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章敬平

    2009年元旦前后，我偶然间翻看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的网页，读到张维迎教授写改革开放30年的专栏文章。

    张维迎是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院长，我曾经采访过他。我感佩于他的观点，亦惊讶于他的写作，叙事简洁晓畅，说理通俗易懂。在弹指一挥却不知从何说起的30年改革开放史中，他以自己的研究专长为工具，庖丁似的，以企业理论为刀，于浩大繁杂的30年历史之中，切开一道小小的口子，见微知著地解释了30年奇迹般经济增长的逻辑，审慎乐观地预测了未来中国可能的变化。

    那段日子，我所在的新闻界，天天都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以深度和高度自居的媒体，整天琢磨着30年特别报道，一个特稿接着一个特刊，一个研讨会接着一个辩论会，意见领袖们纷纷出场，既好看又有见解的文章，却少得可怜。

    如此背景下，张维迎教授的专栏确实让我眼前一亮。

    让我眼前一亮的讲述30年改革开放内在逻辑探寻中国未来方向的文章，还有一篇是讲法律的。作者是我的朋友，福建省人大法工委主任游劝荣博士。这篇文章连个规范的标题都没有，他是给党政官员作法治报告的产物。

    张维迎教授和游劝荣博士的文章，无论是文采，还是思想，都是上乘的专栏作家的作品。遗憾的是，他们都没有成为国内某家媒体的专栏作家。我曾在另一篇随笔中说过，专栏作家大致有两种，一种是媒体记者担任的专栏作家，一种是外聘专家担任的专栏作家，后者最为著名的当属《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保罗·克鲁格曼，他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200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经济学家在媒体做专栏作家，香港也有名声显赫的例子。张五常70年代开始在香港《信报》上开专栏，从马克思到邓丽君，再到卖橘子的小商贩，他以耳熟能详的名人故事和百姓琐事为例，解读大众难以接近的经济学理论，开风气之先，风靡香江两岸。专栏结集文章《卖橘者言》，热卖25版，使得声名原本局限于经济学小圈子的经济学家，成为香港家喻户晓的文化名人。

    张五常给《信报》写了将近20年的专栏，他封笔的时候，正是中国大陆专栏作家新兴之风渐吹渐浓之际。1949年之后，专栏作家逐渐从中国大陆的报刊中消失。21世纪开头的几年，新兴市场化媒体陆续推出自己的专栏作家，除了传统意义上的文人作家，赶潮的还有各个领域的专家教授。

    北京大学的周其仁教授是大趋势中出类拔萃的一位。他在媒体上的专栏，变成《挑灯看剑》等经济学随笔，影响甚大。随后，湖南籍经济学家、美国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等人也接踵而至，在雨后春笋的新兴财经商业报刊上，开设专栏。近年，中信出版社还将陈志武等专栏作家的文章结集出版。据说，市场反响还蛮好的。

    遗憾的是，迄今，中国大陆还没有出现堪以伟大形容的专栏作家。我想，伟大的专栏作家一定是像保罗·克鲁格曼那样的“伟大的批评家”。保罗·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坚持不懈地写了多年的专栏，批评是他永远的基调。他曾有望成为总统的经济顾问，但总统在最后一刻抛弃了他，因为他犀利的笔锋指名道姓的批评，树敌太多。

    保罗·克鲁格曼的被抛弃，恰恰是他的伟大之处。秉笔直书，不屈从，不盲从，是直面现实的专栏作家必有的气质。我们从活跃的大陆专栏作家群体中看到了坚持真理服务人民的笔，可是，我们看到的笔，有时候还吞吞吐吐闪烁其词。简单地抱怨专栏作家们喜欢“曲笔”是盲横的，不讲道理的。他们有他们的难处。我们应该理解他们同情他们，但也应该清晰地认识到，我们对他们的同情越多理解他们，他们称为“伟大的专栏作家”的日子，就越为遥远。

    伟大的专栏作家需要伟大的媒体。在我们的媒体还不能像《纽约时报》那样伟大的时候，期待“中国的保罗·克鲁格曼”的出现，无异于奢想。回顾专栏作家的历史，我们会发现，只有媒体伟大了，专栏作家才可能变得伟大。

    专栏作家是需要平台的。专栏作家的成长离不开媒体的成长。最近几年中国大陆专栏作家的出现，已佐证了这一点。

    起初，除了极少数先知先觉者，大多数媒体的编辑主编们并没有专栏作家的概念。随着新闻竞争的加剧，媒体对“深度”的追求与日俱增，恭请专家学者做专栏作家在2002年前后成了水到渠成的事。

    专家学者成为伟大的专栏作家，要到何时才能成为水到渠成的事？我没有答案，也许很快，也许要等很久。

    今天，我们偶然之间也会读到一两个专栏作家一两篇上乘的作品，然而，我们不会看到一两个伟大的专栏作家的出现，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宿命，你再祈祷也没有用。

    （编辑：黄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