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达·卡洛创作于1944年的《破裂的脊柱》，藏于墨西哥多罗雷斯·奥尔梅多·帕蒂诺博物馆。

　　密集恐惧症患者，请自觉绕行。经仔细清点，画中人脸上、身上共被钉了55枚铁钉，她的眼泪滚淌在鼻翼与铁钉之间，肆无忌惮。如若你对人类所蒙受的痛苦有超凡感知，请进入画中人的世界。

　　画中人的世界，俨然是一处废墟。她的脊柱裸露，断裂成很多截，犹如破碎的爱奥尼亚石柱，柱头有精巧的涡卷，托举着她的下巴。无论她受到何等摧残，矫饰都是她的本能。也许，她（它）原本是一座公共建筑，算不得巍峨，却也不容轻慢。但已然如此，再用她殉道式的表情来定义什么尊严，无非是对人类痛苦的二度消费。

　　痛苦恰似专制，到了极致，也让人学会自嘲。很多年后，当画中人躺在床上，被抬着去参加自己的画展时，她提醒抬她的小工：小心一点，这具尸体还在说话。而尸体是废墟化的身体。

　　画中人，叫弗里达；弗里达，也是画作者。《破裂的脊柱》是她70多幅自画像里最具代表性的一幅，是为一处身体废墟所唱的挽歌——那歌声讽刺而柔美，像钢铁那样坚硬，像蝴蝶翅膀那样自由，像微笑那样动人，又悲惨如同生活的苦难。

　　在与苦难遭遇的概率上，弗里达是开挂级的。穷其一生，她的心灵都被囚禁在支离破碎的身体里。六岁时她患小儿麻痹症，致使右腿萎缩；18岁时她遭遇重大车祸，一根被撞断的扶手由她骨盆刺入从阴道穿出，留下严重后遗症，以至于在此后29年里，她一共做了30多次手术，经历了三次流产。多次流产，使她失去了做母亲的资格；更多次的手术，让她失去了对身体的善意认同。弗里达曾打过一个恶毒的比方，她称自己的身体是一幅打乱的拼板游戏。游戏玩久了，自然要丢失一些部件。有一次，医生在为满是金属固件支撑的身体进行例行检查后，随手端起了她早已腐烂的右脚，问：你这样有多长时间了？她反问：我怎么知道？医生告知：你算幸运的，腐烂还没蔓延到小腿。于是，她被切掉了右脚。

　　《破裂的脊柱》就是创作于她被截肢后，1944年。那是遭遇不幸者都会经历的心理过程，从麻木到否定，从否定到悲伤，从悲伤到接受。在接受了“自己身体是废墟”的事实之后，她自画像里出现了更多的流血和哭泣，而且，她对自己这项充满负能量的劳作抱以极大的真诚和坦率。

　　有人认为她的作品是超现实主义，对此她嗤之以鼻：“我从不描绘什么梦幻，迄今为止我所画的都是我的现实。”是啊，你不能把所有恐怖的景象一概称为鬼故事，尤其当“鬼故事”出自亲历者（受害者）之口。

　　当然，弗里达在创作《破裂的脊柱》之前几年，经历的鬼故事般的现实不仅是截肢，还有一些信息比较凌乱的男女关系。1940年8月，托洛茨基遇刺身亡。托洛茨基是弗里达丈夫、壁画家里维拉以名誉向卡德纳斯总统担保邀来墨西哥避难的，他的住处正是里维拉夫妇的家。故事的推进遵循了地摊文学的路数，男客人与女主人在各自配偶的眼皮子底下干柴烈火。之后，弗里达先行冷却，“非常厌倦这个老头”。但老头不死心，像个情窦初开的少年一样给情人写信，括弧，九页。弗里达赞一句“写得真美”，随后交给其他人传阅。此狗血剧发生在托洛茨基遇刺前一个月。所以，弗里达被警方怀疑，关押。好在，此番又是里维拉出面以名誉向卡德纳斯总统担保，把弗里达救了出来。

　　如此说来，里维拉应该被贴模范丈夫标签了。某种程度上是的，他深爱弗里达，甚至到了依恋的地步。但有一点，阻止这对男女成为人间佳话——里维拉有病，跟老虎伍兹一样，性瘾。鉴于当时有效治疗手段阙如，里维拉跟女人上床像握手一样随便，也像握手一样频繁，而女人们像沾在他手上的泥巴，泥巴里包括弗里达的妹妹。一个从少女时代起就矢志“为他生个孩子”的男人居然成了这号货色，何以解忧？弗里达的招数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且变本加厉。不但搞外遇，还男女通吃。

　　残疾人、双性恋、女画家，上述因素加持，弗里达成了拉美文化的一枚妖冶LOGO。但其实，都是表象，其实“谁知我伤悲”。弗里达所有的放荡，都是为了稀释痛苦。她所要的，跟一位普通的中国村姑别无二致：一个身体不出轨的丈夫，一个身体不滋事的自己。不过在她遇到里维拉之后她知道第一条不可能，在她遇到车祸之后她知道第二条亦不可能。很难说，哪次觉悟更致命。她曾深情地对里维拉表白：“我遭遇过两次事故，一次是车祸，一次是认识你。”你能从《破裂的脊柱》的画面上发现，此间有一种至深的绝望，那是心灵对身体所施加非人折磨的控诉，那是离却此岸又永远到不了彼岸的哀号。

　　此画完成后第十年，弗里达得以解脱，留下“我愿永不归来”的遗言。至此，她身体结束了对她心灵的漫长囚禁，历时47年又7天（1907年7月6日－1954年7月13日）。

　　（编辑：杨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