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命题之古老，就在于它涉及人类权力与国家机器的规范、制约问题；

　　而其全新之处则是出现仅仅20年的互联网，已经到了一个分界点。看似自由的工具，

　　却可能因操控者地位的不平等，出现反作用，造成另一种隐藏的恐惧感，让自由与控制的角力进入虚拟世界。

　　斯诺登流亡的悲剧延续五年前他的前辈阿桑奇引发的效应，在互联网更深刻影响世界的今天，激发更深层的反思。这场反思不应该也不允许我们在一个引渡令发出后，简单把事件归类为背叛雇佣契约、窃取国家机密或者叛国，而冷眼旁观一名30岁青年的逃亡过程，就像观看一场制作精良的好莱坞大片。

　　这一事件不能看成仅仅关乎美国法律的司法案件。虽然在表面的层次，可以轻易列举他所触犯的条例，据报道至少包括两项间谍罪及一项窃盗罪，总共面对的刑责可达30年监禁。

　　然而美国政府在事件中面对的是更大的理亏。借由网络秘密监控深入数百万民众（且不说外国）的隐私之中，无论理由是反恐或国家安全，都不够说服力。

　　如果试着回归到网络时代前的环境加以描述，警察部队为了逮捕潜在的私会党，在每个住家外派人24小时监视着，不许你关窗关门，因为要清楚看见你客厅、厨房、卧房甚至厕所的动静，不许你窃窃私语，因为要清楚听到你在说什么。

　　大哥，你这是什么意思？虽然全社区的安全很重要，但请你先用其他法律手段证明我干了坏事然后一举把我逮捕，否则就是无谓的骚扰，何况谁知道你什么时候起了坏心侵犯我家呢。我尊重你是警察，但我也知道你只是需要吃喝拉撒的人，不是道德无瑕的神。

　　反对大规模监控的理由说白了就这么简单。斯诺登在与英国《卫报》的访谈中清楚表示了对政府这一作为的不安。

　　这一不安引发的连串举动，其实开启了古老却又全新命题的最新争辩。

　　过去，国家、君主曾是民众难以违抗的效忠对象，但近代以来的政治社会发展，使得国家存在的意义、政府存在的目的被论述得越来越清晰，人民的权利、地位越来越受到尊重与肯定。这一方面是靠着人类思想精英建构的理论与论述架构，产生启蒙效果，另一方面也是少数行动精英以持续不懈的意志力，在不同的牺牲与抗争中，打破重重壁垒和障碍，所达致的成果。

　　这些成果的最具体表现就是个人肉体上免于轻易受到权力与暴力的侵犯与损害，精神上免于被侵犯与损害的恐惧，因而人人可以获得基本的自由与平等。

　　但这些成果的获致并不是一劳永逸的，只要人类政治与社会的权力结构大致不变，社会层级继续存在，甚至仅仅是掌握武力的不对称，侵犯与霸凌就始终会存在。也因此每隔一段时间，历史就会重复出现反抗权力的事件。权力如果不能有效地被关进笼子里，受到完整的制约，而试图依靠道德去规范，其结果必然令人失望。

　　这一命题之古老，就在于它涉及人类权力与国家机器的规范、制约问题；而其全新之处则是出现仅仅20年的互联网，已经到了一个分界点。它的功能与效应前所未见，它是人类自由权利的极致表现吗？但它同时使得国家机器的控制力无所不在、无远弗届。看似自由的工具，却可能因操控者地位的不平等，出现反作用，造成另一种隐藏的恐惧感，让自由与控制的角力进入虚拟世界。

　　美国是人类史上罕见的强大国家，网络赋予美国人创新的强大力量，也给了美国政府打通天地线的能耐。我们早已知道美国的卫星可以精确监控地面种种，斯诺登的爆料则使得许多地面上的监控传闻具体化，让“老大哥”登堂入室进入个人面前的电脑中。这是今日美国社会掀起大辩论的根本原因。

　　当然，网络已是世界性的，问题也不会局限于美国。网络世界与国家机器应当出现的矛盾在这时刻进一步激化，不是难以理解的事。经过一代人的发展，网络监管正成为许多国家政府认真思考的课题，然而随着秘密监控、窃听民众事件在不同国家陆续被揭发，越来越多人也开始思考如何监督与制衡有能力掌控网络者，包括互联网公司、伺服器供应商，以及政府部门等等。

　　美国已是民智大开的自由社会，尚且如此，其他社会民众能掌握的监督资源更少，能力更弱，难以想象网络的发达会给政府提供怎样的便利。

　　然而更需要关注的问题，是在国家机器行使霸权之际，民众该如何面对。“九一一事件”仿佛让反恐成了美国甚至自由世界的最高价值，在防恐、反恐的大旗下，一切仿佛都应该让步。然而当知道政府以反恐之名借机做坏事的时候，人民应该如何反应？

　　布什政府编造谎言误导美国舆论，为发动伊拉克战争铺路，在被揭发后又如何呢？十年伊战，数以万计美国大兵尸体，不能撼动战争罪嫌，正说明操纵国家机器者亟需被监督，一旦国家机器加入了精密的网络技术，更有绝对的必要置于阳光之下，接受全社会的审视。

　　现实中，因为高度的技术性，加以国家机器的权威笼罩，绝大多数人其实只能默认被监视与隐形的侵犯。相对于安逸舒适的生活，探讨被监视的是非问题不仅危险而且费神。然而人类历史的前进正是少数“不安分”的灵魂所推动，他们不愿忍受错误与不合理的存在，决定提出自己对公共利益的定义与国家机器相抗衡，接受历史的裁决。

　　斯诺登就像阿桑奇，迅速被国家机器妖魔化，却也被另一些人所称许。但无论外界冠之以什么了不起的名号，都不足以反映他们在国家机器面前的渺小。在严肃的“个人对国家”命题中，他们选择不做悠闲的下午茶客，也许他们都听过德国神学家尼莫拉（Martin Niemoller）反纳粹的忏悔文：

　　当纳粹追杀共产主义者时∕我保持沉默∕我不是共产主义者

　　当他们追杀社会民主主义者∕我保持沉默∕我不是社会民主主义者

　　当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没站出来说话∕我不是工会成员

　　当他们追杀犹太人∕我保持沉默∕我不是犹太人

　　当他们要追杀我∕再也没人为我说话了

　　（作者是本报新闻编辑组副主任tanet@sph.com.sg）

　　（编辑：陈家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