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绪山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在与西方列强的冲突中开始了不可逆转的现代性改造。这个过程，在经济层面表现为由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的转变，即向市场运作方式的转变；在政治制度方面变现为由封闭（垄断）的权力制度向开放政治制度的转变，即政治制度的民主化；在文化伦理层面表现为，封闭文化思维习惯向开放文化思维的转变，即传统思维的“科学化”。在这三个层面中，政治制度层面的民主化改造，是这个改造过程至关重要的环节。
政治制度的民主化和传统思维的“科学化”涉及到我族所习以为常的传统文化。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传统政治伦理对权力本质的认识，是民主化改造的直接的障碍。
我们不妨从现实生活的小实例说起。2008年12月20日下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走进图书馆与自习的学生座谈，一位浑然不觉的女生背对着总理认真学习，场景被拍了下来并张贴在网上，引发网民的热议，这位女生被有些人称为“北航史上最牛女生”。
温家宝是学者型的政治家，熟读许多现代政治理论著作，他必定非常清楚地知道，在近代世界潮流中“公民权利”的地位及其对我国社会现代性改造的意义，所以他一定意识到，作为公民，任何一位学生对总理的到来是否表示欢迎，完全是个人的权利。国务院总理到一地考察，是他本职的一部分，就如同农民要种地，工人要上班，教师要授课一样，本身并没有任何神秘性和特异性；在公民社会，总理也是公民，与其他公民没有什么两样，只不过在社会分工中他的政治才华适应总理这个角色，较之他人可以更好服务于国家与社会而已。可以相见，温家宝不会将自己与传统上的“朝廷命官”联系起来，也不会将一位公民对自己的忽略视为对“神圣权力”的冒犯。
然而，对于那位女生的报道，却使我们看到了我族传统政治伦理可怕的一面。忽略总理光临竟被视为异常事件，这种习惯思维使我们看到了浸入我族骨髓的根深蒂固的传统权力神圣意识。这位女生之所以被人称“牛”，而且加了“最”字，是因为她的暂时的“背对”——据报道她当时只是不知道总理大驾光临——有悖于我们常见的情景。那么，对于诸如总理光临这样的事情，中国民众常见的光景是怎样呢？毫无疑问，几乎无一例外的是夹道欢迎，毕恭毕敬；如果有幸与总理握握手的话，那一定会受宠若惊，无限风光，成为日后向人炫耀的资本；更有甚者，可能要感动得热泪盈眶，幸福的暖流涌遍全身。
与此相类似的一些事情可以说明问题。众所周知，在全国的各个高校，校长在员工面前无疑享受着“权力神圣”观念带来的无上尊严，然而，面对教育部派下来进行高校评估的办事人员，校长们常见的表现却是鞠躬如仪，笑脸相迎，毕恭毕敬。再如电视新闻常见的画面：每逢各级官员到一地视察，总是能看到人们载歌载舞，热烈欢迎的场景，哪怕是在天寒地冻的冬季，也能看到一个个幼小的儿童在凛冽的寒风中手举鲜花向官员们致敬的场面。各级官员受到的如影随形般的“礼遇”，体现的是“权力神圣”。
然而，现实生活中的权力还有另一副面孔，这副面孔让人看到的是狰狞与恐怖。让我们信手拈出几例。
实例一。2008年10月30日，在 深圳南山区科技园新梅园海鲜大酒楼，11岁女生小陈（化名）热心帮助深圳海事局党组书记林嘉祥指路，却被卡住脖子强行往男厕里拖，欲施强暴，小陈挣脱控制后跑回酒楼包房向父母哭诉。面对女生父母斥责，林嘉祥叫嚣道:“我就是干了，怎么样？要多少钱你们开个价吧。我给钱嘛！”面对愤怒的大众，男子手指着陈父气壮如牛地吼道:“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北京交通部派下来的，级别和你们市长一样高。我卡了小孩的脖子又怎么样，你们这些人算个屁呀！敢跟我斗，看我怎么收拾你们。”这令人惊骇一幕使人清楚地看到权力造成的人性扭曲，转瞬间使一位道貌岸然的“公仆”变成了一只面目狰狞的恶狼。
实例二。据钱江晚报2008年12月22日报道 ，12月20日下午，西北五省（区）党校研究生班咸阳考区2点半开考，考前监考老师按程序宣读了考场纪律。开考后，研究生班学员的陕西乾县科技局局长王显亮迟到，一位考区负责人便要求他暂缓答题，对其重申考场纪律，没想到王显亮竟暴跳如雷，破口大骂，说：“这是啥考试，还弄得和真的一样，我掏钱买文凭，你有啥资格管我！”王局长的大实话揭开了官员文凭来源的真相，揭开了一个天大秘密：“掏钱买文凭”。我和许多人一样，原以为中国的官员都是天才，可以在无暇读书情况下轻松学得莘莘学子们数载寒窗、埋头苦读才能得到的学问，轻而易举地获得文凭，原来竟是一个“买”字了得！而其暴怒让人看到了权力造成的自我膨胀，使人产生一种时光倒流的感觉，让人联想起前清皇权社会中掌权者的无法无天。
[NextPage]实例三。10月4日晚，长沙望城县委书记王武亮酒后驾车被交警制止，竟当着围观的上百名群众口出狂言：“我是县委书记，是一把手，老子不怕！”这情形似乎向人们展示权力的张狂，也使人明白了中国字典中“淫威”这个字眼的真实含义。
诸如此类的实例，在今日中国社会可谓俯拾即是，可以无休止地举列下去，这些实例在细节上自然不尽相同，但人们从中看到的却是本质相同的东西：权力的可怕与狰狞。
权力的神圣貌与狰狞相这两种面孔，无例外地存在于古今中外一切民族和国家。这两种面孔，往往会在一个人身上同时显现出来。新当选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他的第二本自传《无畏的希望》有一段文字，回忆四年前他受布什邀请，与其他新当选的参议员在白宫与布什总统会面的情形。奥巴马回忆说，在这次会见中，布什对他极力表现出和蔼可亲的姿态，但当他向新当选的议员们介绍他的执政日程时，其行为举止变得有点吓人。奥巴马写道：“突然，好像密室里的人按了一个按钮。总统的眼睛开始凝视，他的声音变得激动，语速加快，变得既不习惯也不欢迎其他人打断他的话，他的亲和被一种近乎以救世主自居的固执所取代。我观察到我的共和党参议员同事们认真地听着布什的每一句话，我意识到了权力带来的那种危险的孤立。我明白了开国者设计制衡制度的智慧。”
奥巴马的一句“我明白了开国者设计制衡制度的智慧”，点出了近代西方的政治伦理的根本特征，那就是对权力的狼性原则的深刻认识及其坚持不懈的防范。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说过：“把权威赋予人等于引狼入室，因为欲望具有兽性，纵然最优秀者，一旦大权在握，总倾向于被欲望的激情所腐蚀。故……法律是排除了激情的理性，因而它比个人更可取。”这种传统在近代为英国史学家阿克顿（1834-1902）概括为：权力意味着腐败；绝对的权力意味着绝对的腐败。这句名言之所以成为西方民主制度的政治铁则，在于它剥落了皇权专制社会笼罩在执权柄者身上的神圣貌，将权力本身的狰狞相充分展现出来，它告诉人们一个赤裸裸的真理：不管什么权力，都有促使人性腐败的趋向，一种权力一旦失去制衡而成为“绝对权力”，则必然使掌权者的欲望无限膨胀，冲决社会既有的基本道德和法律约束，由“倾向于”（tend to）腐败的趋势转变为现实的、真实存在的腐败、残暴和不义。民主制度的优越性在于，它由权力腐败原则建立了对权力腐败的防治制度，即奥巴马所说的“制衡制度”，最大限度地遏制了权力造成的人性向狼性的转变。
中国具有悠久的“官位崇拜”传统，这个传统的形成源于儒家政治伦理塑造的权力神圣观。在儒家政治伦理中，“有德者宜高位”，凡夺得大位而执国家权柄者，都是“奉天承运”、“天命所归”的有德之人。在“天道”观念支配下的政治伦理中，不仅“奉天承运”的“真命天子”具有神圣性，就是代表皇帝意志行事的官吏，即所谓“朝廷命官”也具有神圣性。孔子本人三日无君则惶惶如也，确实体现了这位儒家圣人对权力神圣性的敬意，也树立了自觉做驯服奴才的榜样。儒家“权力神圣”观念与皇权专制制度相辅相成达两千余年，塑造了国人坚船利炮都打不破的“官位崇拜”心态。
现实生活中的孔子，曾向弟子们慨叹“苛政猛于虎”，说明他知道权力本身的可怕。他周游列国，不厌其烦地向各国君主宣扬他的“三代”理想，要君王们学习尧舜，克己复礼，对民众实行仁政，说明儒家圣人完全清楚权力具有腐蚀性和腐败性；然而，面对“猛于虎”的权力，孔子及其后来的儒家终究拿不出像样的方案，更想不到权力制衡的制度设计，充其量不过是哀求执权柄者克制一下欲望而已。这种局面的形成，根本原因在于无视百姓对国政参与的权力。儒家要求百姓安分守己，“思不出其位”，“不在其位，不谋其政”，“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坚守“治于人”的规则，终于使广大民众面对狼性的权力的肆虐而莫可奈何。
现代中国社会建设的目标是公民社会。公民社会建设的一个前提，是必须破除宗法皇权社会须臾不可缺少的“权力神圣”观念，以切实的制度措施制约权力的滥用，使执权柄者不能随意向公民张牙舞爪。回观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的目标“民主”和“科学”在近一个世纪中遭遇的挫折，面对中国社会民主法制的举步维艰，和目下沛然不可抵御的官场腐败和执权柄者频繁展露的狰狞相，我们不由不感叹，长期浸透在权力神圣观教育中的我族国民，对于近代世界分奉为铁律的“权力腐败律”，是何等的隔膜。
2009年1月
（编辑：林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