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许知远

    一

    1730年4月4日，《大义觉迷录》的第一套刻版完成。第一批印刷了500册，分发给在京的文武大臣，第二批印成后发送给各省高级官员，各省督抚还收到一套作为其所在省的印书馆的范本，以便刻制新的木刻印板，分发给本省的大量的低级官员，后者继续传递给县镇内的读书人。

    4月27日，驻守北京外围的武官收到了书，5月5日，陕西总督岳钟琪得到书，6月4日，广东提督也接到兵部送来的书，到了11月底，甚至台湾的官员也上奏说收到了书。

    7万字的著作不算简短，分4卷，509页，汉字竖排，没有现代人熟悉的标点符号，各卷单面印刷后从版口对折成正反两面，装订成册。印刷厂在不停的赶工，皇帝要求的读者是如此广阔。科举制度造就了无数的读书人，仅仅在台湾，当地的官员估计至少需要1230本新书才能符合皇上“人人观览悉知”的圣谕。

    仅仅阅读是不够的，何况疆域辽阔的帝国中，大多数人并不识字。皇帝从选取了才学与道德都值得他信赖的文人，派遣到西北宣讲《大义觉迷录》的宗旨。这些长期埋首于儒学经典与权力斗争中的京城官员，穿越还算繁华的市镇，走到人烟稀少的乡村。在所到之处，他们建立起一座座临时“龙亭”，焚烧香料，在努力营造的庄严气氛中，大声宣讲授《大义觉迷录》。在兰州的一场讲授中，宣讲者郑禅宝相信，大约有一万名士兵和百姓聚集在一起，虔诚的听讲，在理应人烟稀少的酒泉，则有两万人加入了听众的队伍。

    二

    这听起来就像是一场清代版的畅销书推广计划，尽管这本书的两位合著者没有参与签名售书。这是一对再奇怪不过的合作者，其中之一的曾静来自湖南永兴，出生于1679年的他，是一名再普通不过的读书人，因考试劣等被革退，放弃科举在本地教书，见过他的浙江总督李卫有点不屑地说“观其状貌语言，乃系鄙陋不堪甚属平常者”。

    在那些大量的需要打发的闲散时光里，边缘知识分子曾静阅读到吕留良的作品。

    出生于1629年的吕留良，青年时代目睹了旧世界的崩溃，在他去世时，则无力地看到一个新秩序正日渐稳固。就外表看来，他正已接受了历史的变迁，他像前代读书人一样在新王朝继续谋取功名，尽管只获得了最低一等的秀才，他还注释儒家经典，编篡进士考试文章范文。他的真实情感，只有通过私下的写作，才充分的暴露出来，在给朋友的信件中，在日记里，吕留良不掩饰的对明政权的眷恋，他嘲讽了为了名利而变节的汉人，他对于那些拒不接受新秩序的清高之士表达了赞扬，认为拒绝更换满族人的衣服、不剃发蕴涵了这种抵抗的最值得赞扬的勇气。他喜欢历史类比，不厌其烦的将所处的状况，作比于元朝取代宋朝的时刻，丧国之痛弥漫其中。一些时候，他甚至虚构历史以加重自己的观点。他说，1662年南明永历皇帝在中缅边境被清军杀死时，天地为之变色，而满汉官兵皆为动容。

    他还乐于收集社会流言，为纯粹偶然或不相关的信息赋予意义。他的日记本有些部分就像是今天网络的社会新闻栏目，充斥着“凤凰突然降临河南一个村庄”、“京中起怪风三日”这样的记录，而他相信所有的怪事都象征着某种征兆——时局将再次改变。

    整整年轻了50岁的曾静受到了吕留良的鼓舞，浙江人的知识幽灵毫无障碍的飘移到一个湖南人的心中。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某种狂妄与轻率，轻易地将此发展为某种行动，于是曾静派出了他的学生张熙前往陕西，他们希望说服一位可能率领百姓们起义推翻清朝的总督，他的名字叫钟岳琪。

    三

    曾静与张熙对于自己即将展开的事业的信念建立于可笑的基础上，因为他姓钟，他是宋朝抵御女真人入侵的著名民族英雄岳飞的后代，如果可以将满族人视作女真人的后裔，而明代是宋代的延续，那岳钟琪为何不能继续岳飞的事业？事实上，这种期待从来没有停止过，在这位早已死心踏地追随清王朝的岳将军曾担任总督的四川，就流传过其举兵反清的谣言。

    当然，曾静所依赖的不仅是这些。在一封准备投给岳钟琪的书信中，他洋洋洒洒地列举了失衡的社会秩序给百姓带来的灾难，列举了雍正皇帝所犯下的十宗罪：谋父、逼母、杀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怀疑诛忠、好谀任佞。

    当张熙在1728年西安城内的一条大街上，拦住岳钟琪的轿子，将策反书上呈之时，像所有帝国的所有官员，不管是高级还是低级，岳钟琪从来没有获得一种真正的安全感。帝国最辉煌的官员年羹尧曾是雍正皇帝最信任的人，他的妹妹是皇帝的宠妃。但在1726年，他还是被责令自裁，并被罗列了92项罪状。官员都知道，在所有的可能的罪行中，没什么比谋反更可能招致最严厉的惩罚的了。很多时刻，他们必须拼命地证明自己的清白，不遗余力地检讨自己的错误，他们在皇帝面前毫无争辩的可能性，“伴君如伴虎”，而他们的同僚正满怀期待他犯下错误。官场的生活小心翼翼，如履薄冰。

    根据以往的经验，岳钟琪在经过短暂的、没有成功的审讯之后，迅速给皇帝写了奏折，这是最不坏的显示自己的清白的方式。清代的皇帝喜欢这种信息传统的迅速。历史学家们相信，信息系统的改进是清朝专制政治最重要的特性之一，奏折制度使得皇帝成为信息中心，也使得皇帝与官僚之间产生了悬殊的信息不对称。不对称赋予了皇帝更显著的权力，却不一定给予他安全感。接到陕西来的密奏的雍正，正被一种惊人的不安全感包围着，即使他是历史上最勤奋的执政者、从不忌讳对于暴力的使用，他对自己地位的合法性的忧虑，自他当政以来，也从来没消退过。

    四

    三十八岁那年，康熙的第四个儿子，成为了雍正皇帝。

    他的政权建立在一连串暴力行动的基础上。

    他杀死了同父异母的三个哥哥，他的八弟、九弟长期被囚禁，并被称为“阿其那（肥如猪）”、“塞思黑（贱如狗）”，深得他父亲宠爱的十四弟则在西北被监禁着。他是一位典型的阴谋论者，内心的毒液令他难以安宁。他很少信任任何人，他在那些拥有兵权的将军身边安插特务，在铲除这些高级官员时毫不留情；与他的父亲不同，他对于陌生事物的恐惧要大于兴趣，他对于来自欧洲的传教士、日本的商人都采取不欢迎的态度……

    他的残暴，在某方面引发了人们对他的统治合法性的争议。一些流传在江南地区（并且流传了一代又一代，在200年后的香港电视剧中仍反复出现）的说法是这样的：是雍正篡改了康熙的遗嘱，才获得了皇位。

    尽管清军入关已经将近100年，但是明朝覆没的社会动荡仍未全部终结，蓄上辫子的汉人似乎仍未完全从内心深处归顺新统治者，尤其是生活在江南的知识精英们，他们中的一些人仍保持着傲慢。正如汉学家史景迁所猜测的，一幅悲观主义者的画面经常浮现在雍正的头脑中：“士子文人兴风作浪，谋逆活动触目惊心，两者互相纠集，形成了一股抗拒朝廷的势力” 。

    他用勤奋来减缓内心的不安。他将精力用在阅读奏章，而非后宫，或是像他的继承人乾隆一样浪费在好大喜功的排场上，他的内心是封闭的，所以对他的父亲那种巡游不感兴趣，甚至不无恐惧。他45岁才继承皇位，之前，他目睹了他的大哥与二哥如何在继承人的位置上折腾不休。“多年与众皇子明争暗斗、觊觎皇位的岁月深深地影响了他的判断，”史景迁写到，“他很久以来就养成了坚毅固执的禀性。”很有可能，当他读到岳钟琪的密奏时，曾静的指责在一瞬间触及到了他内心长期的压抑。那些指责激发起他为自己辩护的热忱。于是，书籍出版史上最奇特的合作开始了。[NextPage]

    五

    这是一场力量悬殊的斗争。对于曾静及其同案犯的抓捕，是可以想见的轻易，对于早已故去的吕留良的后代的寻找也同样轻松。问题的关键是，雍正如何将他无上的政治和经济权力，转化成对文化与社会心理上的影响力。在他任内，他试图将法家的严厉与儒家的伦理结合在一起，他不仅是军事统帅、政治领袖，还要成为意见引领者。

    观念的变化注定是缓慢的。在一个没有电报、互联网、铁路、公路网的世界里，信息的传递依靠抄写、口耳相传，或是一位陌生的旅行者的突然到来……因为静态的生活难得受到打扰，记忆也保存得格外的长久，当然在此过程中，它不可避免的变形，一段话从这个人传到另一个人，到了最后，连最初的说话人都辨不出了。

    曾静案最终被证明是一个不值得深究的谋反案件。但是从皇帝充满猜疑的内心开始的，一层又一层的官员对于自己地位的不安全感，将它描绘成一个怪兽。如果，曾静不曾提到浙江的吕留良，那么这个案件可能不会比岳钟琪1722年遭遇的满口叫喊“岳爷起兵”的疯子引起更多的轰动，但是由于江南士人因素的介入，皇帝忧虑变得不可阻扼——江南的士人领袖们长期以来都和朝廷争夺着话语权。为此，雍正不惜专门设立“观风整俗使”一职，来教育那些“恩德所不能感化者”，以防止“狼子野心聚于一方”。一些时候，他还会赤裸裸地动用惩罚措施：在1723年的会试中，35名浙江人获得了进士资格，到了1727年的下一届，则无一浙江举子高中。对于读书人来说，没什么比这更残酷的行动了。

    当然，全剧的高潮来自于雍正皇帝与曾静之间的对答。

    在监狱中，曾静被免于惯常的牢狱之难，这个乡下的教书匠甚至得到了物质上的优待。他还获得阅读与写作的自由。坐在气宇非凡的紫禁城内或是神清气爽的圆明园里，雍正皇帝逐字逐句地驳斥曾静的指责。除去政治上的需求，我们也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即像进入状态的作家一样，雍正在写作中获得了寻找自己内心的快感，这种自我认同长期被包裹于权力缔造的冷冰冰的外壳之内。

    雍正给曾静送去大量自己批阅的奏折。这些奏折显示，当今的皇帝不仅拥有事必恭亲的敬业精神，还对于经济、伦理、法制都有广泛的涉猎与理解能力。皇帝纵论了历史，谈到了他对道德的重视，强调了真正的伦理不是狭隘的反对异族的统治，而是寻找一种对促进整个社会繁荣的方式。他也谈论了自己，他为自己的行为进行辩护，并多少将自己描写成一个清教徒的形象……在谋逆书里，曾静通过对现行社会的攻击与批判，呼唤一种新的社会秩序。而在对曾静的反驳里，雍正则相信他的统治正将中国带入一个新时代：“自古中外一家、幅员极广，未有如我朝也。”

    六

    曾静的结局是一个意外的美好。在表明自己因才识粗陋而犯下大错之后，曾静被视作一个全身心都被改造好的知识分子的模范。他的全家没有遭罪，他自己也被释放，政府甚至拨款1000两白银，以资助他的生活。

    但是，其他所有人都没有曾静的好运气，即使被其他读书人称作毫无才学的吕留良的第九个儿子也被斩立决，只与曾静的学生张熙见过一面的吕留良的第四个儿子则已死在狱中，而吕留良和死去的长子的尸体被挖了出来，示众。那些隐藏在笔记里的思想的幽灵，让雍正难消心头之恨，他甚至想把吕家超过16岁的男子全部斩首，最后因人数太多，改为发配为奴……至于其他的牵连者，几乎无一例外地被处死，尽管他们的行为可能根本无关大局。而这封谋逆书的最先阅读者岳钟琪也同样命运不济，他未能逃脱出类似年羹尧式的命运。

    而一场宣传运动展开了。由曾静的指责、雍正的辩护，以及曾静的翻然悔悟之词构成的《大义觉迷录》，变成了人人都要领会的书籍。最主要的官方知识分子都被发动起来，进行一场批判吕留良思想的运动，然后他们中的一些人被派遣到偏远之地，对无数普通人进行思想上的教化。所有的行动最终汇成了一场缔造新的意识形态的活动——人们理应抛弃对昔日明朝的迷恋，投身到这个新世界之中。

    但是，轶事与丑闻，总比辩白与分析，更能打动人心。在千万册的《大义觉迷录》中，大多数读者之记住了曾静对清王朝的指责与对雍正的人身攻击，那里面蕴涵着那么多的皇室丑闻，却对雍正的笔记毫无兴趣。雍正想将诽谤公布天下，以获清白，却引发了完全相反的作用。乾隆皇帝在继位后下令收集销毁《大义觉迷录》，一场运动终结了，但这本书却因此获得了更坚韧的生命力。

   (编辑：林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