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直可弯，一会儿变成钓竿，一会儿变成时针，一会儿变成树枝，这是什么？这不是孙悟空的金箍棒，这是达利的胡子，是超现实主义的胡子。萨尔瓦多·达利和菲利普·哈尔斯曼，超现实主义的两位大师，正是在这两撇乖张的小胡子的启发下产生了奇妙的共鸣。

　　1940年，世界大战的阴影笼罩着欧洲大陆，达利和哈尔斯曼分别逃往美国避难。迫不得已离乡背井，似乎注定了他们将于第二年在新世界的相遇。1941年，哈尔斯曼受黑星图片社的邀请，前往纽约的朱利安·列维画廊拍摄达利的展览开幕。谁也没有想到，那次拍摄工作，达成了两人此后长达37年的共同创作，一直到哈尔斯曼逝世前一年。

　　在超现实主义的世界里，达利的画和哈尔斯曼的照片分庭抗礼，却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达利的妻子加拉，是达利诸多画作的原型，而达利本人，则成为哈尔斯曼镜头里的主角。特别是达利那两撇乖张的小胡子，几乎要被他和哈尔斯曼玩坏了。直到1978年，哈尔斯曼最后一次为达利拍照时，白发苍苍的达利依旧留着两撇倔强的胡子。在哈尔斯曼看来，达利的胡子是他最具野心的梦想，也是他最非凡而古怪的作品。

　　其实，达利向来钟爱自己的胡子，他曾经说过：“很多美国人在夏天到西班牙来探访我，他们是想看我的画吗？其实并非如此，他们只是对我的胡子感兴趣。人们并不需要一个伟大的画家，他们只需要一对漂亮的胡子。”而这对漂亮的胡子，也给了哈尔斯曼无限的创作灵感。于是，前后大约花费了两年的时间，达利和哈尔斯曼创作出了一个系列作品《达利的胡子》，这是两撇超现实主义的胡子。

　　在这个系列作品中，两位艺术家发挥了无限的想象力。最简单的那张《胡子》，达利将两撇胡子捋直，哈尔斯曼后期抹掉了达利的五官，空留下他戏剧性超强的胡子；为了那张《垂钓》，达利给自己的胡子打蜡，从而固定住胡子的形状；在《时钟》里，哈尔斯曼花了一百多个小时，用后期技术将达利的脸融化，让达利变成他的名作《记忆的永恒》中融化的时钟，而胡子变成了时针；而在《蒙娜丽莎》里，哈尔斯曼为蒙娜丽莎换上了达利圆睁的眼睛和俏皮的胡子，还把自己捧着硬币的双手贴在了蒙娜丽莎的手上。这些作品无不透着两位艺术家的玩世不恭，现实并不重要，他们创造出的超现实的时空才重要。用哈尔斯曼的话来说，达利的胡子，是现实世界中的超现实的存在。

　　后来，弗拉马利翁出版社把这些照片集结成册出版了《达利的胡子》。在这本图册里，达利和哈尔斯曼用一问一答一张照片的方式，来呈现他们的创作。这两撇奇形怪状、寓意无穷的胡子，成为达利和哈尔斯曼诠释超现实主义的利器，来表达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中的梦境和幻觉。更有趣的是，在这本书的背面，哈尔斯曼独具深意地写道：“敬告各位，这本书是荒诞的。”

　　当然，哈尔斯曼绝不只是拍了达利的胡子。在摄影界，他是最著名的人像摄影家之一。在正常的拍摄工作结束后，他常邀请拍摄对象加拍一张跳跃状态下的照片。在他的镜头里跳起来的，包括温莎公爵夫妇、尼克松总统、格蕾丝·凯利和奥黛丽·赫本，还有玛丽莲·梦露。梦露更是跳了两百多次，才最终跳上了《生活》杂志的封面。“跳跃拍摄”几乎成为哈尔斯曼的专利，但这些跳跃的定格，无非是想抓住那些名人们不同寻常的状态，与后来达利的跳跃完全不同。达利的那次跳跃，是一次包含哲学思考的跳跃。

　　1945年，美国在日本广岛投下了一枚原子弹，原子的概念逐渐被大众所了解。而在那前后，爱因斯坦的原子理论影响了整个世界。正是在爱因斯坦的启发下，达利创作了《原子的丽达》，画中以加拉为原型的丽达和变成天鹅的宙斯，都悬浮在半空之中。“丽达与天鹅”这个古典绘画题材，在达·芬奇笔下就是一派恬静优雅，而在达利笔下以超现实的手法却产生了新的意象。当哈尔斯曼看见这幅画的时候，他决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便有了后来哈尔斯曼举世闻名的作品：《原子的达利》。

　　与达利的画作一脉相承，在这张照片里，所有的物体都不是表象上的真实，而还原到原子世界的悬浮状态。画架、椅子、水和猫，连同达利和他的《原子的丽达》一起，全都悬浮在半空之中。为了达到这种理想状态，画面外有四个助手分别抱着三只黑猫、捧着一盆水，哈尔斯曼的妻子伊冯·莫瑟则举着一把椅子。当哈尔斯曼数到三的时候，他们扔猫泼水举起椅子，而当他喊出四的时候，达利手持画笔跳起来，同时哈尔斯曼按下快门。

　　如此反复，哈尔斯曼花6个小时拍摄了28次，最终他们共同选择了这第16张。因为只有这一张照片中所有的事物都处在最佳状态和位置，其他的不是达利跳晚了，就是水挡住了达利的脸，要么就是猫挡住了背景中《原子的丽达》。但在这张原片中，我们依旧能看到一个有趣的“现实的影子”，那就是画面左侧举着椅子的双手，一般刊印的成片是哈尔斯曼后期裁切过的版本。达利和哈尔斯曼在这张照片中所表达的，是爱因斯坦所说原子世界的现实，而不是人类肉眼日常所见的现实。他们用有形的图像，呈现了一个超现实的看不见的世界。

　　（编辑：杨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