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确实是举世罕见的庭审，被告人除了检察官指控他犯的其他杀人罪之外，又多承认了一起强奸杀人案（受害人为康菊花），据目前透露信息，但公安、检方并未就此进行调查取证，起诉时当然也未将此作为犯罪指控。根据我国刑诉法的规定，检察院起诉一桩犯罪，也需要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刑诉法规定的重证据，不轻信口供原则，检方不起诉，甚至认为有疑点，理论上并无问题。问题出在，这只是拼图的一部分。

　　拼图的另一部分是，2005年，被河南警方抓获的王书金，自己供认杀害康菊花，而此案，河北省检察院指控，河北高院审判，95年早就认定是聂树斌所为，聂树斌已经被枪毙。严格来说，河北省检察院和河北高院，都和王书金的案件有利害关系，虽然法律没有规定强制回避，如果本案由其他省的司法机关侦查、审查起诉，乃至审判，可以平息很多指责，毕竟，瓜田李下，多少有些牵涉。当然，浙江高院自己平反了张氏叔侄冤案，也没有回避，浙江的冤案，冤枉坐牢，终究是没死，浙江高院也是用DNA比对，用客观证据翻了自己的案，有公信力。

　　相反，王书金，除非有精神病，才会多承认一起杀人案，而且对自己几乎毫无好处，（这样的案件，极为罕见。至于河北高院将这个案子拖延6年，对他来说是意外多活了六年，但很多人不知道，死囚在狱中，脚链连着手铐，身不如死，我亲眼目睹我的当事人念斌，就这样生活了六年）。因此，一个有利害关系的检察院和法院，面对一个无利害关系的被告人，一个死囚和一个亡灵，举国瞩目！

　　河北聂树斌案子，自王书金供认以来，已经八年，河北的司法机关，一直未找出客观证据，譬如康菊花身上是否有精液、毛发，皮肤，或者其他可以确定犯罪分子DNA的检材？是否有客观证据证明是聂树斌所为，因为如同前面引用的法条一样，光有聂树斌的口供，没有其他证据，也不能定罪。

　　河北检察院用以否定王书金自己的供述，理由很牵强，譬如说，死者身上有衬衣绕颈，王书金没涉及。对于犯罪分子来说，杀人本身是一件匆忙的时期，用手掐死康菊花，而没有注意到死者脖子缠绕什么，非常正常，不算什么特大疑点。二，河北检方说，康菊花是被掐死的，胸口没有骨折，而王书金说是掐死之后，用脚跺胸，也不符合。用脚跺胸，可能会有骨折，也可能没有骨折；三，河北检方说作案具体时间不符，但怎么个不符，没有说明，看来，误差不会非常大。四，河北检方说，王书金供述的死者身高不符。这种理由更说不上，犯罪分子强奸杀人，不是以尺量身高，之后回忆，有差距很正常。到底差别有多大？但，河北检方透露的信息可以表明，在康菊花受害的时候，王书金正好在附近直线距离100米的工地打工，作案时间和作案便利都有。

　　同时，康菊花案发案是94年8月，检方指控王书金的其他几个犯罪事实，是在94年11月，95年农历7月下旬，95年农历8月初，93年11月29日。作案时间密集、接近；作案方式上，强奸后掐死，或者掐昏后强奸，后掐死，都是类似的。关键是，王书金供述中的作案细节，和康菊花尸体上的某些特征、物品，能否对应。如果确实没有，那么只能说，无法认定。但检方的同一标准应当用于审查聂树斌案，如果没有客观证据，就该平反聂树斌案，并进行国家赔偿。

　　河北司法机关在聂树斌案的表现，是令人发指的。王书金供认之后这么多年，没有主动去调查（未见到这样的信息），从未公布过复查进展，更未表现出对人的尊重，对公众质疑也堪称麻木不仁。这样的司法机关，还能号称司法为民，执法为公，是对人民、公平的侮辱。林肯说政府是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这样的司法机关，正因为不受人民监督，才如此麻木不仁。

　　王书金的律师，根据刑诉法35条规定的律师职责，维护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一般不用去证明王书金自己的坦白是否属实。 根据所指控的罪名，王书金难逃一死，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律师也要保障他的诉求，良心救赎，内心平安。 王书金所救赎的对象，恐怕不仅仅是他暴力犯罪的伤害女性，也包括了司法暴力下的无辜：聂树斌，尽管已只是一个亡灵，但死者的清白，对生者，不仅仅是家属，王书金，有意义，对社会，更是意义重大。

　　在某种程度上，王书金，比河北司法界涉嫌办了错案，仍不可认错、纠错的司法官员，还像个人。毕竟他身上的兽性已渐渐消退，河北司法机关、乃至其他地方司法机关中，那些刑讯、作伪证、昧着良心滥诉、胡判的司法官员，他们躲在权力、关系网，甚至法律（很多规则系他们自我建立），所营造的阴暗堡垒中，目露凶光，困兽犹斗！

　　愿更多阳光洒进这两个案件的法庭，击退那些阴暗角落的凶光。王书金案的硬币背面，是聂树斌案，在这两个案件中显明正义，是表明，这个国家的司法体制，还有希望。如果我们连那些亡者归来，他人自认的特殊案件都无法纠错，就可以想象，在日常的普通刑案中，有多少哀哀求告的亲属！

　　（编辑：陈家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