GDP崇拜症在乡村发作的典型案例。单纯的经济措施无法解决乡村目前的价值真空和制度缺失，也不可能给乡村带来良好的秩序和民风，它甚至无法为山区的农民建起一道免受野狼威胁的有效屏障。多年以前已经有学者呼吁允许农民自己组织农会，将农会的组织形式与历史悠久的乡村自治传统相结合，并继续深化改革完善现有的村民选举制度，才有可能为解决乡村的野狼危机找到一条出路，而一个既没有了乡绅，又没有通畅的民意表达机制和渠道，甚至连民兵连也没有的乡村，只能是狼的天堂。
（编辑：林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