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戴维·皮林

　　如果韩俊是正确的，未来30年将有相当于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韩国、南非、西班牙、波兰和加拿大人口总和的中国人，迁居到该国不断膨胀的城市里。韩俊是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问题专家。他估计，到2040年，中国将仅有4亿农村人口，较目前减少5亿。按照这一假定，中国的城市居民数量将远远超过10亿，从而推动城市居民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从45％升至70％左右。

　　这些令人吃惊的数字，不禁让人脑海里浮现出大规模人口迁徙、北京、上海和广州这样的大城市人口规模增长三、四倍的情景。实际上，情况不太可能是那样的。毕竟，中国是一个计划经济国家。既便如此，研究了中国城市化趋势的麦肯锡全球研究所（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描绘了这样一幅情景：到2025年，中国将出现15座超级城市，每座城市平均拥有2500万人口。与此同时，随着国家在内陆大举建设新的城镇中心，以及土地用途的改变使城乡之间的差别变得模糊，许多城市将“搬到”农村。

　　这并非未来主义的幻想。根据某些统计数据，目前中国已经有170座人口超过100万的城市。相比之下，美国有9座，而英国只有2座。就人口规模而言，天津就是中国的纽约，青岛是洛杉矶。

　　中国拥有庞大人口规模的二、三线城市的出现，令企业对可能产生的消费热潮垂涎不已。源源不断的城市新居民，的确可能成为未来厨房电器、保险和汽车的购买者。市政当局将需要公共交通系统、电网和电信设备。正如麦肯锡所言，中国城市化可能成为未来数十年最重要的商业机遇。

　　这里有一个问题。规划者不仅需要建设实体基础设施来适应这种城市化潮流，更艰难的是，中国将不得不制定一个法律框架。就目前而言，在已经从农民变身为工厂或建筑工人的大约2亿人中，大部分没有获得城市的永久居住权。毛泽东在上世纪50年代为限制国内人口流动而制定的户籍制度，将中国的城市人口划分为两个等级——拥有特权的正式居民和被边缘化的民工。

　　根据北京理工大学的研究，仅在北京一地，在过去3年出生的46万名婴儿中，就有一半左右无法登记为正式居民。中国有数千万人生活在法律的中间状态。他们被列为农村居民——尽管这些人可能大部分时间甚至一直在城市工作——因此无法获得各种社会服务，包括有补贴的住房，收入补助和子女教育。麻省理工学院（MIT）的中国问题专家黄亚生表示，该制度是“不人道的”，并对经济具有损害作用。他称，废除户籍制度，将会一举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释放出社会上弱势群体被压制的需求，鼓励他们消费。

　　中国领导人多年来一直在谈论户籍制度改革。这一主题切合当前领导层（胡锦涛和温家宝）的工作重心。对他们而言，建设和谐社会是一个不变的主题。最近温家宝在互联网聊天论坛上——想象一下在“聊天轮盘”（Chat Roulette）上不经意间遇到中国总理——表示，户籍改革是工作重点，这稍稍提高了人们对于改革的期盼。更不寻常的是，13家报纸共同发表社论，以近乎革命性的措辞，（相当准确地）谴责户籍制度违反中国宪法，变成了困住中国人的“无形枷锁”。它发出震耳发聩的声音：“不合时宜地存在数十年之久之弊政至今仍时时困扰着我广大民众。”

　　这篇社论似乎有些过头。它冒犯了共产党的宣传部门。该文已在多数网站上消失，其中一位作者还丢掉了高级编辑的职位。温家宝上周在全国人大上作报告时，只是含糊地谈到有必要逐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这让那些期盼大胆改革的人失望。

　　不难看出中国政府为何对过快推进户籍改革感到紧张。如果处理不当，它可能导致人们蜂拥而至比较富裕的中心城市。即使修订了相关法律，让那些已经住在城市的农民工得到合法地位，多数地方政府仍缺乏资金，难以为这些新近得到资格的城市居民提供住房、教育和其它福利。

　　突兀的变革可能带来革命性的影响。革命当然是中国政府最不愿看到的局面。然而，中国政府确实希望改革，原因之一是农村的贫穷也同样是潜在的不稳定因素。逐步向城市转移人口可能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的确，至少10座城市（包括深圳和武汉）已经尝试了户籍制度改革。全球最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难以阻挡。现在是立法跟上现实的时候了。

　　（编辑：崔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