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尤小立

     近日，著名武侠作家金庸恳辞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终获批准，有人对浙江大学之前的极力挽留颇为不解，觉得有失大学的风范。其实，换了其它大学，这个挽留的程序，也不会省略。

　　大学的风范是什么？当下的中国大学是否还有大学的风范？这些问题似乎早已显得过于空泛、理想。面对一个实用的社会，大学也变得越来越现实，即便是“名声”这类本应属于理想范畴的东西也在逐渐转化为现实的目标而成了达到现实目的的工具。

　　目前，大学之间比的依然是各种数据，前几年是教授、副教授的数量，后来这些头衔不稀罕了，就开始比校园的规模和学生的人数，如今比的内容又转变成了院士的多少，国家级项目以及国家级重点学科的数量。即便是像教师教学水平这样软性的、主观性较强的、很难量化的东西，由于有了“国家级教学名师”的崭新称号，而这个称号又是各种评估、检查的硬性指标和判断标准，遂成为大学追逐、攀比的新目标。在这一系列追逐和攀比过程中，大学的“名声”也随之数目字化。

　　尝记得，上世纪80年代，大学以外的普通工人尚能说出大学中的名教授的大名，并且可以清楚地说出那位教授的研究领域，综合大学内文理专业的学生也少不了品评臧否其它系科的名教授。也就是说，大学给人最清晰的印象，还是硕学宿儒的诗意栖居之地。但现在完全不同，大学的围墙拆除了，仿佛融入社会之中了，但能够代表大学价值和特色的地方却也淡化了。校外人士的确也在打听你那所大学、那个院系有多少教授，有没有博士或硕士授予权，但那是因为他的孩子本科即将毕业，工作不好找，准备缓一缓，读个研究生，他是想请你帮个忙。即便是校内人士或圈内人士议论的焦点，也是博士点、硕士点的数量，有没有国家级的重点学科或重点实验室，而教授们的大名也被“校长”、“院长”、“学科带头人”、“博导”、甚至“处长”、“所长”、“主任”所替代，好像无此头衔，就一钱不值。

　　中国是个重“名”的国家，讲“名正而言顺”，但古人更强调“名实相副”。重“名”而轻“实”，一方面是利益至上的结果，另一方面则是骨子里的不够自信在作祟。以当今的评价机制看，重“名”是绝对可以得利的，因此才会有名利双收的竞相效仿，无以节制。

　　要说当下的中国大学不够自信，许多人不会相信。因为每年都有几百万的高中毕业生和在职人员要竞争上大学，大学的生源是绝对有保障的。大学也成了“稳定”的就业的目的地。大学给人的感觉，不是不自信而是过于自信。但其实，以前大学内曾经有过的不同于社会及其它行业的文化早已发生了变化。人们所说的大学的过度行政化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在大学中是实实在在、随处可见的现象。不仅如此，社会上的流行风既浸染了大学生，造成的影响迅速显现，比如电视上有选秀节目，校园里也选秀，外面有歌星评选，校园里则有“校园之星”，反正外面有的，校内也一个不能少，同时也在成为管理人员学习和模仿的样板。大学每年招待费的增长是十几年前无法想像的，其速度大大超出了物价的增长速度，就是一个向社会看齐的例证。大学行为方式的官场化则是被社会所改造的又一个例证。它们从某个侧面反映出大学对曾经在社会上建立的“名声”的不满和不自信，于是开始努力寻求新的社会“名声”。

　　大学“名声”的数目字化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教师和学生成了抽象的头衔和数字。他们俨然成了大学这台机器中的零件。而大学的机器化又直接导致了具体的人的消隐，人的消隐的结果则是人性的蜕化、文化内涵的缺失和文化的粗鄙化。

　　在当下的大学中所能看到的是日益趋同，从外在的建筑风格、色彩运用，到人的行为方式、追索目标都是大同小异。这是职业技术学院的景象，而非真正意义上的大学之风格。如果今后的大学甘愿成为公司企业和行政机关的定向的职业技能培训基地，大学不仅失去了她的传统，失去了自主性，从而失去了存在的价值，一旦大学成为大楼、草坪和人造湖泊，外加教师和学生所简单搭成的积木，大学的“名声”也可能真的不重要了。

　
    (编辑:杨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