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欧阳君山

    精神下跪的中国精英

    “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这是鲁迅先生1934年9月提出和思考的问题，时值“九·一八事变”三周年，日本军国主义的铁蹄在践踏东三省后，正向关内步步进逼，亡国灭种的威胁迫在眉睫，悲观失望的情绪笼罩神州大地。

    时间已走过四分之三个世纪，按理说，中国人应该也已经信心满满。但鲁迅先生的问题并没有过时，这是近日拜读《中国不高兴》之后一个最强烈的感觉，该书副标题叫“大时代、大目标及我们的内忧外患”，作者包括凤凰卫视特约军事评论员宋晓军、中国民族主义领军人物王小东、社会学家黄纪苏、《中国可以说不》的主要作者宋强、资深媒体人刘仰，笔锋直指当前中国一部分精英们西装革履下虚荣而虚弱的内心。

    大的方面，某些精英们自然会弄得冠冕堂皇。但常言说得好：“魔鬼在于细节。”一些微不足道的小节十分精准地暴露出精英们的低三下四。但看一二无妨，一个细节是该书主要作者之一的黄纪苏在《这个时代的学术腐朽》的文章中谈到的：

    “我有回浏览杂志，看到什么“A层面上的D线效应”、“D层面上的F线效应”，还以为是说二极管什么的呢，其实说的是中国话剧。学者们走到这一步还真不是学习西方，而就是冒充西方了，因为西方好像也没到这地步。”(《中国不高兴》第262页)

    这可能不是学界的全部货色，但我敢肯定，在哲学社会科学上，此类货色绝对不是少数，没有九成，也占八成。这还是学术吗？打肿脸充胖子，拉大旗做虎皮，故弄玄虚吓唬人，不学有术也！

    另一个细节是该书主要作者之一的王小东在《切勿去学香港“管家文化”》的文章中谈到的：

    “我曾经听到一个笑话：哈贝马斯来了，大家争着谁先跟他握手。真没出息，所以我群发了一个邮件，问：哈贝马斯是谁？居然就有人蹿出来说：你太没学问了，你都不知道哈贝马斯是谁！居然就看不出我这个话的讽刺性。”(《中国不高兴》第265页)

    争着握手似乎无可厚非，中国人好客嘛！

    但的确反映出王先生所揭示的问题：“中国学术界、文化界在精神上跪着，怎么可能出现原创性的人物呢？原创是需要站着的。”

近几年来，舆论不时要探讨“中国什么时候能拿诺贝尔奖”及“为什么近现代中国不出大师”的问题。相当一部分人归之于言论及思想不自由——— 这当然是主要因素，但更重要的原因可能在于，我们学者自身从来就没有真正站起过，大都跪拜在西方偶像之下。甚至当某个学人想站起时，一些学者还挥舞大棒，充当学阀，说你文章中怎么就没有“A层面上的D线效应”之类。

    弱者的一切都是糟糕的

    为什么中国人民都站起一个甲子了而精神上仍然跪着，乃至发生王小东多年来所批判的“逆向民族主义”呢？如果追根究底，原因还真的很简单，那就是人性的势利：强者的一切都是优秀的，弱者的一切都是糟糕的，没有实力，什么都甭谈。

    当电影《梅兰芳》热映时，有人在博文中表示：京剧在西方根本没有任何市场，所谓“梅兰芳上世纪三十年代在美国的风靡”是被虚夸的。有一个跟帖说：“想让京剧占领美国市场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中国军队在美国设立军事基地，懂不？”王先生认为这个话糙理不糙，简单透彻地摆明了“软力量”与“硬力量”的关系。

    历史悠久，文化灿烂，中国其实是曾有着自己的坚强自信。当年大英帝国派马戛尔尼勋爵访华，请求通商贸易，乾隆大帝答复英国国王一道旨，其中有言：“天朝抚有四海，惟励精图治，办理政务，奇珍异宝，并不贵重。尔国王此次赍进各物，念其诚心远献，特谕该管衙门收纳。其实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

    但中华文明的自尊随后被严重质疑，乃至被摧毁。在乾隆大帝向英国国王下旨大约半世纪后，1840年6月，盎格鲁—撒克逊人一支由48艘舰船、540门大炮和4000名士兵组成的“东方远征军”侵入广东海面，鸦片战争爆发！当今国际上流行“文明冲突论”的说法，鸦片战争可说就是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正式冲突的开始。为人民英雄纪念碑题词时，毛泽东之所以要“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原因应该也在此。

    在坚船利炮以至于鸦片的支持下，西方人把神州大地变成了半殖民地，胜者王，败者寇，拳头就是真理，随之而来便是西方文明大军压境，形形色色的思想主义长驱直入，中华文明一时相形见绌。

    重建自信，重新出发

    的确称得上“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从来的外来文化都是被吸取和同化，但欧风美雨的到来“激起了骚动和不安”，同不了，化不下！1949年8月5日——— 也就是在新中国成立前不久，美国国务院发表《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国务卿艾奇逊颇有历史高度地总结了“西方的影响”：

    “中国自己的高度文化和文明，有了三千多年的发展，大体上不曾沾染外来的影响。中国人即是被武力征服，最后总是能够驯服和融化侵入者。他们自然会因此把自己当作世界的中心，把自己看成是文明人类的最高表现。到了十九世纪中叶，西方突破了中国孤立的墙壁，那在以前是不可逾越的。这些外来者带来了进取性，带来了发展得盖世无双的西方技术，带来了为以往的侵入者所从来不曾带入中国的高度文化。一部分由于这些品质，一部分由于清朝统治的衰落，西方人不但没有被中国融化，而且介绍了许多新思想进来，这些新思想发生了重要作用，激起了骚动和不安。”

    但最后究竟是谁同化谁或者说谁归于谁呢？这可能是决定民族自信与否的关键。

    从博弈论理解中华文明那是不是中华文明就有可能在与西方文明的“文明冲突论”中胜出呢？实际上，不妨从更一般的也就是人与人相博弈的角度来理解文明的问题。如果我们从外部看到某一文明长时间大体稳定，甚至一直处于大体稳定的状态，应该可以肯定，该一文明内部格局已达到博弈均衡，要不然，它不可能老是大体稳定。中华文明正是这样的文明，一者五千年绵延不绝，大体一直稳定；一者超巨型，人口和面积都是超巨型的——— 所以绝对应该尊重中华文明。这样回过来头再看中西两种文明的冲突，是不是想起老百姓一句叫“笑到最后才笑得最好”的话？中华文明并不差，并不劣，并不弱，鸦片战争以来的屈辱只是“秀才遇着兵，有理说不清”，但理终究在我们这一边的，未来属于我们。

    《中国不高兴》的作者们差不多都直接提出：中国人要终止“自我矮化”，要对自己的民族和文明有信心，要在全球化时代树立一个大目标。

    理由最简单不过：要是没有一个大目标，十三亿人的现代化，怎么办？黄纪苏把话摊白了：“我们面前只有两条路：或压垮这个世界，或再造这个世界。”从咱们的人口规模出发，再结合咱们的文明传承，选择其实只有一种，那就是再造这个世界。

    关山重重，没什么犹豫的了。中华民族必须重建自信，重新出发。

    （编辑：黄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