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梁文道

　　这里真正令人忧心的，是一种权力及权利被剥夺的普遍感受和意识

　　虽然今天的服务业比诸从前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起码商店的售货员不会再用一副晚娘脸对付你，餐馆的服务员也大都彬彬有礼。但很多海外游客还是会偶尔感到一丝丝的不习惯，因为他们发现这些新派的“贴心”服务似乎是种工业产物，背后有着繁琐的教导与严密的规训。那些为你送茶水递毛巾的小女孩表现恭敬 （而且常常恭敬到离谱的地步），但你只要稍微提出一点在她受训所学范围之外的要求，她就会立刻显得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也许你只是问她能不能挪开饭桌中央那盘尺寸过大的花饰，以免阻碍饭友视线的交流；她就可能要去请示经理，深怕这个做法不合规定。

　　资深的服务业行家或者会说这是“服务意识”不够，不懂得事事以客为先。但在我看来，这种现象的成因，这种所谓“服务意识缺乏”的背后，其实反映了一种权力授予的问题。许多服务业基层员工长期不受尊重，被顾客当作牛马使唤，被上司当作不知疲劳的机器；但就是没人认真把他们当人看，那种有思考能力有变通权力的活人。他们受到的训练通常是一二三四地记熟规定，按照既定程序工作；于是当遇到一些规定和程序之外的情况，他们就马上不晓得该怎么办了。他们要不是没有应变的权力，就是不知道自己原来也可以有应变的权利。他们对权利的理解是：只有说了可以做的事，我才可以做；没说我能做的事，我最好不要做。

　　扯了这么半天，其实我想说的是教育部近日发布的《中小学班主任工作规定》，其中有一条很受争议的“班主任在日常教育教学管理中，有采取适当方式对学生进行批评教育的权利”。除了惹来一阵讥侃嘲笑，也有不少论者很认真地直接进入课室管理的领域，探讨师生之间的义务与责任。教师为何及如何批评学生的课题当然很值得深谈，可是我更关心那些嘲笑后面隐含的现实。
这个规定之所以可笑，是因为大家都觉得老师批评学生乃天经地义的事。学生不认真上课，不按时呈交作业，难道老师还不该“采取适当方法对学生进行批评教育”（顺带一提，这真是句典型官僚腔的烂中文。其实它只要说 “适当批评学生”就行了，又何须“采取”和“进行”？）为什么他们要规定一个大家早就认定的道理和现实呢？法律没规定我有按照个人需要去厕所恰当地排出尿液的权利，我是不是就不能去洗手间呢？

　　依照常识，法律只规定不能做的事，不会反过来规定你能做什么，法律没规定我不能用粗话骂人，所以我骂人时就可以放开骂，而且用不着害怕自己违法。尽管这么做很粗暴很没礼貌（因此法律不禁止的行为在道德上并不一定合宜）。

　　依照国情，我们还晓得“法规”和“法律”往往混淆不清，甚至常常有法规僭越法律的情形。教育部这个规定令我想起本国多如牛毛的各种规定，里面不乏这类根本就用不着规定的规定；它们是不是说明了“不违法即可为”的常识在我们这里不管用呢？是不是表示出我们真正的常识其实是“要说了可以做，你才可以做”？

　　教师批评权利的规定不一定是荒谬的，其现实基础在于今天的老师确实不大敢批评学生；他们担心家长投诉，忧虑校方不满，只好对着顽劣学生忍气吞声。换句话说，一种教师本该拥有的权力被剥夺了，教育部现在就是要把这份权力还给他们。

　　所以，我不会怪教育部干了一件无聊的事，我也不会指责各种部门要颁布一大堆规定去告诉大家能干什么。这里真正令人忧心的，是一种权力及权利被剥夺的普遍感受和意识。仿佛大家都把权利看成是种要有指示才能行使的东西；仿佛每一个人都像我所遇过的那些餐馆服务员，怯懦退缩，只能跟循命令和规定，不能掌握自己的权限与权利。这让我想起一句中国各阶层管理人员训斥下属的常用语：“谁让你这么干的？谁说你可以这么做的？”

　　大家常常把焦点放在官员和各种公营单位的管理人员身上，关注他们的权力集中和权责范围不明会导致滥权、贪污以及腐化的乱象。可是我们却往往忽略了另一个与之平行的现实，那就是大面积的权力剥夺。相对于管理者的权限不清楚所造成的权力滥用，底下被管理者则呈现出一种截然不同的状态：由于权限不清楚，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能够做些什么，所以也就什么都不敢做了，直到上层明确为他们界定出一堆繁琐的可与不可。对他们来说，权力不是一种自己本身拥有的东西，权力也不是一个无限扩展的范围，要等组织或者管理者来限制他们的权力种类和边界。相对地，他们根本没有权力，更不晓得自己的权力可以用到什么程度，这一切全赖组织和管理者的赐与。

　　因此，餐厅的服务员就算再有礼，也只不过是执行上意的机器人，不懂变通，也不能因时制宜地响应顾客的要求。我们与其告诉教师他们有批评学生的权力，还不如从根本上扭转上级赐与的权力意识，真真正正地“充权”（empower）他们，使他们感到自己不是无能的餐馆员工。

　　（实习编辑：魏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