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出过不少国家理财能手，如汉之桑弘羊、唐之刘晏、宋之王安石等，不过，提起阎敬铭这个名字，今天可就没几人知道了。这个“气貌不扬”（《清史纪事本末》）的官儿，却是清末咸、同年间著名的“中兴”大臣之一，人称“救时宰相”。
咸丰九年（公元1859年），在湖北巡抚胡林翼的举荐下，名不见经传的阎敬铭官拜山东巡抚，由一名处级干部破格提拔到省级高官，成了出将入相的二品大员。从此一发不可收——— 光绪十年被任命为军机大臣、总理衙门行走，光绪十一年授东阁大学士，领户部。他不负众望，以极高的个人品质和理财业绩，迅速在朝野上下树立起一位财政首席执行官的形象和威望。一次宫中议事，慈禧询问恭亲王奕，恭亲王回道：“此事丹翁最清楚，太后可以问他。”慈禧遂转过头来对阎敬铭说：“丹翁认为如何？”“丹翁”一时手足无措，赶紧跪下磕头。阎敬铭字丹初，因受时人敬重，被尊称为“丹翁”，连太后也这么称呼，可见此人名头之响。
阎敬铭理财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开源”与“节流”并行不悖，尤重节流。到户部后，他“精校财赋”，一口气推行了理财节流二十四事，各项收支均严订章程，“无不力求撙节，以裕饷源”，且专找大项开支下手整顿。如新疆在1881年已然收复，但朝廷每年仍然支出新疆军饷千余万两，阎敬铭建议新疆南北路各军施行屯田，仅此一事，每年即可节省饷银数十万两。光绪十年，新疆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锡纶奏请由户部垫还俄商积欠银12万两，连皇帝都“通融”了，到阎敬铭这儿却卡了壳，而且话茬儿很硬：“臣部无代各省清偿欠款之例”，最后还是皇帝顺从了他的意见。
阎敬铭工作勤勉，起早贪黑，不辞劳苦，对各项收支的数字，更是较真到招人“厌烦”的程度，而这却是作为一名财相必备的品质。《国闻备乘》上说：“敬铭为户部尚书时，每晨起入署，日晡而散，司员上堂取诺，穷诘再三，必尽其底蕴乃已。随身自备一册，视文牍要语伏案手自抄之。腹饥，市烧饼二枚，且啖且抄。勤劬耐劳苦，虽乡村老学究不逮。”旧时高官却像“老学究”，这面镜子足够那些高高在上的古今官员们好好照照了。
阎敬铭事业飞黄腾达，生活上却非常低调。为官40余年，两袖清风，廉洁到了无可指责的程度。他一生任职多与理财有关，经手钱物数以千万计，从不妄取一分一毫。饮食粗茶淡饭就好，衣着蔽体御寒足矣，虽身居高位，而“望之若老儒”。做山东巡抚时，一次设家宴招待新任学政，饭食简单，桌子中间摆放一碟干烧饼，这位阎大人手掰烧饼，吃得津津有味，而那位学政大人却受不了，“终席不下一箸，故强之，勉尽白饭半盂”，回去后对别人抱怨：“此岂是请客？直祭鬼耳！”1877年，山西大饥，朝廷派他去视察赈务，这位钦差大人穿一身“褡裢”的官服就出发了，也不怕旁人笑话，还令下属也穿这种上不得台面儿的粗布衣，而大家倒也乐得服从。
阎大人善以节流为理财之道，且确实有效，问题是节到了老佛爷的头上就碰了壁。慈禧太后欲糜费数千万两国库银建造万寿庆典工程清漪园，即颐和园，工程尚有750万两的窟窿要堵上。换作别人指定顺从太后旨意，可是偏偏遇上“倔驴”阎敬铭竟抗旨不遵，惹得太后大为光火，当场撤了阎敬铭的差使。老阎被加了个“不能体仰朝廷裕国便民之意，饰词延宕”的罪名，革职留任。可是他怎么也想不通，修那个破园子，跟“裕国便民”搭上什么界？于是再三称病请求退休，拖到光绪十四年，慈禧才点头放他走。
阎敬铭走了，朝廷上也就“肃静”了，再也没人敢对老佛爷花钱说三道四了，于是，颐和园修起来了，大清的北洋水师买不起洋人的军舰了。羸弱的战斗力加上极端落后的军事思想，大清军队屡战屡败，被打得“满海找牙”。那场羞辱的战争甚至成了世界军事史上的一个笑柄。
其实，正是有阎敬铭这样的理财家连年的辛勤打理，大清的国库才奇迹般地丰裕起来。光绪十五年，大清帝国岁入为80762千两，岁出为73079千两，当年盈余7683千两。这年冬天，农历十二月二十六日，新任户部尚书翁同龢在听取了司员关于年底盘点库存的报告后回到家中，挥笔写就日记一篇：“……银库今日封库，共银一千二十七万九千四十两零。各项统在内。”忆起阎相的诸般操劳，为大清国兢兢业业付出了一辈子，到头来却蒙受不白之冤，晚年凄凄惨惨，不禁惋惜心痛不已，于灯下连连叹息。老阎的身体彻底垮了，挨到光绪十八年，这位皇权时代的最后一位卓越的理财家病逝于陕西原籍家中。朝廷追授太子少保衔，谥号“文介”。
理财以节流为重，属于传家的老办法，其实是一条非常重要的财政信条。老子曰：“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把节俭列作执政理财三要诀之一。孔子亦曰：“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中国各朝代，凡治理有方、隐现“盛世”者，多为注重节俭政策实施的结果，如汉初、唐前期，以及明清的较早阶段。节俭也为西方经济学家所重视，如休谟说：“我的使命再加上我的节俭，就是我最大的财产——— 独立”；亚当·斯密说：“任何财富都不是任何一个知名大企业创造的，而是人的生命中长时间的勤奋、节俭和谨慎得来的。”英国学者塞缪尔·斯迈尔斯撰著的《节俭》一书，在西方国家流行了一个多世纪，至今不衰。
相比之下，我们今天似乎已不大懂得珍惜资源了，那种在社会贫富严重不均和遭受巨大自然创痛之下仍然热衷于举办重大庆典或赛事的做法，并没有多少值得自豪或光荣的理由，反而是愚昧落后的表现，只会为现代文明社会所耻笑。
（作者系天津财经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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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陈家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