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在有关高等教育的问题与改革的讨论中，几乎总有一个关键词，那就是办学自主权。似乎只要给高校更多的自主权，中国大学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11月27日同一天曝出的中国人民大学招生处长腐败案和厦门大学文学院长艳照门也许提供了不同的思路。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大力发展高等教育。与社会其他领域的改革开放一样，下放管理权力也成为高等教育改革的一项基本政策。经过30多年的改革发展，相对于过去，高校有了越来越多的办学自主权。权力下放也确实促进了高等教育的发展，不仅实现了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的跨越，高等教育的质量也不断提高。

　　但另一方面，在高校获得越来越多的办学自主权的同时，高校内部的政治民主化进程却相对滞后，对权力的监督和约束在不断弱化。由此导致了高校内部关系越来越紧张，高校与外部社会的矛盾与冲突也日益加深，管理专制、权力集中等导致的问题使得大学越来越积重难返。正像人们在人民大学招生处长腐败案和厦门大学文学院长艳照门中看到的一样，不仅校长们掌握了越来越大的权力，甚至作为高校中层掌门人的各路诸侯也盘踞一方，掌握了巨大权力和大量可以自由支配的资源。中层部门和二级学院俨然成为独立王国和处级干部们的势力范围，以至大学中层领导的贪腐堕落也越来越花样翻新，水涨船高。动辄贪腐上亿，轻松拿出80万摆平丑闻，即便政府部门的腐败分子也未必总有这样的大手笔。一向作为清水衙门的大学贪腐起来一点也不示弱，大学管理者掌控的权力和资源不是太少，而是太多。即使在那些典型的因为自主权太少导致的事件中，最后的问题也往往与大学领导们的权力过大有关：比如备受质疑的大学教学评估。评估本身固然是权力集中的产物，但各个大学在评估中大搞形式主义、花钱如流水，由此滋生大量触目惊心的腐败，哪一件不是因为校长和部门权力过大不受约束才变成现实的？

　　一切管理理论的精髓无非激励和约束。作为激励手段，下放权力无可厚非。但问题在于，作为改革开放基本经验的下放权力忽略了另一个问题，即在下放权力的同时没有注意对权力的监督和约束。中央政府和上级主管部门在下放权力的同时没有注意对基层民主的培育和支持。甚至相反，为了保证发展效率，实际政策取向总是在有意无意地抑制民主。因为中央政府下放权力的主要动因就是要用下放的权力调动地方和基层发展积极性，下放的权力是作为对下级政府和官员的激励、奖赏使用的，目的是鼓励对方实现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下放权力本身就排斥民主或至少不包含民主。换句话说，拒绝民主是下放权力的底蕴。下放的权力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实际上处于失控状态。这是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政治体制最大的问题，也是当前社会问题的一个基本症结。这也正是我们在高校看到的实际情况：权力越来越独断专行、为所欲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反倒越来越成为异端。结果，大学和部门越来越成为独立王国，甚至成为“绺子”和“山头”。大学和部门的问题显而易见，但上级主管部门却总是得过且过，甚至歌舞升平，除非发生重大事件或遭遇“一根筋”的举报，问题永远不会被揭露，更不会被处理。

　　大学的行政权力不仅与一般腐败权力一样追腥逐臭，更因为大学作为学术机构的独特性而变本加厉：大学各级官员的贪腐甚至比政府部门的官员还要有过之而无不及。比如这一次曝出的人大招生处长的贪腐数额就至少超过一亿；厦门大学文学院长艳照门的刺激程度也是很多政府部门的官员望尘莫及的。造成这种现象并不奇怪：与社会上政府及其官员的权力万众瞩目不同，大学的领导们“躲进小楼成一统”，远离公众视线，受到的监督约束要少得多，大学领导们的权力要“安全”得多。这正是高校贪污腐败突飞猛进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办学自主权的名义下，自主招生、定向招生、点招、特招都成了权力腐败的秀场和舞台。专制权力在这里兴风作浪，为所欲为，“100万上人大”成了公开的秘密；“院长养小三”也是全校都知道的新闻。有高度行政化的大学这样的怪胎就会有人大招生办和厦大艳照门这样的奇葩。今天的大学已经不仅不是人们内心神圣的象牙塔，而是成了藏污纳垢、无恶不作的大本营。而造成这一切的不是因为大学的权力太少，而是大学领导们的权力太“孤独”，太自由。今天大学的当务之急不是下放权力，而是约束权力。只有重建民主，让社会监督，让教授治校，让教师和学生决定学校的大政方针，决定行政后勤人员的去留和评价，我们的大学才能重拾尊严，才有希望。

　　另一方面，由于高等教育大众化和尊师重教的悠久传统，全社会都越来越切身感受到高等教育堕落给自己带来的巨大伤害，大学成为公众感知社会冷暖和政策变迁，观察党和政府形象以至影响社会态度和社会信心的晴雨表。到了高等教育惊醒和执政党下大力气改变大学形象的时候了。

　　（本文原发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12月13日。“发表时有删节”，此为原文。）

　　（编辑：苏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