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董阳

    第二届中国成都非物质文化遗产节上，国际论坛的主题是“灾难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羌族文化生态的抢救和重建受到了国内外专家的特别关注。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丰富多彩，“5·12”汶川大地震造成的巨大破坏以及政府的集中抢救与保护使它成为非遗保护的典型案例，成为全世界非遗保护专家关注的焦点。

    灾难虽然破坏了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但同样也是人类重新认识自己、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契机。灾后5个月——2008年10月，“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挂牌。在半年多的时间里，随着非遗保护工作的陆续展开，一些难题开始凸显。

    “非遗”需要活态传承

    保护方案亟须细化

    国家每年8000块钱的补助，对大部分生活在乡村的国家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来说，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收入。可对于汶川县文化局分管非物质文化遗产事务的副局长吴焰而言，却是一道难解的题目：“一到公示羌绣传承人的时候，工作就非常难做，会羌绣的人很多，绣工好的难分伯仲，很难说谁是最好的。”吴焰说，对羌绣这样市场化较好、掌握人数众多的项目，应该将对个别传承人的资助调整为对项目的整体资助，否则就会鼓励少数人，打击多数人，难以产生预期的效果。

    在本届“非遗节”博览会上，记者遇到了正在制作羌绣的北川大姐，不时有人向她询问绣品的价格，还有的要走了她的手机号码。“绣一件坎肩需要三四天时间，能卖到两三百块钱。”大姐说，每个乡都有刺绣的站点，二三十位年龄不等的妇女在这里刺绣。她一个月能赚到2000元左右，在当地，这个收入已经相当不错。

    而对于一些口弦艺人而言，就没那么幸运了。北川县青片乡上午村50多岁的王安莲是北川羌族民间艺术团的成员，农闲时节，她会随团到各处演出，每个月能拿到1000多元的工资，但对其他民间的口弦艺人来说，这门高难度的技艺并不能为他们带来任何收入，所以学口弦的年轻人越来越少。

    类似的还有释比文化、讲经、羌笛的制作和表演等，这些非遗项目的技艺掌握要靠长时间的学习和训练，而且它们基本上很难生产出任何经济效益，只有少数人能够成为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这种非遗项目的保护还没有有效的保护途径。

    直接参与第一线非遗抢救与保护工作的吴焰表示，类似的问题还很多，随着具体工作的展开，细节的问题会持续出现，他们一方面尽力克服，一方面与上级部门积极沟通，争取找到问题症结所在，寻求合适的应对方案。

    “生态”不能变成“死态”

    “生产性保护”在探索中前行 

    日前，由几家企业出资近千万元打造的大型民族风情舞台剧《羌风》演出遇到困难，几家企业投入近千万元后已经没有能力再投入下去了。该剧出品人王征说，《羌风》的几十位演员，来自地震灾区的羌族文化传人、原生态歌手，如果失去表演机会，也许他们就留在家里干农活或者外出打工了。

    《羌风》的“生产性保护”实践与羌绣等非遗项目相比，显然要困难得多。有关专家表示，工艺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具有生产性，对此类非遗采取生产性保护相对简单。由于对《羌风》等涉及民间歌舞等非遗项目的定位与观众的接受程度并不确定，再加上宣传力度不够等因素，其市场化的可能性并不乐观。

    除此之外，“生产性保护”还会遇到“李鬼”。一些地方为了发展旅游，主打“非遗”牌，并打起“生产性保护”的旗号。有的为了发展传统民居旅游，把老百姓请出来，把活态的民居变成专供游玩的旅游区。对此，民俗专家乌丙安非常不满：“这种做法把生态变成了‘死态’。我不反对搞非遗旅游，但是非遗保护和非遗旅游是两回事，一定要区分开。”他认为，动态保护一定要动起来，文化才有延续的可能。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主任祁庆富指出，“生产性保护的前提是保护，不是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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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了解，在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建设中，也存在把居民从其原民居中请出来的做法。“生产性方式保护的行为主体一定是传承人，要靠他们在实践中进行保护。”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吕品田表示：“生产性方式保护不等于都搞市场、扩大规模，也不等于大工业生产。它的核心是通过实践，使传统手工技艺与生活融为一体。针对商品市场，可以生产适合当代社会的产品。同时，要激活民俗。通过人们的继续使用，保护传统手工技艺的生态环境。”

    永无止境的巨大工程

    靠收益还是靠责任

    “汶川县文化局今年招聘5个羌族文化研究岗位，结果只有3个人报名，”吴焰有些无奈地表示，这同其他岗位的“拥挤”比起来，显得有些冷清，“现在大学生找份工作并不容易，即使这样，我们的岗位也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在羌族传统的苏布士（祭山）仪式上，很多年轻人根本不参加，他们宁肯围在旁边看，好像跟他们无关，成了传统文化的旁观者。”吴焰坦言，这种围观的心态令人担忧，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成为围观者，这项传统如何传承下去？

　　“由于经济能力不足，缺乏文化自豪感，继承本民族文化的年轻人越来越少。只有让年轻人意识到保护文化是有收益的，才能解决后继乏人的矛盾。”广西民族文化艺术研究院院长廖明君表示。

　　吴焰则认为，还是要强调“责任”二字，族群的每一个成员，都有传承本族群文化的责任，不能把这种责任推到别人身上，而自己置身事外。她主张，学校要加强教育，让孩子们热爱本族群的文化，让他们从内心生出对本族群文化的荣誉感和责任感，这才是根本之道。

　　乌丙安讲述了这样一个案例：江苏省无锡市新安实验小学的学生们，在老师的组织下，查各种传统节日的资料，制成日历，每到一个节日，他们都争着要过。孩子们不但从过节和准备节日的过程中获得了知识和快乐，更重要的是，在他们幼小的心灵中，埋下了的传统文化种子，对他们一生都有益，这也是传承传统民俗的最好方式。他质问，有人动辄强调小孩子不愿意学传统文化，怎么知道小孩子不愿意学？

　　也许，正如一位非遗保护专家所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永远没有止境，它需要长期而持续的工作，谁也无法毕其功于一役。

　　但是，回“家”的路，再难也要走。

  （实习编辑：李明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