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杜萌若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国内学术界关于“文化失语”问题的讨论成为热点，持民族文化本位立场的学者反对“五四”以来的传统文化批判和皈依西方的“拿来主义”态度，强调民族自我“文化认同”的紧迫性和必要性。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下，萨义德的“东方学”成为学者们引为同道的“理论武器”。
在《东方学》一书中，萨义德指出，在西方人的视野中，东方人很少被观看或凝视；他们不是作为公民甚至不是作为人被审视和分析，而是作为有待解决的问题，有待限定或接管的对象。这样一种态度非常容易被看成是一种对抗西方的态度。整个西方就是阿拉伯和伊斯兰或者伊朗、中国、印度和其他许多遭受西方殖民和偏见的非欧洲民族的敌人——《东方学》的读者和评论家普遍对本书的主题作如是观。然而，在这样的阐释语境下，萨义德的思想事实上遭到了严重的误读。
1991年5月22日，萨义德应南非开普敦大学之邀，作了题为《认同·权威·自由：君主与旅人》的演讲，纪念该校反对南非种族隔离政策的已故副校长戴维。在这篇演讲中，萨义德谈到了自己的三重身份：“我是个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也是个美国人……此外，我还是个学院中人。”族裔意义上的阿拉伯人萨义德，国籍意义上的美国人萨义德，社会功能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萨义德，何者是“第一性”的萨义德？
萨义德从不讳言他与本族裔文化传统的疏离。在1989年的一次访谈中他坦率地承认，在开罗读中学的六年时间里简直像是生活在蚕茧之中，与周围阿拉伯人的世界完全隔绝。对于他成年后的学习地以及一生的工作地美国，萨义德一直与之格格不入，他并不留恋和热爱他青年时代在美国大学的求学生活，他留恋和热爱的是“大学本身”。萨义德认为，在理想的大学存在状态下，活动于其中的主导者知识分子可以超越族裔或国籍的羁绊，出入于各种文化，而不属于其中任何一种，作为“世界公民”独立自由地发表意见、介入重大的现实问题。在萨义德的心目中，他的知识分子的身份绝对优先于阿拉伯人的身份和美国人的身份，他所要承担的是危机时代的知识分子的责任，特别是在定义危机中所扮演的角色。《东方学》就是知识分子萨义德定义危机的一部里程碑式的范例。
萨义德意在阐明的是，无论是西方想象中的“东方”，还是东方想象中的“西方”，其作为凝固图像的虚构性均是同一的；无论是“东方”或“西方”的自我身份的建构，还是“东方”或“西方”的他者身份的建构，其作为“集团性”自我意识以及假想敌意识的部族文化确立功能亦是同一的。任何一种部族文化的确立都需要以本质论为前提的本土主义、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等自我认同政治的支撑。萨义德正是针对这一点提出了一连串尖锐犀利的问题：人们是如何表述其他文化的？什么是另一种文化？文化（或种族、宗教、文明）差异这一概念是否行之有效？……萨义德对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深恶痛绝，呼吁来自不同族裔、不同国籍、不同文化背景中的人们走出人为设置的“集团性”自我的牢笼，而在这一过程中，知识分子的重任之一就是努力破除限制人类思想和沟通的定型和化约式范畴。
在萨义德看来，如果“知识分子”处于文化归属意义上无所归依的“流亡”状态，那么这是一种幸运。似乎没有人能够摆脱“我们”和“他们”的这一对立，惟一的例外便是作为世界公民的“流亡知识分子”，而他本人就属于这“少数幸福的人”。寓言故事中的蝙蝠在鸟和兽的两个世界周旋碰壁，现实生活中的萨义德在东方和西方两个世界自由穿梭。根据萨义德本人的说法，他的特殊的“流亡知识分子”的身份使得他既不完全属于“东方”，也不完全属于“西方”，于是他可以获得一种超然自在的既非“西方中心主义”、又非“东方中心主义”的观照视角，从而“实现跨民族的人类互动的梦想”。吊诡的是，萨义德借以跳出“东方中心主义”、“西方中心主义”的撑杆正是西方文化传统、尤其是启蒙运动以来的“自由、平等、博爱”思想以及康德式的理性批判精神。萨义德果真跳出了“文化认同”的魔圈吗？
萨义德的思想与20世纪西方自由派思想家以赛亚·伯林、约翰·罗尔斯、于尔根·哈贝马斯、理查德·罗蒂等有颇多分歧，不过在大原则上，可以说均是近师启蒙思想、尤其是康德的批判哲学，远宗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的，也就是说，《东方学》事实上仍然属于典型的西方思想范式的产物。
在他生前完成的最后一部著作《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中，萨义德明确表达了他捍卫人文主义的坚定信念：“我相信，而且现在依然相信，有可能在人文主义的名下，对人文主义保持批判性。”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晰地听到康德理性主义大前提下理性批判的回声。在这层意义上人文主义者的萨义德身上体现出的几乎是原汁原味的西方近代启蒙理性精神，与他引为同道的乔姆斯基有着共通的思想渊源。
毋庸置疑，对“五四”以来“反传统”的主流文化策略加以修正、合理地重拾“文化认同”的立场有其必要性，在总体上对于当代中国文化的走向也是有益的。只是把萨义德的“东方学”视为“文化认同”的范例却不免南辕北辙！
（实习编辑：魏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