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高尔泰的《寻找家园》，对于他的个人遭遇和他们那一代人的共同遭遇十分同情，心中暗暗庆幸自己晚生了几年，1957年他因为一篇《论美》的文章被打成右派时我还是幼儿，1966年干部和知识分子遭劫难时我还少不更事。

　　见到一位当年的红卫兵为自己的错误行为道歉的报道，觉得这个人素质很高，律己很严，并且为全体国民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人应不应当为情势所迫所做的坏事负责并道歉？

　　我跟此人同岁，文革爆发时上初一。记得当时整个学校变成地狱，到处是暴行，校长老师同学被揪斗，被撅着胳膊坐飞机，被殴打，仅仅我们学校（当时叫北京师大女附中，现在改名为实验中学）被打死和自杀的就有9人，足见当时情势的惨烈。我嫂子的母亲卞仲耘校长在1966年8月5日被残酷批斗死于非命，成为文革中全国第一位死难的中学校长，为后来的文革研究不断提及，在文革史上留下了血淋淋的一笔。

　　当时因为我父亲年轻时参加革命被捕过按党的指示写过悔过书，文革小报把他说成叛徒，所以我入不了红卫兵，不能去批斗别人，也没有资格到街上破四旧抡皮带打人。现在想来虽然是因祸得福，因此没有犯这些错误和罪行，但是如果不是父母出现这种情况，我能保证不去犯这样的错误和罪行吗？我真的不能保证。

　　在战后德国，有一个触动全体国民神经的大讨论：那些普通的纳粹士兵应当为自己迫害和屠杀犹太人负什么样的个人责任。他们的所作所为只是执行命令，是情势所致而非个人主动作恶，那么他们应不应当为此负个人责任，应不应当为此受到谴责，应不应当为此受到内心折磨，应不应当为此向受害人道歉呢？刘伯勤在道歉信中写道：“垂老之年沉痛反思，虽有文革大环境裹挟之因，个人作恶之责亦不可泯。”语气沉痛，诚恳，勇于承担责任，具有道德勇气，从中可以感觉到他内心的虔诚忏悔和良心的深深自责。如果所有被情势裹挟做过坏事的人都能够有这样的内心反省，相信这样的历史将永远成为历史，不会重演。

　　在有良知的人们为自己所犯错误做真诚忏悔的同时，我们还应当对导致这种全国大破坏法制荡然无存的情势的社会政治机制做严肃深刻的反省：这种情势是怎么形成的？它为什么能够成为现实？在这个问题上，民主宪政机制的不完善暴露得很彻底，如果不认真加以反省，甚至遮遮掩掩，希望把这段历史抹掉，让它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那就不能避免重蹈覆辙的可能。因此巴金老人在临终时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馆的建议；因此民间有许多建立文革博物馆的尝试；因此有文革红卫兵的真诚忏悔和道歉。为了避免重蹈覆辙，一个全民的尤其是政府的深刻反省是不可或缺的。

　　（编辑：陈家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