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海平

    魏明伦不久前批评赵本山的《不差钱》是“文艺摇头丸”引发广泛争议，有人说赵本山给亿万中国人民带来了快乐是了不起的贡献，魏明伦如此小题大作是“瞎折腾”，也有人说《不差钱》差的就是道德，差的就是灵魂等等。对于魏明伦的观点，赞同者与反对者各持己见，各自似乎都有自己的道理。表面上看，《不差钱》给人精神带来的体验与服用摇头丸（亚甲二氧基甲基苯丙胺）的确极为相似，彼此都在兴奋、偏执，以及在脱离现实的肆意狂想中只想到快乐也的确是双方都具有的共同特征。但对于身为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的魏明伦却将矛头直指一个以演喜剧小品为生的演员，并随意上纲上线，这显然也是犯了一个职业性的低级错误。

    《不差钱》之所以会引起如此大的争议，问题其实并不在于《不差钱》的对错，隐藏在《不差钱》背后的力量才是引起这场争议的关键。赵本山只是《不差钱》的名誉作者，中央电视台才是《不差钱》名符其实的创造者。正如赵本山不止一次对媒体说过，他早就想退了，但每一次都退不了，是中央电视台一再让他创作和出演这些喜剧小品，是中央电视台不断对这些喜剧小品进行修改和审核。作为曾经担任过中央电视台春节文艺晚会总撰稿人的魏明伦怎么会不明白这个道理呢。试想一下，如果没有中央电视台十一年坚持不懈的努力，《不差钱》怎么会有今天这样的反响和争议呢。

    正因为《不差钱》是中央电视台精心策划的杰作，这才使得《不差钱》具有另一层值得大家反思的意义，这是因为中央电视台毕竟是党和政府的喉舌，它的举指行为都代表了国家的意志。大家只有从这一视角来审视《不差钱》，我们才有可能获得有关这个“文艺摇头丸”的完整解读和透视。

    为了认识这个“文艺摇头丸”，我们首先就需要了解什么是“文艺摇头丸”？魏明伦提出“文艺摇头丸”这个概念是针对《不差钱》而言的，《成都商报》4月13日报道说“针对赵本山有关‘我的作品只考虑快乐’的说法，魏明伦毫不留情地表示，‘光是快乐就够了吗？艺术家的作品不能成为文艺摇头丸！’”“小品不能光是快乐，有人觉得看艳照门很快乐，有人觉得吃摇头丸很快乐，我们怎么能让自己的作品成为‘文艺摇头丸’呢？’”从魏明伦表述的意义上看，“只考虑快乐”就是“文艺摇头丸”。或者说将快乐当作唯一目的的文艺创作、表演和宣传都应该是“文艺摇头丸”。与化学元素组成的摇头丸不同，“文艺摇头丸”是由不同的词语、形象、技巧、情节等文艺元素组成的。也正因为彼此组成的元素不同，它们对人的作用机制也不相同，但有一点是一致的，即“只考虑快乐”是它们共同的目标。

    其实，“只考虑快乐”已不仅仅是发生在中国的问题，当今西方发达国家似乎都在将“只考虑快乐”当成是自己的一个重要政治目标。对此，西方学者们称之为是政治“安乐疗法”和“康乐疗法”，这些学者认为用心理治疗手段去取代传统的意识形态管理已成为今天大多数政治家们普遍的选择，这些政治家们在不断权衡利弊后觉得还是这种选择最安全，也最文明。学者们警告公众，在这种政策指导下，公民的角色就是一个病人的面目，政治家由此而变成了医院的管理者。在这些管理者眼里，他们自然可以调动一切力量对那些需要快乐的公民进行“娱疗”或“愚疗”，而评判健康的唯一标准就是诊断公民是否快乐。学者们认为，随着这一手段的进一步实施，公民的自觉意识和自我意志必会受到逐渐削弱，不思想，不反抗，只想快乐就是这些管理者们为之努力奋斗的终极目标。依照这一逻辑，只要能让公民“快乐”就可以不择手段，正如美国今天正在向公民大力推销他们的百忧解（抗抑郁药物），正如中国的孙东东公开宣称“99％上访者有精神病”。这一逻辑一旦成立，“强权”也就会顺理成章地变成了仁慈的“服务”和“人文关怀”。不仅如此，作为一个病人，一旦对这种“快乐”形成心理上的依赖（上瘾），这时，谁掌握了制造“文艺摇头丸”的秘方和权力，也就意味着他将会成为一个全新的救世主或上帝。

    这是一个全新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宗教、艺术、哲学和人的七情六欲都将让位给“文艺摇头丸”和控制这个药丸的势力，这时，一切文化内容都会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而且也都是心甘情愿，毫无怨言。对于这一现实，如果没有人能够改变，那么，一切围绕《不差钱》的争议，其结果也只能是更多的魏明伦和赵本山们相互角斗的一场场娱乐游戏的表演，而就在这些一场场娱乐游戏的表演背后，进行的必然是另一场与“摇头丸”控制权有关的利益之争，对于这些黑幕，老百姓能够做到的，也只能是在自己的臆想中用自编自演的游戏来完成自我的拯救和治疗。从这个意义上说，赵本山就是这个擅长用自编自演的游戏来完成自我拯救和治疗的金色明星，而中央电视台也就是设计、制造、批发和销售这些金色明星们的一个运转效率极高的梦的制造工场。

 （编辑：范文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