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古代道德高尚，此后道德不断衰退的说法，也许不过是人们因为对现状不满，把古代理想化的结果。
道德滑坡似乎成为了当今社会的流行词。不少文章都在质问，当今中国道德滑坡严重，表现为正义得不到伸张，助人者蒙冤赔偿；路见伤者担心惹火上身，只能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影响最大的莫过于2011年10月的小悦悦事件）。这些表述给人的感觉，是整个中国社会道德体系彻底崩溃。对于中国这个号称有着数千年文明史，而且一直强调助人为乐、尊老爱幼的古老文明国家而言，大有末日将临的味道。仿佛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除了教会人们发财赚钱，所有传统道德都被弃之不顾，社会道德不是滑坡，简直是彻底破产了。
不过，从历史上看，任何一个大变革的时代，都不可避免地出现对所谓道德滑坡或者道德崩溃的担心。笔者不了解中国历史，对从古代以来流传到今天的传统道德，也不甚了然（实际当不同的人在不同的语境中探讨传统道德时，它们到底应该包括哪些内容，恐怕也很少有完全一致的意见），但因为多年教授希腊罗马的历史，对古代人谈论的道德滑坡略有认识，这里写出来，虽不免因属于完全不同的文化和时代，有隔靴搔痒之感，也许多少能有点启发。
修昔底德开创先例
就目前的文献而论，较早谈及道德滑坡问题的，是雅典历史学家修昔底德。作为经历了雅典民主政治鼎盛时代和伯罗奔尼撒战争的雅典爱国者，修昔底德对雅典人的“道德滑坡”，感同身受。由于古代雅典要求于公民的道德，主要是对国家的忠诚和贡献，因此，修昔底德有关雅典人道德的评价，主要也是从国家层面着眼。批评的主要对象，则是伯里克利之后的雅典政治家。抨击的主要理由，则是伯里克利一心为公，从不贪腐，能够领导人民。用修昔底德自己的话说，是伯里克利在领导人民，而不是人民在领导他。而在他之后的那些政治家，因为能力和道德的限制，相互争权夺利，争相讨好人民，置国家利益于不顾，以至于在战争中犯了大量错误，最后在战争中惨遭失败。雅典不但损失了大量人力物力与帝国，连独立都不保。
修昔底德开创的先例，在公元前4世纪雅典的演说家那里得到进一步发展。相对于公元前5世纪而言，公元前4世纪的雅典既缺乏雄厚的资金，也缺乏强大的军队，在战场上和外交上似乎屡屡碰壁，先受制于斯巴达，后为波斯操纵，最后被马其顿战败。于是，政治家们和思想家们都忙于讨论雅典到底哪里出了问题。其中的不少人，如伊索克拉底、德摩斯梯尼等，再度把眼光转向道德。
对伊索克拉底而言，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强大，源自那时实行所谓先祖的民主，先祖民主的典型表现，就是政治家们道德高尚，一心为国。甚至政治家们之间的争斗，都有利于国家。而公元前4世纪的政治家们，每个人都想着自己的荷包，想着如何从国家和富人那里捞取钱财和官职。德摩斯梯尼谴责的，则是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人敏于行动，积极为国尽忠，而公元前4世纪的雅典人，只会在公民大会上坐而论道，却缺乏行动的精神，坐视马其顿一天天强大，终于丧失了宝贵的自由。
罗马人的道德“滑坡”
无独有偶，当罗马共和国进入最后一代100年时，罗马人也开始讨论他们的道德问题了。而且在那时的罗马人看来，共和国后期的罗马所以内乱频仍，最为重要的原因，是早期罗马时代的道德到共和国后期已经崩溃了。撒路斯特是最早明确点出这一点的人。在《朱古达战争》中，他如此歌颂早期罗马共和国的道德所带来的罗马的强大：
不论是在家里还是在战场上，都培养美德。到处都表现出最大的和谐，人们几乎不知道贪欲为何物。在他们中间普遍存在的公正和善良与其说建立在法律之上，不如说乃是出于本性。争吵、不和和争斗都是保留给他们的敌人的。公民和公民之间所比试的只是看谁能成就更多的功业。对诸神的奉祀，他们是毫不吝惜的，但在家中他们过的却是简朴的生活，对朋友也是诚心实意的。他们通过实现战时的勇敢与和平时期的公正这两种品质，来省察自身、监督其国家。
可是，到共和国后期，具体说是迦太基被消灭后，罗马的风俗变得不可容忍，掌权的罗马显贵们首先腐败，腐败的原因，则是对财富、光荣和权势的追求：
一旦财富开始受到人们的尊敬，并且当光荣、军事统帅权和政权随之也受到尊敬的时候，美德便开始失去其光彩，贫困被认为是耻辱，廉洁反而被说成是一种恶意的表现。因此，由于财富的缘故，同狂妄自大结合在一起的奢侈与贪婪便沾染上了我们的青年一代。他们干着掠夺的勾当，毫无节制地浪费；他们毫不珍视自己的财产，却又觊觎别人的财产；对于节制、贞节，人的和神的一切事物，他们无不采取蔑视的态度；简言之，他们既极为胆大妄为又毫无顾忌。
然而，撒路斯特并不是唯一如此评论罗马共和国道德滑坡的人，李维说得更加明白：
在我看来，每个人都应当密切地注意这些问题：曾有过什么样的生活，什么样的道德；在和平与战争时期，通过哪些人以及运用哪些才能建立和扩大帝国；然后应注意到，随着纲纪逐渐废弛，道德可以说先是倾斜，继而愈加下滑，最终开始倾覆，直至我们既不能忍受我们的罪过，亦不能忍受补救措施的今日。
对李维而言，早期罗马之所以能从蕞尔小邦逐步崛起，最终一统地中海，建立庞大的帝国，是罗马人谨守清贫和道德高尚的结果。共和国后期的内战，是随着财富的增长和贪欲的扩张，导致罗马人物欲横流，道德崩溃，产生了无法医治的弊端。
因此，在具体叙事中，李维十分注意罗马人道德高尚和一心为国的例证，描写了足以表现罗马传统美德的一大批公而忘私、富有爱国热情的政治家的作为：辛辛那图斯亲自耕种自己的农场，奉召出任独裁官，打败敌人后立刻解甲归田；费边家族自费出征，接替国家的责任对维伊进行战争，最后中伏全军覆没、仅余一丁；卡米路斯攻占维伊，却被罗马人民流放，但在高卢人攻陷罗马后，他立刻率兵赶赴罗马驱逐高卢人，并在罗马人打算放弃残破的罗马迁都维伊之时，苦口婆心地说服人民放弃那不当的主张。
可惜李维关于共和国末期历史的记载失传，让我们无法了解他到底记载了罗马人道德破产具体表现在哪些地方。
不过，在他之前的希腊历史学家波利比阿已经对此有所暗示。按照他的说法，罗马人道德的大规模滑坡，应当是在第三次布匿战争之时，当时他在高扬消灭迦太基的西庇阿无限美德的同时，抨击了大多数罗马人的贪婪和腐败。到公元2世纪的普鲁塔克时代，所有古代强大的国家，人民无不道德高尚，一心为公。他笔下一大批古代的政治家，从希腊人的莱库古、梭伦，到罗马的罗慕路斯和卡米路斯，都被刻画成为美德的典范。至此，古代共和政治源自公民美德的传统，成为西方思想中最为重要的潮流之一。
古代道德真的高尚？
有意思的是，近代早期的欧洲，特别是17和18世纪，欧洲人对古代的道德又开始产生了浓厚兴趣，并且把古代共和国的存在与发展，与古代人的所谓美德联系起来。马基雅维利等意大利人把美德视为古代国家强盛的根本原因，孟德斯鸠把罗马人的美德与共和政治的存废直接挂钩。卢梭更直白，把斯巴达的禁欲、克制和鄙弃财富以及文化上的荒漠化作为古代美德的象征，并把奢侈与道德堕落直接等同。不少人似乎认为，近代欧洲的共和制所以不能实现，盖因为近代每个人都忙于自己的私事，人的道德已经受到奢侈侵蚀，无福消受共和政治了。
然而，所谓古代道德高尚，此后道德不断衰退的说法，也许不过是人们因为对现状不满，把古代理想化的结果。早在公元前7世纪，希腊作家赫西奥德已经给人们勾勒出了一个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的堕落进程，古代中国的儒家给我们描绘的，也是一个从人类道德高尚的大同世界，走向日益堕落的小康社会的历程。
这里涉及两个问题，首先是古代是否有过所谓道德高尚的时代，令人生疑。其次是国家衰退与道德堕落是否存在联系，疑问更多。
就雅典而言，她最早的政治家提修斯可能就是个盗匪，曾参与绑架斯巴达公主海伦；就斯巴达而言，据传确立斯巴达政体的莱库古，是否有其人都是疑问，所谓的道德高尚，就更缺乏证据了。他所确立的政体，显然也是对有产阶级有利。
最为古代作家和近代学者称道的早期罗马的创建者罗慕路斯，抛开其本人的出身不论，居然为了争权谋杀了自己的弟弟，又鼓动罗马人借举行舞会之际，劫夺萨宾人妻子和女儿，强行霸占为妻，以至于引起双方的冲突。早期罗马历史上，滥用权力的官员比比皆是。
号为古代贤人楷模的卡米路斯，其清白也不完全没有疑问，以至于连他的朋友都认为，他如果希望避免惩罚，只能选择自动流放。甚至在第二次布匿战争的关键时刻，罗马的那些显赫人物也没有忘记争权夺利。
所以，所谓所有人一心为公的道德高尚的时代，不过是后来人创造出来的一个神话。儒家所谓的古代大同，早已遭到法家的解构。今日任何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明白，那不过是儒家的道德乌托邦。
同理，所谓的道德衰落，很大程度上也是神话。早在上世纪初，德国学者霍莫已经证明，公元前4世纪的雅典国家仍然是希腊世界的一流强国，它雄厚的财政实力，强大的海军，能干的将领，确保雅典能够立足于战乱频仍的世界，并且在马其顿人逼近之时，勇敢地捍卫自己的独立。如果雅典人真的一心只关心自己的荷包，如何解释那些在喀罗尼亚为国捐躯的将士的行为！牛津大学教授多尔更证明，亚里士多德时代的雅典人，较之公元前5世纪或者更早时期的雅典人，整体道德水平没有任何所谓的堕落。
就罗马而论，虽然共和国末期出现过不少为了权力挥兵罗马的苏拉和恺撒之徒，但同样也有为共和国战斗到底的西塞罗以及众多其他人等，就私人道德而论，据阿庇安记载，当后三头发布公敌宣告之时，曾经有不少被宣布为公敌的人，或者为他们的妻子，或者为他们的亲属拯救，后来在政治上继续有所作为！
就近代欧洲而论，恐怕绝大多数人都会认为，与古代比较，今人的道德，在很多方面较古代有很大的提升。妇女的赢得平等地位，奴隶制的废除，职业的相对平等，以及对基本人权的重视，应当无人否认，早已远远超越古代。然而自近代以来，西方不少人也都在谈论今天的所谓道德堕落问题。而且在不少中国学人看来，今天西方人的道德高尚，适足以成为当下中国人道德堕落的对照。
当下中国真的道德崩溃了吗？
许多人在谈论现在的所谓道德滑坡时，总喜欢拿过去说事，声称现在的中国人道德严重衰退，而过去曾经道德高尚。对此笔者实在不敢苟同。
首先，什么时候是道德高尚的时代？所谓的道德高尚，又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恐怕你问100个人，也许会有100个不同的答案。不少人可能会想到新中国成立初期，有人可能会想到上世纪80年代，还有些也许会想到民国甚至更早的时候。然而那时的中国人真的就道德都非常高尚吗？恐怕不是。
远的不说，就说上世纪50-60年代，那时的人们确实在某些方面留下了某些道德高尚的例证，典型的表现是所谓一心为公，绝不徇私。然而，众所周知，新中国成立不久就出现了刘青山、张子善两个大贪污犯。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为了从运动中脱身，不少人都做过违背良心的事情。甚至为了完成指标，将一些本来没有任何问题的人打成右派或者反革命，更不用说那时的所谓地主富农之类，很多人甚至得不到基本的人道对待。“文革”时期，高层有“四人帮”，基层有众多的派系斗争，夫妻反目、父子成仇，为了夺权不惜诉诸武力。道德高尚在哪里？
再往前说，如果国民党人个个都清正廉洁，道德高尚，恐怕今天还是所谓的中华民国，中国革命就没有了任何基础。即使到了上世纪80年代，人们的道德，也未必就高尚到哪里去。否则那时也就不用提倡大力推进精神文明建设，提倡五讲四美了。那时实际已经开始的造假，不过因为媒体不够发达，不为人们所知罢了。那么，请问什么时候是人们心目中道德非常高尚的时代，是明朝和清朝，还是更早的时候？
确实，当今社会正处在急剧的变化和转型之中，传统的道德体系中，有不少已经崩溃或者陷入危机。对此，我们可以部分赞同滑坡论者的观点，某些方面的问题，与我们正在经历的社会转型密切相关，诸如不计后果的唯利是图，一切向钱看，甚至为了所谓的名气和利益，置基本的道德底线于不顾。更要命的是，道德底线的被突破，很多时候始自所谓的精英阶层或者明星们，影响特别恶劣，影响也随之倍增。但此类案例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另外一方面，则是我们社会整体的道德水准在提升。人们之所以对“范跑跑”们嗤之以鼻，对小悦悦未能得到及时救助而愤怒，对牛奶中的三聚氰胺口诛笔伐，一则是因为当今媒体的公开和发达，让这些恶劣案例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另一方面，则显示了大多数人基本的道德认知，显示了社会整体对道德水平要求的提升。举例来说，5年前的汶川大地震，近日的芦山地震，大批民间人士或者自己驾车，或者由单位组织，冒险前往灾区救援。至于社会的其他方面，人们日常交往中的互帮互助，乃至患难之际雪中送炭，例证更是不胜枚举。这个时代确实出现了不少父子、夫妻为财产对簿公堂的案例，但我不揣冒昧地说一句，如今主动向父母表示孝心的子女，即使比例不比过去高，至少不比过去少。仓廪实而知礼节，毕竟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大多数人有意愿、也有能力，向自己家的老人表达心意。
我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当今不存在道德问题，甚至某些方面的滑坡。我想表达的不过是，在任何一个时代，都不乏道德高尚之人，也从来不缺道德败坏之人（即使在事关民族生死的抗日战争时期，我们也都是既有大量的民族英雄，也有数量不菲的汉奸），我们不能片面地根据某些方面的问题，一味指责当今的道德滑坡，甚至为了某些不堪的目的，主张回到那本不存在的道德高尚的过去。
让法律的归法律，让道德的归道德
而当今人们所说的很多问题，并不完全属于道德范畴。滥用食品添加剂；药品造假；产品粗制滥造，以次充好；甚至为人师表的教授，有些时候也变成了叫兽。但它们中的大部分，不属于道德调节的范畴，应当由法律监管。官员贪污受贿，企业造假，医生滥开药，教师侵犯学生，难道靠道德的说教和自律够吗？如果把这些问题都归因于道德败坏，转而寻求那根本就不存在的道德乌托邦，不免过高估计了道德的作用，也会让道德不堪重负，并且会掩盖我们制度和法制建设某些方面的缺失。
如果我们把《圣经》中耶稣的话略加改造，也许可以说成，“让道德的归于道德，让法律和制度的归于法律和制度。”两者虽然不是泾渭分明，但至少就目前的情况论，道德建设应主要由民间和习俗来调节，法律和制度的建设，才是消除某些社会弊病的根本，而且它们的建设和发展，会进一步促进道德的回归和向上。
从这个角度看，清华大学万俊人的看法显然更加理性，也更值得肯定（《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4月24日第4版）。他指出我们应当用历史的眼光看待当下的社会转型，不能因为部分人的见死不救、道德冷漠和商业欺诈，就简单地判定世风日下，我们必须同时看到大量感天动地的道德英雄，诸如“美丽妈妈”、“勇敢司机”等（也许还应加上芦山地震中的“最美志愿者”和“最美女教师”等）。转型时期的中国，需要的不是模糊的、言人人殊的所谓传统道德，而是现代公共道德，它必须适应现代社会的需求，其基础是现代法制体系和现代公共价值理念或信念。只有“立基于健全的现代法制秩序，公共道德才有可能建立并赢得公共信任，确立现代社会的公共价值理念或信念”。
笔者希望补充的是，人类的道德，实际上会随着社会的变迁，不断变革和更新，并且在变革和更新中，既突破某些传统的理念，同时也创造新的规范。人类不断追求完美和美好的性情，让他注定会针对现实中的许多问题发难，进而对现实进行批判，从而推动问题的解决和进步。而对现实不满的表现，在部分人那里表现为对未来的信心，但对很多人来说，则更希望他自己根本不理解的理想化的过去，就像公元前4世纪的雅典人那样，回复到所谓的“先祖政制”。也许若干年后，当中国人遇到新的社会问题时，我们自己时代的正面案例，也会被某些人视为道德高尚的范例，成为那个时代的道德乌托邦。
（编辑：陈家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