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景凯旋

　　香港艺人成龙近日在博鳌亚洲论坛接受采访时，声称台湾、香港都太自由了，所以变得很混乱，认为“我们中国人还是需要被管的。”

　　我发现，成龙大哥这番话在逻辑上很值得一议。首先，这里的中国人当然不是指全体中国人，否则就是在主张中国人需要被外国人来管了；其次，这里的意思显然是指一部分中国人需要被另一部分中国人“管”起来。至于哪些人属于管别人的，哪些人属于被别人管的，成龙大哥没有进一步论证，他大概也觉得不需要论证，在他的电影里，那些角色从来都是靠高超的武力来得出结论的。

　　这番话许多台湾人不满意，因为今天的台湾政治生态至少比过去的专制威权更好一些；许多香港人不满意，因为一国两制的庄严承诺是五十年不变。许多大陆人也不满意，因为你可以用全称判断去设想中国人爱自由，但你不可以用全称判断去设想中国人不爱自由。你只能说，有部分中国人爱自由，有部分中国人不爱自由。细究起来，不爱自由的那部分人还可再分，有一种人是不喜欢自己享有自由，渴望像弗罗姆说的那样逃避自由；还有一种人是不喜欢别人自由，他自己却要更大的自由，并将自己的自由建立在别人的不自由上。所以我们才会常常看到，那些越是不受任何限制的权力者，越是讨厌别人获得自由。

　　我很好奇的是，演员成龙不知把自己算作哪一类人，他希望被“管”起来的中国人包不包括他在内？

　　在人类所欲的各种正面价值中，自由只是其中的一种，并且往往与其它价值相冲突，但如果得出结论，将自由与混乱绝对地联系在一起，进而将自由与法治对立起来，这不仅轻侮了近百年来无数志士仁人为自由而牺牲的生命，而且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远的不说，就拿“文革”的大混乱来讲，就不是通常人们所认为的，是因为自由太多而造成的，而恰恰是因为毫无自由的结果，是举国上下没有人敢反对个人迷信、反对“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思维的结果。

　　有人喜欢用自由的社会成本太高来反对自由，对此可以反推一下。改革三十年，中国社会尽管问题重重，但人们的生活比过去好得多，这是有目共睹的。与前几十年政治运动相比，近三十年取得的进步不会是因为更不自由造成的吧。农民不再束缚在土地上，可以进城打工了；城市居民不再坐吃祖产，可以选择自由职业了。公民的意识在增长，人们有了更多维权的热情。公民批评政府虽然仍有风险，但也开始有官员公开向揭发贪腐监督权力的网民表示感谢。因此，有自由未必有社会和谐，没有自由就一定没有社会和谐。

　　当然，这里的自由并不意味着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是公民争取自己的正当权利。一个现代社会需要管理，但不需要管治。管治的对象是臣民，不是公民；管理的手段是法治，不是人治。法治的基本精神就是防止权力或强力（power）侵犯权利（right）。从权力来源于公民的授权看，似乎应当被管起来的也不是权利，而是权力。但按照成龙的意思，却是要把人民关进笼子里。无怪此番言论甫出，两岸三地的许多中国人都立即表示了义愤。

　　也许有人会说，对于一个娱乐明星侈谈政治，实在不必当真。但最近以来，我们常听到有的官员将普通公民称作“屁民”，有的学者将上访者称作“偏执型精神障碍症”，有的地方将网络上批评当地政策的网民判作“诽谤政府罪”，表明在一些人心中，目前社会秩序不好都是由于普通民众没有被“管”起来的原因，也就是说，具有成龙一样的想法而又掌握权力的人并不在少数。成龙的言论不过是证明了，在我们这个缺乏民主传统的社会里，要让每一个人都具有真正的平等意识和权利意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编辑：黄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