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强
新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海归博士钱学森先生终于去了。在他身后，留下了无数难以逾越的丰碑，其中之一，就是钱学森临终前的一问：为什么时至今日我们的教育体制还培养不出自己的大师？
钱先生是在病榻上向探访的温总理发问，温总理再问著名高校的校长们。我不知道唯唯诺诺的校长们在数月前的总理办公会上是如何回答的。但是，近些天，终于看到了一连串的否定回答：浙大的涂博士跳楼，湖大的南方博士投河……也许，在一个有效的肯定回答出现之前，类似的否定式回答还将继续下去，拷问每一个中国人。
比如，终于熬不过室友咔嗒咔哒的彻夜鼠标声，北京理工大学的博士生修良章选择了休学。外界可以质疑修良章的心理问题、读博动机、为人处世的方式，就像跳楼投河的海归博士们，每桩个案看起来都似乎那么微不足道，自杀的人仿佛都是人生的失败者；但是，高校中的许多深层问题，大学博士生产体制的黑洞，却不分“海龟”、“土鳖”，不分博士生或年轻教师，借着一桩桩个案，在回应着钱老的遗问。
为何博士之路离大师如此遥远？是谁、是什么样的游戏规则，将人才选择的漏斗塑造成今天这个模式：仿佛只有社会适应不良者才读博士，而一流的人才不是留学海外，参与了建外国大业，就是早早投身官场，放弃学术和创造，继续学而优则仕的老路。
当博士批量生产
通常，有别于应用性培养的学士和硕士，作为最高一级学位，博士是指具备独立研究能力的学术资格。进，是成为教授的入门资质；出，则是高等教育与社会连接的高端纽带。博士生的培养因而在现代研究型大学体系中居于核心，是学术再生产和社会知识再生产的关键环节。也就是说，博士生的培养应该是教育体系也是大学工作的最为要害的环节，需要相称的时间、经费、师资和体系，也应当是教授的科研教学工作的中心。博士的水平或者说博士生培养体系的优劣，是衡量一个教授、一所大学、一个国家的教育与研究水平即国家竞争力的标志，其重要性是无论如何怎样强调也不过分的。
在恢复高考之后的30年间，特别从上世纪80年代晚期开始，中国的博士培养体系逐渐形成。尤其是最近十年，随着211和985等高教大跃进计划的实行，中国的博士群浪潮般涌现，截至去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每年产量最大的博士生产国，也同时将科学论文的生产量推向世界第二的水平。尽管如此，如同钱老的遗问，这每年超过十万篇的科学论文中，原创性贡献之低有目共睹；每年新增的五万多博士中，又有多少在成为教授或者进入社会之后，表现出应有的学术原创性或者创新能力呢？
在修良章的经历中，我们不难发现如此低效率如同世界工厂的博士养成体制的冰山一角：“大老板”在海外，是否知道有这么个学生还未可知；与“二老板”的见面也极其有限；每日奔波于校本部和分校，徒费时间；生活费仅每月300元左右，糊口尚难，谈何专心研究；室友整夜打游戏，毫无共同研究之气氛……如此算来，退学对修良章同学来说，也许是个正确和幸运的选择，不必在一条几乎毫无希望、毫无意义的道路上继续耗费青春。而如此不堪的生活与研究，在当下中国高校，绝非个案。如修良章同学自己最终的感悟，“牛人只是少数，大部分都是loser（失败者）。”这样的体制与给绝大多数中学生沉重负担的高考体制或者奥数模式又有什么区别？博士教育，仍然是应试教育的延续，未能体现出学术所需要的创造性品质的筛选机制。
体制缺陷摧毁创造力
这样的体制绝对是个错误！高教产业化的积极作用即增加高等教育的普及性并不容轻易否认，但是博士生培养不同于本科教育，其所包含的精英教育意义却也同时被教育产业化的浪潮所遮蔽，博士成为廉价、批量生产的产品，即便在中学或者本科阶段崭露头角的少数天才也难以克服僵化体制，真正合乎国际水准的博士仍然凤毛麟角。如此基础，当然难有大师生成。
笔者不器，在欧洲攻读社会科学博士六七年方成，回国觅职亦有一段时日，对此更有深切感受。不同于北美的流水线模式，那是战后退伍大兵涌入的结果，欧洲的博士培养仍是小作坊、私相授受的传承模式，博士的毕业论文水准代表着也影响着教授的声誉。以我熟悉的一位政治学教授为例，他常常访问中国传播社会民主理论，兼任德国某党重要职务，但十年来只带了一位博士，原因是社会工作繁忙而无力多带。每每跟国内师友谈起，都唏嘘不已，觉得不可思议。
在教授治校、大学自治的大学体系下，培养多少以及如何培养，完全是学术自由的一部分，也是学术内在规律使然。实证主义的普适科学方法则内在包含了博士论文的创新性要求，自然也必然地使得每一篇博士论文都成为该领域的领先者，而学术领域是不分国家，只有在全球的知识共同体中衡量才有意义。这是学术的普适性，也是博士标准的普适性。事实上，在欧洲，博士和教授头衔仍然意味着很高的社会地位和声誉，虽然高校的博士和教授们经济收入也许只是社会平均水平，学术生涯充满了竞争和不安定，博士生所依赖的奖学金也只在社会平均工资水平或者一半的区间内，毕业后通往教授的道路崎岖且漫长，却因其对知识的创造而维系着一个学术体制的活力和国家的竞争力。
所以，不难想见，尽管纳粹驱逐了无数学术大师、战争几乎毁灭了德国经济，但在战后的德国，大师的生产并未中断，文化的坚韧依靠着大学和博士的培养，帮助德国人民在战后开始反思，并且不断推动着大学自身的改革。继上世纪70年代初教授建校的改革浪潮之后，最近，德国的大学学生和教授们又纷纷抗议美国式的改革方案，要求保持传统教育模式下平等教育和精英教育的完美结合。因为他们深信，在洪堡模式下的知识生产过程中，只有知识主体的自由和意志才是创造的源泉，而非金钱或者权力。
Loser如何变身精英
至此，修良章们的困境逐渐清晰：大跃进式的博士培养模式非但难以切实推动中国学术和社会的进步，相反，正在以更多彷徨中的修良章、跳楼投江的海归博士们的痛苦为代价，他们在备受煎熬之后猛然发现自己正在成为一个不良生产体制的废品，支撑着高校学术的泡沫化。但，泡沫总会破灭的。[NextPage]
而追逐泡沫的动力却来自高校的官僚化，把官僚主导建设开发区的经济模式套用在高校发展上，用投地投钱换取生产毕业生和论文。在这个所谓的产业化模式下，教授成为高校官僚的共谋，博士生则成为生产论文的廉价劳动力。从长期而论，学校的官僚化必将再生产学术的科层化和权力化，培养出循规蹈矩的技术官僚，模仿而不是创新成为风险最低、受益最大的知识生产方式；而不是富有创造性、通过博士培养体制不断自我否定自我创生的知识再生产体制。
因此，只有将教授们从官僚体制下解放出来，才可能将修良章等博士生解放出来，将无数“海龟”和“土鳖”的创造力解放出来，回归学术的本来体制—知识的创造和学术精英的再生产。日前，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在杭州的高校校长论坛上疾呼，是废除高校官本位体制、走教授治校道路的时候了！这大概是钱老遗问的最好答案吧。（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欧洲中心副研究员）
（编辑：魏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