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家辉

    为什么印出来

    宋以朗出版《小团圆》，在前言部分已经清楚说明背后理由。若容我多口阐释，化繁为简的说法就是：张爱玲那句“把《小团圆》销毁”只是写在信函内而不是遗嘱里，遗嘱说的才是“最后决定”，信函提的只是“初步意向”；宋以朗有责任执行她的遗嘱决定，但没责任落实她的信件意向。因此，不予销毁，反予出版，在法律上完全说得过去。

    至于在情理上，宋以朗亦引用了另外一些材料，充分说明张爱玲其后多番改变心意，有时候向出版社编辑答应一定修订好作品内容，绝对不会辜负读者期望；有时候更动手具体写下修订笔记，或在报纸的空白边缘，或在信封的背面空间，想到就写，反映了她是对修订事宜念兹在兹的。她对一位台湾作家说过，“现在我写作是为了对自己还债”，她是极有责任感的人，不把债还清，她是不会快乐的，虽然她仿佛自28岁以后便没有快乐过。

    出版《小团圆》，合法合情合理，我是这样相信的。至于台湾有女学者指责《小团圆》是“合法盗版”，我认为只不过是“洁癖”作祟，跟张爱玲晚年由早到晚怀疑身上头上有蚤子一样，只是自找的烦恼。

    做出这样的决定，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不容易的。苏珊·桑塔格死后，儿子把她的少女日记编辑出版，并在前言首段写了感想，颇具启发：

    我向来认为，生者论及死者时常说“谁谁谁在世的话将会怎样”。顶多是猜测而已，更大多数时候都是傲慢的语气，无论其用意如何。你压根无法揣测(死者用意)。因此，不管他人怎么评价，这部作品最终成为苏珊·桑塔格三部曲的第一部，这不是她想要出版的作品……相反，无论出版还是编辑的决定都是我个人承担。即使不涉及审查问题，如此一大项工程的文学危机和道德风险都是不证自明的。请读者注意。

    这就是了。台湾学者指责《小团圆》是“合法盗版”，等于预先假设而且确信张爱玲的真实愿望，即使道德情操纯良可敬，立场取态未免流于自大。教授想的事情未必都对，——连张爱玲自己亦有犹豫，后世女子岂能以“爱护”之名谴责《小团圆》之出版决定？

    印出书来，便是功德。台湾女子，应该看清此点。

    如果·爱

    我当然明白历史没有“如果”，不管是个人或集体，发生了就是发生了，回头做任何假设都是无聊，充其量，除了好玩，没有半分意义。

    好吧，那就权且好玩吧，让我们在阅读《小团圆》的过程里加入一些“如果”，然后臆想，如果这样，事情又会怎样？

    譬如说当胡兰成逃亡温州之后又回到上海，心情难免不好，对张爱玲难免有了不太体贴的态度和有失温柔的语气，于是张小姐不高兴了，本已对他有了觉悟离异之心，此刻更是坚决。更何况，她问他一句：你跟小周小姐有没有发生关系？胡兰成竟然回答说有，并且附送一句猥琐的“大概最后都是要用强的”。

    张爱玲乃不回头，义无反顾地，在流泪喊完一声“兰成”之后，离开了。

    此刻如果我们插入“如果”，想象胡兰成把坏心眼使到底，压住脾气，有点EQ，搬出笑脸对待张爱玲，不仅不怪她没有留他的朋友在家进餐，反而细心地亲自下厨，“嗯，爱玲，这些日子辛苦你了，来，坐下，好好休息，今个晚儿让我侍候你”；张小姐听了，满心欢喜，多少抱怨，几分怀疑，全部烟消云散了。

    又如果当张爱玲问“你跟小周小姐有没有发生关系”，脸皮本已极厚的胡兰成再把脸皮加厚两分，睁张眼睛，打死也不承认，甚至敢于以身家性命指天为誓，“没有！肯定没有！我不是这样的人！你怎可以认为我是这样的人！”；张小姐听了，心生高兴，即使明知是谎话亦愿意相信，尽管眼泪仍是会流的，但那只是感动和感谢的泪水，绝非难过。

    当然，再再如果当张爱玲在温州城外迫胡兰成在她和小情人之间做出选择，胡兰成回答的是斩钉截铁的“难道我会选她吗？”而不是回避地说“好的牙齿为什么要拔掉？要选择就是不好”，张小姐亦必收货，让他一抱入怀，在菜地路旁，另有一番浪漫。

    如果如果如果。如果这样这样再这样，胡兰成日后逃亡日本，张爱玲仍会思念他寻觅他，便不会留在大陆，也不会在美国遇上赖雅，那便是另一段故事。

    这都只怪兰成太“老实”了。

    你睡过她没有？

    《小团圆》里那句“你跟小康小姐有没有发生关系？”令我哑然失笑。唉，太不张爱玲了。怎么会是张爱玲呢？这样的诚恳但又这么天真的问题，怎么会出自张小姐的口呢？

    从认识胡兰成的第一天起，通透聪慧如张爱玲没理由不知道他是什么人和对男女关系怀抱什么。情色视野”，跟一位年轻护士紧密交往了好一阵子，怎么会没发生关系？明乎此，仍要问，便是明知故问了。

    张爱玲明知故问，一来当然因为对此着紧，二来想必是企图藉此确认心底决定，不让自己有机会犹豫改变。在胡兰成点头答“有”的一刹那，张爱玲可能在心中感叹，老小子，你竟然懒得对我说谎瞒骗，那就别怪我要离开你了，这一切，责任在你不在我。

    毕竟是女人；张爱玲的最后决定，毕竟与有没有“发生关系”大有关系。

    记得我写过这样的小故事吗？——台湾女作家季季的前夫杨蔚，坐过牢，因他是第三国际派来的“匪谍”，与一位女同志从大陆赴台后，男的混进警察系统，女的则在基隆港旁的木屋卖淫，从军舰和港务人员口中打探情报。出狱后的杨蔚，有一天接到电话，是刚出狱的女同志找他求助，两人见面，恍如隔世，慨叹了一番理想梦碎之后，他把口袋里的钱都掏给她。

    杨蔚后来把详情告诉妻子，又是感叹一番理想幻灭，幽幽地说：“我送她去搭车回基隆的时候，把钱都给她了，除了钱，我真的不知道还能给她做什么……”

    季季听着，半天没讲话，终于开口，问的就是这句：“你睡过她没有？”

    老来撰文忆述此事，季季仍有余恨。

    大时代的悲哀故事，管你爱国卖国，在许多女人的心理天平上，最具重量的尺度终究是自己的男人“睡过她没有”。

    张爱玲之于胡兰成，未能免俗。有没有发生关系，兹事体大，不是不关心你逃亡悲苦，也不是懒得理你性命安危，只不过最最最要紧的是你的生殖器的主权归属，过不了这关，其余免谈，恩尽义绝，我们game over。

    也因此，读《小团圆》，我们读得心痛。

    （编辑：黄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