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孔璞
报纸电话和网络上对这个杀伤13名儿童的凶手的谴责,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但我问及的大部分认识郑的人,都坚持说他“人不坏”。这样一个普通人怎会做出如此残忍的事?
记者手记
2月24日下午4点刚过,暴雨令天色黯淡得如同掌灯时分。我靠在马站社区卫生服务所隔壁一个小小楼梯间门口,试图从缝衣服的阿姨嘴里套出更多的话。
“当年郑医生就这样站在这里么?”我问。
阿姨放下手中的针线活,回过头打量我很久。“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反正也帮不了他。我只告诉你他是好人。”
这正是这次采访的怪异之处,报纸电话和网络上对这个杀伤13名儿童的凶手的谴责已经很多,“冷血杀手”“恶魔”“刽子手”之类的称呼已经代替了郑的本名。但我问及的大部分认识郑的人,都坚持说他“人不坏”。但是,这样一个普通人怎会做出如此残忍的事情,更何况郑是个喜欢小孩,又有点懦弱的人。
我试着为他的所作所为寻找注释。但我要声明的是,我不是替杀戮者郑民生辩护,他的罪行无法开脱。我是想探知在杀戮之前,郑民生生活上的困境多大程度上导致了他精神的崩溃。
首先是蜗居。郑民生和兄嫂侄女母亲共居一套61平米不到的两居,夏季睡阳台,冬季睡客厅。郑民生因此没有任何私密的空间来储藏秘密和稀释情绪,加上和单位同事关系不好,郑民生的精神应该是长时间处于紧绷状态。
郑民生在马站卫生所月收入不到1400元,南平最差的小区(就是他家住的小区)房价也飘摇上了三千,没有家庭可啃老的郑民生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找个有房的女友上。然而郑的恋爱却一再受挫,他曾丧气地跟缝衣服阿姨说:“社会真现实,女人都要找有房的。”
然后是单位的同事关系。这让我想起了“毒药猫”,有社会学者说每个班级每个单位都有一只“毒药猫”,他们被周围的人看来不合群,怪异,他们会受到嘲讽和孤立,成为人们负面情绪的排泄孔。其实细想,他们的所作所为并非十恶不赦,只是有些许生活习惯上的差异。
郑民生就是这样一只“毒药猫”,其实他的同事们也都是不错的人,看病人温和耐心,和记者交谈不卑不亢。但我想,在对待郑民生时,同事们缺少了一点宽容,他们骂郑是个“神经病”。这可能与郑与前后两任医院领导关系不佳有关。
可以想象,郑民生如何向缝衣阿姨、向卖面大妈、向杂货店老板和邻居们诉说他的苦闷,宣泄心头的不满。这是他平衡心态的唯一工具。这些文化程度不高的人敬重他,同情他,愿意耐心听他讲。我想没有这些人,郑民生会“疯”更早。
2009年6月,郑民生辞职,并再未获得工作。他的邻居们比画着给我讲,他如何微笑着告别外出寻觅工作,又是如何灰头土脸回来,然后闭门不出。我猜测,郑民生失去的不仅是金钱,还有宣泄负面情绪的渠道。
这也令我想起郁达夫笔下“零余者”的形象:“袋里无钱,心头多恨”“过着无聊的日子”。他们是“对于社会完全没有用的人”。
与郁达夫的零余者不同,郑民生曾是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是个技术不错的外科大夫和完全合格的全科大夫。
郑民生最后的爆发,选择了实验小学的学生,当地人都说那里孩子的出身,非富即贵。郑民生最后的选择仍然体现他的懦弱,他甚至不敢与伤害他的人、强权直接叫板。而是选择带着被强加了“社会不公”标签的实验小学的学生,那些没有任何反抗能力的小孩子。
当然,人是有主观能动性的,大多数人遭遇这类事情也不会犯罪。主要还是郑民生自己的问题。
确实如此,所以这才酿成悲剧,命运的色子偏就掷中了这个意志力薄弱的人。
更加悲剧的是,在这个时代,命运的筛子眼儿也太大了。
(编辑:崔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