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梁文道

    今天再谈香港记者新疆遇袭事件，似乎有些过时，而且不太配合国庆的欢快气氛。可是我以为正正是要在这个时候去讨论那场事关“香港人的言论自由”的意外，才更能突显它的意义。

    首先，让我们重新检讨“香港人的言论自由”这个古怪的说法。我不明白为什么有那么多热心人士会把替香港记者争取公道的行动看成是“捍卫香港的言论自由”的圣战？香港记者在香港以外的地方被人怀疑藏毒，在香港以外的地方被人无故殴打，这是在践踏言论自由？还是又是践踏了香港人的言论自由呢？日本记者近日在北京采访也遭到了武力对待，日本人是不是应该跑到中国来捍卫他们日本人的言论自由呢？假如我们的媒体去朝鲜采访，处处被人“接待”，处处被人跟踪，除了按照官方指定的行程和路线行事，便完全没有机会自主采访；我们会说这是香港媒体的采访权利受到限制，是香港人的言论自由受到了打压吗？当然不；相反地，我们会说这是朝鲜当局不尊重新闻自主的权利，我们会说这是朝鲜政府在压制言论和资讯的自由流通。同理，香港记者在成都被公安诬指藏毒，在乌鲁木齐被武警踢打，这也不是香港人的言论自由受到威胁，而是中国政府不尊重新闻自由的表现。

    假如我们真要争取什么，那它绝对不该只是“香港人的言论自由”，而是整个中国的言论自由；假如我们真要捍卫什么，那也不是香港记者的采访权利，而是全中国新闻工作者的权利。除非我们基于“同声同气”的感情，只想特区政府、港区人大以及中联办替我们香港人讨回公道。又或者我们只是希望中央更重视香港人知的权利，下令各级政府日后要多多宽容港媒；就算真的要打记者，也独独不能打香港的记者。

    我的同事闾丘露薇前一阵子发表了一些惹起争议的言论，争论的焦点在于记者本身应不应该成为新闻事件的主角，以港媒记者遇袭为中心的报道又会不会转移了大家对新疆局势的关心。平心而论，记者被打和新疆的民族冲突都是值得关心的新闻，两者不必然有非此即彼的关系。然而，这场争论之所以能够发生，是因为它的背后还有一重情感认知上的差距。这个差距的一端是觉得太阳底下无新事，骚扰记者在中国根本不算新闻；与其把记者遇袭的意外当作最重要的题材，不如把它当成新闻工作中的负面常项，转而关注原来设定的主题。这个差距的另一端则是认定中国政府既然屡次重申记者的采访权利应该得到保障，这么粗暴野蛮的事件就绝对不应该发生。何况香港的记者就算不是真的无冕皇帝，平常在港也不算是毫无地位的工作，如今又怎堪如此无理的待遇呢？

    于是我们就能进入这次事件的核心意义：那就是一般香港人所习惯的正常突然一下子被人颠覆掉了；而这场意外，在绝大部分国人甚至部分香港媒体工作者那里，原来竟是一种常态。换句话说，一切香港人所熟悉的规则，一切香港人所相信的价值，都一起跟着那几名记者在中国的现场遭到考验和挑战。

    我们以前不是不知道大陆新闻工作者的状况。大家都晓得记者是种高风险的行业，在这个有权力者不知道为什么总是容易以暴力来表达权力的国家，记者是常常捱揍或者被威胁捱揍的。大家也都听过有些编辑和记者因为揭露地方弊端，而被当地公安进京追捕的新闻。可是这一切消息一向都只存在于香港报纸的“中国版”和电视台里的“中国新闻”之中。那是一块相当独特的地盘，似乎再古怪再匪夷所思的消息，只要它发生在那个独特的地盘，也就变得比较能够理解，或者至少比较可以接受了。 更重要的是，我们总是下意识地以为那是块和我们不同甚至无关的地方。

    其他地方的地区媒体常把地方新闻当成最重要的对象，然后另辟一个“全国”（national）新闻的区域，最后再加一个国际新闻的版块；形成从地方到国家再到全世界的三层空间。香港媒体的特别之处在于我们不把“全国”新闻叫做“全国”版或者“国家”版，反而通常把它称作“中国”版，甚至加上台湾消息变成“两岸”版。虽然这是因为一国两制使得大部分国家政策对香港特区没有什么直接影响的实际缘故，但我们看待“中国”新闻的方法却很容易使大家以为那真是一个和我们没多大关系的国度，一个我们称之为“中国”的邻近地区。所以当我们听到其他省市的记者被执法人员无理拘捕的时候，我们不会说那是“我们的新闻自由被伤害了”，我们往往只是把它当成“中国”发生的另一桩怪事。

    香港记者带着大家一起进入乌鲁木齐的现场。也许这次遭遇太过震撼，所以很多人一时反应不过来，遂以惯常的模式把它定位为“香港新闻自由”的保卫战，一如既往地想要捍卫香港的这个或者是香港的那个。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这实在不是香港的价值受到了侵害，那是我们国家的新闻工作现况出问题了。

    “井水不犯河水”的说法曾经相当流行，可是随着回归以来两地融合的主调渐渐升温，那种划地为界互不干涉的论调已经变得很政治不正确了。既然如此，就让我们在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透过那桩特别的事件，学习怎样把自己当作真正的国民，听国家的话“顾全大局”，把香港记者的事看成是中国记者的事，把全国人民的新闻自由看成是自己的新闻自由。这并不是意味着要把香港人自己的价值观当成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唯一尺度，也不表示我们必须入乡随俗地以记者被打为必然合理的现实。这次事件只不过是个开端，日后肯定还会有更多的现场遭遇，我们真正要学的，是在那两套常态之间来回跳跃，批判同时自省。

    （编辑：魏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