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不断的制度震荡，民营企业正像毛泽东早就看透的一样，只能“软弱、动摇和摇摆”。可选择的生存之道无非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或者迎合共舞、舍财求证，或者被动适应、保命留财，最后实在不行，“走为上”，移财移民、海外发展。
冯仑总结，实业救国；将错就错，换取利益和安全；被动妥协，委曲求全；远离是非之地，在一个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急剧变化、政策多变的环境下，过去一百年民营企业家以所有人生智慧可以想到的能够穿越制度转移和体制摩擦造成的死亡逻辑的秘诀无外乎这四种方法。
冯仑指出，其实，今天绝大部分民营企业最担心的并不是有一天政府拿刀架脖子上，强迫交出企业和资产，而是害怕历史出现惊人的重复：渐渐的国进民退，政府的手越来越长，越来越忙，传统意识形态强势回归，在道德上丑化民营企业和“有钱人”。
“近几年，陕西的煤业整合，河北的钢铁整合，以及房地产领域的去市场化等等，都令人似有历史再现的恐惧。在强势而又以法治国（而非依法治国）的政府面前，民营企业家是一群可怜的待宰羔羊，所谓选择，实际上就是没有选择的选择，维护的只是等待死亡的权利。”
冯仑：面对不断的制度震荡，民营企业正像毛泽东早就看透的一样，只能“软弱、动摇和摇摆”。可选择的生存之道无非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或者迎合共舞、舍财求证，或者被动适应、保命留财，最后实在不行，“走为上”，移财移民、海外发展。
选择一：实业救国
第一种选择，其实不是在今天而是在1895年到1949年。当时的企业家张謇、范旭东、卢作孚、穆藕初等在他们的事业中坚定地践行着“实业救国”的理念，他们是民国企业家的标杆和样本，称为当时企业家效仿和追随的偶像，为民营企业树立了学习榜样。
那时候，实业是工具，救国是他们的社会理想。他们的状态其实是士绅们对工商世界的一种精神转型，“这种不是来自古典时代的商人，也不是来自买办和洋务前辈。这些企业家与他们同时代的知识分子、政治家有着同样的精神结构，只不过，他们是用企业来作为实现自己社会政治理想的工具”（高超群语）。
拿张謇来说，他对当时清末的腐朽体制绝望，认为“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于是走到体制外，下海经商，“舍身喂虎”，“认定吾为中国大清而贬，不为个人私利而贬，庶愿可达而守不丧，自计既决，遂无反顾。”之后，他历尽艰辛，通过办企业，成功地带动南通社会经济全面发展，不仅办实业，为股东赚钱，坚持民营为主，规范管理，而且大量兴办教育、医疗、慈善等社会事业，一时之盛引来许多效仿者，其中不乏被后世亦奉为楷模的卢作孚和荣氏兄弟。
除此之外，张謇还积极参与社会改革运动，特别是带领企业家阶层组织预备立宪工会，发起三次国会请愿运动，要求开国会、实行君主立宪制，建立责任内阁。辛亥革命后，他还弃商从政，出任孙中山政府的实业总长、袁世凯北洋政府的工商总长与农林总长，“既贯彻官府意图，又为工商界代言”（马敏语）。
今天的民营企业中的九二派，或者可以与当年的绅商（亦称士商）张謇等相类比，在改革开放的大变局中，不仅与同时代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有同样的使命感和精神结构，而且抱有强烈的济世情怀，创办实业，参与社会建设，投身公益。问题是今天的现实能否给他们一个不同于张謇和卢作孚的前提与归宿。
选择二：将错就错，换取利益和安全
第二种选择，在一党长期执政、政府无比强大的情况下是一种主动将错就错，换取最大安全和最多利益的方法。早在1927年，国民党立足稍稳，就试图以党代商民组织整合独立的民间企业（商人），之后，它又规定了训政时期以党治国六条原则，确定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训政体制，商人再次回到传统中去，人和商会在政治舞台上的影响力受到很大限制。
1949年共产党执掌政权，主张“限制、利用、改造”民族资本，最终消灭资本家阶级，到1956年仅用一个月时间就迫使民营企业“敲锣打鼓进入社会主义”，交出企业，称为无产阶级一分子这一时期乃至后来我们看到最典型、甚至最成功的人物是荣毅仁。荣家在1949年前已是中国最大民营企业财团，横跨纺织、面粉和金融等多个行业，荣毅仁是荣家第二代，留洋归来，留在大陆见证了共产党进城和指掌政权的过程。
1956年1月10日，毛泽东对荣毅仁说：“你是大资本家，要带头，现在工人阶级当家做主了，老板换了。”荣果然主动将企业交给了政府。荣其实早就表态说：“我跟党是相依为命的。”他还在群众大会上当众高声表白：“社会主义改造对于我失去的是属于我个人的一些剥削所得，得到的却是一个人人富裕繁荣强盛的社会主义国家。
对于我，失去的是剥削阶级人与人的尔虞我诈和不信任，得到的是作为劳动人民的人与人之间的友爱和信任，这是金钱所不能买到的。”荣毅仁对党和政府的积极态度得到了回报，他被党保驾为上海市副市长。公私合营不久，毛泽东又出面保他，不仅免于反右整肃，而且上调北京出任纺织部副部长，文化大革命当中周恩来又奉毛泽东旨意保护他免遭迫害。文革之后，邓小平请他复出帮政府创办“中国国际信托公司”，作为改革开放、与世界打交道的商业窗口。
他的态度仍延续他的逻辑，把所有属于自己的钱财捐给政府，暗中加入共产党，表面上以董事长名义经营国有企业。这一回他的回报是：政治上被党安排为国家副主席，当他去世时得以覆盖中共党旗；同时，他儿子、荣家第三代荣智健在香港凭借自己努力和中信的便利，大发其财，成为当年的中国首富。
那一时期，紧随其后的还有北京同仁堂的老板乐松生等。今天，我们在人大、政协领导名单中可以发现不少民营企业家，在他们身上，无论是语言还是行为方式上，都闪现出当年荣毅仁的身影。
唯一不同的是，他们的企业没有被逼捐给政府，也没有公私合营。但愿历史不要开他们的玩笑，再给他们一次重复1956年故事的机会。显然，如何用法治的力量保证民营企业家的利益和精神传承，仍然是“横亘在中国社会经济面前的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这个问题，是下一个30年审视中国经济的晴雨表，也成为考量中国经济是否可持续发展以及中国商人命运的重要风向标”（王俞现语）。
选择三：被动妥协，委曲求全
第三种选择是被动适应，以不断地妥协、委屈求全保全已有的即得利益。如果说第二种选择多表现为少数大型民营企业，那采取被动适应的态度则是绝大多数的中小型民营企业的无奈之举。
1949年共产党进城之后，先是提出保护民族资本，然后一步步改变政策，又提出要“限制、利用、改造”，在流通领域统购包销，通过“五反”打击民营企业的经济合法性和道德上的正当性，直到最后强制实行定息、公私合营，到1956年使民营企业彻底被消灭。
一位当事人（桂勇）回忆道：“不合营你也生存不下去，为什么？劳资纠纷不断，就是工人不断斗你你也不能开除他，工人即使不干活也得发工资，企业原料不足、业务不足，国家把金融、原材料全部控制好了，私营企业拿不到原材料，给你拿的也是价格两样的，工人的组织——工会已经成立，税务机关已经较完善了。
我们已经是走头无路乐，不要说厂里，连家里的钱都拿到厂里开支，到最后家都破产了，资本家风险压力很大，这样，资本家就没有什么内在积极性了。”这就是当年所谓敲锣打鼓“公私合营”把企业拱手交给政府、走进社会主义的真实情形。而另一方面，毛泽东对此也直言不讳，他说：“如果不把它整得灰溜溜、臭烘烘的，社会上的人都要倒向资产阶级方面去”。他还说：“马克思主义是有那么凶哩？就是要使资本主义绝种？这方面良心少一点好。”陈云也算过帐：用1.15亿的定息让71万私人资本拥有者敲锣打鼓交出23亿的资本，实在是很合算的。
这71万人就是被动适应，仿佛被温水煮青蛙，他们弱弱的希望和最后的幻想就是保全手头仅有一点可怜的资本与权益。然而，正如毛泽东所坦陈的，共产党“良心不多”，结局是灭亡和“绝种”。
其实，今天绝大部分民营企业最担心的并不是有一天政府拿刀架脖子上，强迫交出企业和资产，而是害怕历史出现惊人的重复：渐渐的国进民退，政府的手越来越长，越来越忙，传统意识形态强势回归，在道德上丑化民营企业和“有钱人”。
近几年，陕西的煤业整合，河北的钢铁整合，以及房地产领域的去市场化等等，都令人似有历史再现的恐惧。在强势而又以法治国（而非依法治国）的政府面前，民营企业家是一群可怜的待宰羔羊，所谓选择，实际上就是没有选择的选择，维护的只是等待死亡的权利。
选择四：远离是非之地
第四种选择就是“趋避之”，就是逃离是非之时、是非之地（譬如移民），就是躲开社会制度和政策的震荡，也就是躲避没有法制的政府。过往一百年，在几次大的社会震荡和制度变革时，都有一些重要的民营企业因为逃离（避）而幸存下来、发站起来，改革开放之后又回到大陆，从而延续了企业生命，创造了百年老店的传奇。
1945－1949因躲避战乱和害怕共产党新政权斗争，不少上海的老板逃到香港，一时蔚为风气，这批人后来在港战后经济发展中扮演了十分积极的作用，企业都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1978年改革开放后，有一些又回到大陆继续开拓生意，延续着企业生命和家族的光荣。还有一类名义上是洋人、其实一直在中国本土开展业务的民营企业，因为在海外的血脉一直未断，即使在中国大陆财产归零，也游刃有余，东山再起，重回中国。
比如说怡和公司，180多年前由两个苏格兰青年创办，一开始他们的业务就在中国广州，后来一直延伸到整个中国内地，特别是长江流域的大城市；到1949年时，怡和在整个中国已雇佣了2万多人，在东南亚地区还雇了几千人。1949年，中共的军队进入上海接管政权后，以半买半剥夺的方式强迫大班在一份文件上签字，放弃了在中国大陆的所有财产。这时他只好退到香港，重新创业，以区区＊＊＊万再次打拼，经过几十年努力，又使怡和帝国重新恢复，在除中国大陆以外的整个东南亚地区雇佣了20万人，成为全球500强之一。
临近97香港回归的时候，他记得1949年的痛苦经历，于是再次以“趋避之”的方法将公司的注册地迁到新加坡，事后15年，我见到怡和主席的时候问他，当时为什么要离开香港，他不紧不慢地拿出两张表格对我说：“我的责任首先是把公司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也就是受法律保护的地方，这两个表说明离开香港后，我们的业务没有停下来，反而发展更好了，具体地说就是投资回报率比巴菲特要高，增长率比李嘉诚也不差。”
最近几年怡和公司在中国大陆的业务又有很大发展。回过头看，两次都因为部分业务在一些稳定和有法律保护的地方保留下来而使企业得以延续，甚至快速增长。
今天有一些和海外有密切联系的民营企业或者在海外上市，或者将一部分业务挪到海外，也有一些企业家以移民的方式获取安全退路，这些都属于象当年上海老板和怡和公司一样没法活下来的选择。
一些媒体和学者对富人移民、财产外流的现象持批评态度，其实，为什么不能自己检讨以下我们的体制和政策除了什么问题，为什么让民营企业没有安全感、因而采取“趋避之”的策略以求生存。
这就像一个地方社会治安不好，良家妇女都不敢出门，躲在家里甚至搬去另外的城市，你却不检讨政府责任、打击罪犯、改善治安，反倒怪罪良家妇女为什么不出来让坏人调戏和侵犯，真是岂有此理。
总之，在一个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急剧变化、政策多变的环境下，过去一百年民营企业家以所有人生智慧可以想到的能够穿越制度转移和体制摩擦造成的死亡逻辑的秘诀无外乎这四种方法。
这过程中隐含的最大的死亡陷阱其实就是吴晓波（微博）概括的民营企业在中国历史上的四大经典困局，即：无论哪个执政党，也无论什么样自称了不起的政府，只要我们还没有走出这一陷阱，民营企业就难以真正穿越体制的死亡逻辑。
（编辑：陈家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