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加尔与蓓拉

夏加尔《双面新娘》

　　有一个关于马克·夏加尔的展览正在进行：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夏加尔作品大展；有一个关于他的纪念活动今夏将进行：白俄罗斯小城维帖布斯克，夏加尔结婚100周年庆。

　　夏加尔去世有三十年了。比他长寿的世界文化名人屈指可数：《从黎明到衰落》的作者、大历史学家雅克·巴尔赞105岁，人类学大师列维-施特劳斯100岁，哲学家伯特兰·罗素98岁，思想家、经济学家阿尔伯特.O.赫希曼97岁。画家里面，刘海粟98岁。夏加尔，逝于1985年，97岁。

　　活得长，画得更多。毕加索留下了三万多幅作品，夏加尔的存世作品数量，只可能比这更多，于是，每隔一段时间，拍场上就会冒出个把夏加尔作品。在巴黎，夏加尔的后人们严密看管着画家留下的宝藏，许多距今已有一百年的作品，从未拿出来示人；从1910年代起就积下的书信被封装在信封里，信封上盖着莫斯科、维帖布斯克和柏林的邮戳。外人不知道夏加尔还有多少画作没有见过天日，甚至，据说还有一部未发表的自传的完整手稿。

　　只有等这些后人觉得夏加尔的价值已经被艺术评论家贬得太过分的时候，才会将宝藏亮出一些来。批评家和史家，常常跳出来重估某知名艺术人物，这算是一种“搏出位”。于是，在布鲁塞尔，许多不为人知的夏加尔作品首次露面，就连画家的外孙女也到场讲话，可见家族有多么重视。

　　而维帖布斯克，在乎的是夏加尔留下的爱的佳话。

　　1、夏加尔三十多岁就写有自传《我的一生》，但关于他的早年生活，我们依然所知甚少，因为自传里颇多想象的东西，难以信为事实。不过，他成长的文化环境还是可以建构起来的。维帖布斯克，位于三个帝国的交接地带，一是革命前夕的俄罗斯帝国，二是犹太人社会这一“国中之国”，三是欧洲艺术这一比喻意义上的“帝国”。夏加尔后来从家乡到彼得堡，再到法国巴黎，由小及大，走出一条康庄大路。

　　维帖布斯克，是个什么性质的所在？根据他自己的描述，既非城也非村，靠近森林，工业发展和人口增长都很快。维帖布斯克的文化很驳杂，夏加尔是哈西德派犹太人后代，本该特别虔信保守，但他很早就放弃了宗教，而且从未回头。他亲近范围更大、更强势的俄罗斯文化，但又经常画家乡景观——以他自己的方式。俄苏诗人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说，夏加尔画中那些犹太人形象，代表了一个失去的世界：战乱，屠杀，种族清洗，上世纪的欧洲犹太人，基本都有过丧家背井的记忆，不是本人亲历，就是长辈的故事。

　　犹太教家庭擅长生育。马克有次去上学，途中被一条疯狗咬了，家人把他送去圣彼得堡治疗，伤愈回来，刚好赶上弟弟出生。那时他还不到四岁。后来，他在1911年的画作《诞生》中画下了这段跌宕的情节。被狗咬的事，让他全家都很不安，所以当小马克表态要学画时，老妈的心一下子就凉了。

　　其实“马克”是后来到法国后改的名字，当时他叫“莫伊舍”，一个典型的意地绪语名字。东欧犹太人说意地绪语，局限于犹太社会里，所以在俄罗斯的犹太家庭，都会把子女送去学俄语。马克起初不肯学，有次把课本扯得粉碎，往天上扔，嚷嚷着，“让风来用俄语念它们吧！”不过后来，他画画出名，跻身圣彼得堡的文化圈子，还是得俄语。

　　然后，就该说说蓓拉了。

《生日》

《新娘》

　　2、蓓拉，也是个名字很多的人。她那位富有的珠宝商父亲管她叫“芭莎”，家里的帮佣管她叫“蓓尔塔”，后来夏加尔的母亲也这么称呼她。她还用意地绪语签名“蓓尔特”。事实上，她什么时候改名为“Bella”的，一直是个谜。

　　蓓拉娘家姓罗森菲尔德，也是哈西德教派，但比夏加尔家富裕多了。女孩受过极好的教育，在家背诵俄语诗歌，演出俄语戏剧。她有五个兄弟，他们和夏加尔一样，都放弃了信仰。蓓拉的俄语学得比夏加尔好，这是两人认识不久以后他便发现的；至于意地绪语，蓓拉后来用这种语言写过两本回忆性的小书，优美曼妙，堪称文字版的夏加尔。

　　其中一本叫《初遇》，一点不花哨，“初遇”的双方，就是她和马克。她写道：“他的眼睛让我惊讶，它们像天空一样瓦蓝……看得我垂下自己的眼睛。我们谁都没说话，各自感觉着心脏的搏动。”

　　另一边，夏加尔在自传里则这样写：“她的沉默是我的沉默，她的眼是我的眼。她好像知道我童年的一切，知道我的现在、未来，她好像能一眼看穿我。”

　　他们的恋情从1909年开始，《戴黑手套的我的新娘》就是那年的作品，一般认为，这是夏加尔为蓓拉所绘的最早的肖像；二般认为，此画系马克在向心中的缪斯表露景仰。然而，画中的白衣女人美则美矣，脸却歪向一边，很是桀骜冷漠，据此，三般认为，这是夏加尔知道自己出身低微，笔触下有嫉妒和意欲高攀的意思——总之，不是志在必得。

　　更加可疑的是画中蓓拉的年龄，夏加尔说她生于1895年，比自己小七八岁的光景，她的美国护照和墓碑上也都是这么写的。“蓓尔塔带来了花，蓝的，配了草叶。她一身洁白，戴着黑手套，我画了她的肖像。”——关于《新娘》，夏加尔如是写道。他还说，1908年创作的《死》中的那个白衣女子也是以蓓尔塔为模特的：但这个在棺材面前呼天抢地的女人，和《新娘》中丰满、成熟的女人，怎么看都不像一个仅有12岁的女孩。

　　在夏加尔之女伊妲的收藏中，有两张蓓尔塔的照片，都摄于1907年，蓓尔塔在一张相片背面用俄语写：送给泰亚，纪念我们长而又长的青春记忆；另一张则注明：中学时代结束。按当时俄国的教育制度推算，她应是十八九岁的光景，如此，她应该比夏加尔稍长一点，生于1888或1889年才对。

　　3、年龄不是问题，对上了眼就好。“她进来了，嗓音回荡，她正同泰亚交谈。于是我觉得……我觉得什么呢？这位陌生少女的来访和她那歌声般的嗓音，好似来自另一个世界，令我困窘。我们一阵沉默，相对无言。她是谁？我害怕起来。不，我想和她攀谈，接近她。突然，我感到我不应该和泰亚在一起，而应和她在一起！我俩相视不语。她好像早就认识我似的……”

　　夏加尔是美少年：蓝眼，卷发，面皮白皙，常常修饰自己的嘴唇和两腮。这个泰亚，是一个医生之女，与他早早相识，便志愿给他做裸模（那时夏加尔没钱雇模特）。包括她在内，他身边围拢着一大群女孩，而最后脱颖而出的，是蓓拉。

　　他们应该是年龄相仿的。1908年的《红裸女》，也是夏加尔的名作之一，画中的女人虽然走形走得厉害，其粗壮的大腿，匀称的双乳，总是不会夸张到哪去的，而她搔首的动作完全是个成人，且不可能还受着自己家庭的保护。只是，此时的女人，仍然是被观察和描摹的对象，还没有被执笔的男子点亮。

　　“点亮”——蓓拉另一本书的书名，揭示了他和夏加尔共度三十年人生的关键。他俩始终互相需要，彼此“点亮”，后来，他们又一同被女儿伊妲所点亮。夏加尔为她们画了数不清的画，每一个有家室儿女的人，都可以轻松地感知到画面里喷薄欲出的情感：家庭之恋，血缘之爱。

　　《点亮》中的这几句话，总是被用作夏加尔最著名的一幅画，《生日》（1915）的题注，在那个画面中，女人手捧鲜花，身穿黑长裙，身体前倾，像是要飞起来，而男人已经腾在半空，脖子拧过来吻到女人的嘴。他们待在一个安宁整饬的居家环境里，正逢女士生日，他们的爱又被刷新了一遍：

　　“你腾空而起，伸展着四肢，向天花板冉冉飘浮起来，你转过头，也把我的头转过来……咱们俩就联袂在点缀好的房间里飞升，我们终于飞起来了。在窗前我们真想穿越而过。窗外的白云和蓝天在召唤着我们。”

《空中的恋人》

　　4、夏加尔1910年在巴黎留学，画艺突飞猛进，人脉也经营得很好，赶上了现代派艺术大爆发的年代，阿波利奈尔、莫迪利阿尼、马蒂斯、莱热等文学界、绘画界名流都跟他相熟，而他的作品里，虽然也常有我们熟悉的变形，有各种几何块面，却不属于任何一派。几年后他回到家乡，然后战争爆发，维帖布斯克，成了他坐困的愁城。

　　但也多亏了战争，夏加尔的视线才能专注向内，潜心于对蓓拉的激情。男人本是生而自由，在任何一个层面上都能探寻自己的价值所在。他们于1915年7月结婚，蓓拉激发了夏加尔的灵感和斗志，外边愈阴郁，画布上愈是昂扬着生活热情。

　　他画了一组系列画，后组合成《献给我的妻子》，然后，在无法出门的情况下，他在画布上创作出了飞翔的人、庆祝的人、做白日梦的人：《飞翔在城市上空》、《生日》、《高举酒杯的伉俪肖像》、《穿白色翻领的蓓拉》……在《飞翔》的画面中，那位被吻着的女子，真的被男人拽出窗户，扶摇在家乡白色的上空了，地面上有黄墙红顶的小宅子，有教堂，有工厂和长长的栅栏，栅栏外边，鸟们在地上啄食。

　　或许有很多人，是受了这些画作的刺激，一时感动去领了婚证。鉴于婚姻关系危机四伏，现下的很多婚恋指南书，规劝人们要杜绝幻想，安于柴米油盐。然而敢问世上男女，有几个不曾动念，要经由一桩修成正果的爱而被点亮、得飞升的呢？

　　蓓拉的教养极佳，也有判断力。十月革命后，她及时劝阻了夏加尔，让他没有头脑一热去新政府里当官，而是回到家乡，在那里负责艺术活动。1920年，热爱舞台艺术的蓓拉又促成了他搬迁到莫斯科的决定，去给新成立的俄罗斯前卫剧院担任布景和舞美。但很快，夏加尔便在倾轧之中退出。他选择了流亡，一家人去了柏林，到1924年年初重返他最喜欢的巴黎。

　　1915年后的他，处在新婚和得女的兴奋期内，但十年过去，他对家人的爱不逊当初。在法国，他出产的油画里多有夫妻恩爱的主题，但凡画到家人，总是少不了阳光：他用的蓝是钴蓝，红是朱红，黄是金黄，人物总是与鲜花为伴。然后，当他开始画记忆中的家乡时，情侣和鲜花仍旧频繁出现。爱与爱，可以叠加共处，一种要素可以挪用于任何一个场景，正像他经常混用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元素一样：只要用得上，他根本不会顾虑这种元素来自哪种文化传统。

　　在流亡时期，他开始尝试画插画，1926年他受邀完成了一百余幅《死魂灵》插画，蓓拉给他朗读了全书。然后他又涉足版画，他说：“要是蓓拉不同意，我完不成任何一幅油画或版画。”

　　5、一个女人，远在天边，你顶礼膜拜她，奉为女神，还以她为尺来度量其他女人，细想想，这事其实够蠢。敢不敢反过来：男人唯一的女神，是伸手能及的女人，能拥之入怀、解她的心意、爱她到心口，甚而点亮她、发现她的美的女人。

　　夏加尔经常凭想象画画。1912年他在巴黎，画了一幅犹太教徒的肖像，但那时他不可能见到一个真正的犹太教徒；有时，画作上的落款日期都是错的，夏加尔会把灵感出现的年份，而非画出成品的年份，留在画面上。但是，没人质疑他画中的伦理欢爱、生活逸趣是虚假的——因为他眼里的女神，和他所拥有的女人，是合一的。

　　他们都爱法国，尤其是南法国，蓝色海岸一带风光旖旎，令他们流连。画家的作品到处受欢迎，但总有人看它们不顺眼：纳粹出现了，下了禁令。是的，纳粹什么都禁，包括小说、诗歌、传单、太过分的衣服和骑自行车的人，而且不明示禁忌的具体范围，以便自由掌控。夏加尔的画怎么了？对不起，格调堕落。

　　1941年夏加尔全家流亡去美，随身行李重达一吨半，手头能带上的作品全带上了，能做到这些，干练的伊妲居功至伟。画家在美国做的工作仍是给芭蕾舞团绘制布景和戏装，巴兰钦，斯特拉文斯基，以及女儿伊妲，都是夏加尔的合作者。一大批避难的欧陆知识分子和艺术家都与他结识：马里坦、列维-施特劳斯、莱热、布勒东、马克斯·恩斯特，等等，在那里，他们遇到了古根海姆这样的大收藏家的支持，得以继续事业。

　　夏加尔给纽约芭蕾舞剧团工作，蓓拉缝制演出服，由夏加尔在上面画画，这些戏装都保留了下来。然而，刚刚安定下来没几年，蓓拉竟因病毒感染，以49岁猝然逝世，给了夏加尔一个巨大的打击。长达九个月，他都无法重新握牢画笔。

　　6、缓过来后，夏加尔进入他的缅怀时间。首先，他把《喜剧小丑》一画一割为二，分别制作成两幅类圣像画，《婚礼之光》和《永伴她旁》；其次，《点亮》的意地绪语版本出版时，夏加尔手绘几十幅插图插在其中。

　　他做的第三件大事，是藏好了亡妻的笔记本。后二十年里，夏加尔零零碎碎地在本子的空白部分画速写。他画了蓓拉的遗容，画了他们俩在一起的样子，笔下纷纷茫茫的彩色线条，把蓓拉的字迹包围起来。

　　速写中的蓓拉有各种样子。有时穿着花裙子，提着一篮水果，一如油画里那么单纯、快乐，有时却目带黑圈，似是病容。他们夫妇的形象贯穿了整个本子始末。夏加尔用钢笔画了他们在婚礼上的样子；而就在相对的那一页上，蓓拉抄下了一首二战时期的法国著名歌曲《游击队员之歌》，是她自己翻译成意地绪语的版本。法国熔炼了夏加尔的画艺，他视法国的色彩为“自由之光”，而他们与这个国家之间，也有一桩至死不渝的婚姻。

　　最能反映夏加尔心情的那一个小画，是他把自己画了一个蓝脸，表情忧郁，坐在画架前，正在用红色画一幅他和蓓拉的肖像。他一边画，一边伸一只手出去抚着画布，好像要召唤画中人出来似的，另一只手则放在胸前“扪心”。

　　7、战后他回到了法国——实在是寤寐思服，兼之法国人也累次邀请他，给他办大型回顾展。他在普罗旺斯买了一栋房子，那时他有个情人叫弗吉尼亚，是伊妲给介绍的。数年之后，他爱上了人生中第三个女人：生于基辅的瓦瓦·布罗茨基。瓦瓦气质比蓓拉更为娴静，自然，这是画家渐老时心境的需要。

　　他画她，画中的瓦瓦，没飞，站在地上，大大的眼睛瞅着观者，身边是一大束鲜花。这是每一个缪斯应得的待遇。

　　终其一生，他都有爱。夏加尔是个色彩大师，所有能爱上夏加尔画作的人，都被这种愉悦所淹没。夏加尔的信念是，爱能打开人的灵魂，让人看到那些看不见的小细节——他的绘画，就要描绘和举荐这些细节。

　　维帖布斯克人很骄傲，他们是夏加尔之爱的“主场”，所有梦幻的开始之地。比利时人也有权热爱夏加尔，因为他们是欧洲超现实主义的集萃之地。还有谁？法国人自不待言。事实上，任何人就可以说，我爱夏加尔，因为，你看啊，他的这幅画难道不是为我画的么？

　　夏加尔活得这么长，因此，他有足够的时间陪自己的双胞胎外孙女成长。一个叫梅蕊，另一个取名蓓拉。梅蕊说：外公曾告诉蓓拉，到你初尝爱情滋味时，你就更能明白我画的是什么了……

　　（编辑：杨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