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蓉霞

　　近日发生在莫斯科的地铁连环爆炸案令世人震惊。还算庆幸的是，中国少有这类恶性恐怖事件。但翻开我们的报纸，各种惨剧却也时有所闻。近日备受关注的则是福建南平血案，凶手郑民生于手起刀落间，瞬时夺走8条鲜活的生命！还有麦当劳的一名年轻服务员惨遭残杀，起因居然是他要求一位躺在长椅上休息的男子坐起身来，该男子勃然大怒，以刀相见。

　　每当发生这样的惨剧，嫌犯家属、辩护律师、甚至还有公众，第一反应往往想到要对嫌疑犯作精神病鉴定。假设这些作案凶手神志都非常清醒健全，但不得不承认，他们的性格确实有着严重的缺陷。用心理学家的话来说，他们或许都可以归为“反社会人格”，因而更容易走上犯罪道路。

　　但惨剧既已铸成，若就事论事地将所有的罪责都推向作案者一方，以至得出这样的结论，只有严厉的制裁加上步步防守的反恐措施才足以制止所有潜在的作案凶手，那么，恐怕只会滋生更多的惨剧。不由得想到19世纪的英国作家玛丽·雪莱曾创作过一部名著《弗兰肯斯坦》，说的是一个教授在实验室里不小心造出了一个怪物，想不到这是一个恶魔般的怪物，他来到人间后，作恶多端。作者原本揭示的是这样一个主题：一个本可以成为天使的人，为何却成了恶魔。弗兰肯斯坦也可说是一次事故的产物，由于教授的失手，他不幸成了一个丑陋的怪物，他自问：“我是什么？我是怎样来的，我的创造者又是怎样一个人，我一无所知；但我知道，我没有钱，没有朋友，没有任何一样属于我的东西。而且，我被赋予的形象丑陋不堪，令人作呕。”但他并非生来邪恶，“我的心原本极易感受到爱和同情；但经历了种种不幸的遭遇后，我的心被扭曲了，只剩下邪恶和仇恨。”这就是说，由于他天生的外表缺陷，所有人，甚至包括那位教授，他的创造者，都排斥他、厌恶他，不愿给他一丁点同情和爱心，这就把他逼上了梁山。“我之所以邪恶，是因为我悲惨。如果人类都作践我的话，我怎么会再去尊重人类呢？”

　　不幸的是，玛丽·雪莱笔下那个虚幻式的人物，在今天的社会恰是真实的存在。有些人，生来就贫困潦倒，他们没有钱，没有任何一样属于自己的东西，土地、房子都可以随意被征用、拆迁，自谋生路又是谈何容易，处处碰壁的结果就是，或者沦为暴力抗法，或者悲壮地（有时却是莫名地被）自杀，或者就是疯狂报复社会。如果社会都作践这些人的话，他们怎么可能再去尊重别人呢？结果受害者就是整个社会。

　　这就是玛丽·雪莱要带给我们的启示：人类应对所有有情感的生命和我们自己创造的作品负起责任。情况正如达尔文所言：如果穷人的悲惨不是由自然法则，而是由我们的制度引起的，那么很大部分是我们的罪过。记住，说这话的达尔文，是一个富人。

　　（编辑：崔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