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白石（1864－1957）是近代中国绘画大师，遗作甚多，其艺术造诣颇高，绘画作品在市场上的表现具有代表性。从1882年齐白石接触绘画以来，到1889年拜师胡沁园（1847－1914）绘画步入正轨，伴随着个人身份的转变，其艺术市场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时间。从1917年齐白石结识陈师曾到20世纪20年代的10年左右时间是其艺术市场的加速形成阶段，而其作品在1922年第二次中日联合绘画展览会大获成功是最为重要的事件和标志。
齐白石的农民天性
谈齐白石艺术市场的形成，我们需要先从齐白石本身进行考量，是什么特质使得客观因素在他身上起到了良性的化学反应。一方面，归因于终其一生的“农民天性”。无论个人身份如何变化，齐白石始终没有放弃那份农民所特有的质朴、坚韧、上进、乐观和谦逊。画画必画所见之物，这一点在白石老人的自传中有明确记述：“所画的东西，以日常能见到的为多，不常见的，我觉得虚无缥缈，画得虽好，总是不切实际。”正是这些源于自然的艺术再创造，让他的作品直指人心，经久不衰。对于艺术，齐白石有着坚毅的韧性和决心，决意变法时他说过一句这样的话：“从此决定大变，不欲人知，即饿死京华，公等勿怜，乃余或可自问快心时也。”而变法期间作画1万多幅、刻印3000多枚就可见一斑。纵观白石一生，他一直在不停地寻求进步，从一本《芥子园画谱》，到1905年变工为写，再到衰年变法，甚至他笔下的“虾蟹”都数次变化，直到极致;他有着豁达乐观的心态，1917年二次进京之时，对谩骂蔑视自己的人，也能够“毁誉听之”，从不在意，并作诗：“任君无厌千回剥，转觉临风遍体轻。”他极其谦逊，对于别人的观点、意见，都可以虚心接受并认真领悟。另一方面，齐白石善于交际也是其助力。尤其定居北京之后，齐白石与当时文艺界名流频繁接触，切磋技艺，获得了成长和进步，在自传中，齐白石对他的各种交际经历都有详细的介绍，如吴昌硕亲自为齐白石书写润格等。另外，家人的帮衬和扶持也起到很大作用。这里要重点提到齐白石的前两位妻子陈春君（1862－1940）与胡宝珠（1902－1944），白石北上后春君为其纳侧室宝珠，宝珠又成为齐白石艺术创作和生活的贤内助，齐白石曾如此评价宝珠：“这样的费尽心力，爱如己出，真是世间少有。”
促使齐白石艺术市场形成的因素，除了他自身的特质外，更重要的是一系列客观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避乱北上，得以接触更广阔的艺术环境;结识师曾，书写一段“我无君则退”的翰墨因缘;衰年变法，奠定了艺坛泰斗的稳固地位;赴日参展，一举成名的关键一役。但所有的这些还要从与陈师曾的六年莫逆谈起。
陈齐交游与齐白石“衰年变法”
齐白石在1902年至1909年期间先后5次（实为6次）出湖南远游，统称为“五出五归”。1917年，“五出五归”后的齐白石本打算终老家乡，不料战乱连年，当年春夏间兵事又起，齐白石在朋友樊樊山（1846－1931）的劝诫下二次北上，次年返乡兵乱愈甚，乡间又传绑票谣言，后不得已做了定居北京的决定。定居北京，让齐白石得以接触到当时最为杰出的画坛名流，最新鲜的绘画思想，为齐白石艺术市场的形成奠定最初的基础。
结识陈师曾正是发生在齐白石二次北上之时，始于陈师曾关注到齐白石在琉璃厂的刻印和他的《借山图卷》，虽然二人交游仅短短6年，却成就了一段“君无我不进，我无君则退”的莫逆之交。其中“我无君则退”是二人交游过程中也是本文探讨的重点，突出了陈师曾对于齐白石的提拔与推介，具体体现在参加雅集、衰年变法、赴日参展三方面。本文着重分析后两方面。在此之前需先探讨陈师曾的艺术主张和其特殊性。
社会地位高
陈师曾出自名门之后、书香世家，时任“教育部编审兼任北京高等师范图画专修科图画教员”，同时又是中国画学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而该研究会恰好又是中日联合绘画展览会的催生产物，梁启超（1873－1929）评价：“陈师曾在现代美术界，可称第一人。”较高的社会地位和名望决定了“推介”的权威性和天然的便利性。
艺坛人脉广
陈师曾东渡日本结缘鲁迅（1881－1936）、高等师范博物科拜识李叔同（1880－1942）、寓居上海得吴昌硕（1844－1927）指点，与金城（1878－1926）共同推进美术民族化运动，同时与其他艺术名流的深入往来，广阔的人际交往很快让齐白石参与到京城甚至海外的艺术圈活动之中。
艺术主张的内在一致性
陈师曾师承陈淳（1483－1544）、徐渭（1521－1593）、扬州八怪、吴昌硕等，在当时临摹成风的背景下，主张“感情移入”和“画外功夫”，重视写生，这与齐白石农民画家取材于生活具有内在的一致性，齐白石曾多次表达他与陈师曾的志同道合，如《白石老人自述》：“他是劝我自创风格，不必求媚世俗，这话正合我意……我们所见相同，交谊就愈来愈深”，又如《齐白石全集·第一卷》：“陈师曾本人的绘画，从沈石田的粗放风格……这些都使齐白石有一种志趣相投的亲切感”，同时齐白石主观上也不满意自己的画风，师曾评价其作品虽有不足，但画格是高的，也就是说陈师曾认为齐白石是“可雕”的。
惜才有加的大爱胸怀
陈师曾向来不吝惜对于人才的帮衬，极其重视艺术教育，得益于他的远不止白石一人，白巍《齐白石》：“王雪涛、王子云、李苦禅、刘开渠、俞剑华、苏吉亨、高希舜、江南蘋等均为他的授课门生。”难怪白石老人曾说道：“这都是师曾提拔我的一番厚意，我是永远忘不了他的。”综上所述，这也就能解释为什么艺术大师齐白石在当时无人问津，唯陈师曾慧眼识真。
“衰年变法”是陈师曾对齐白石在艺术上帮助的集中体现，是齐白石艺术市场形成过程中的基础性因素，而齐白石艺术市场的形成也是其衰年变法已见成效的标志。改变之意由来已久，林木在《齐白石衰年变法研究》中写道：“齐白石自己却逐渐地认识到这种一味形似并非优点，早在西安之行后就变工笔为写意，带上八大山人冷逸的大写意画风了”，但变法源起还要追溯到1917年陈齐二人初见陈师曾题诗：“画吾自画自合古，何必低首求同群?”之时，白石动意，又因家事战事干扰，1919年白石三次进京后，白石才真正下决心采取行动，从现存手稿与遗作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一点，直到赴日参展大获成功变法成效达到峰值，随后变法一直持续到20年代末基本完成。陈师曾对于齐白石变法起到了客观催化作用，并为其指明方向，悉心指导，加之齐白石自身的主观创造和改良，善于思考与灵活转化，最终形成了自己的新风。但“新风”是什么，林木在《齐白石衰年变法研究》中有深入探讨：“就是以笔墨色水诸因素的高度修炼去克服单纯的形似因素的追求。”具体变法内容见表1：
汲取了吴昌硕画风营养的齐白石本应顺理成章的在中国市场率先走红，但参加在国内举办的异常火爆的第一届中日联合绘画展览会未果后，却在并不熟悉中国画的日本大获成功并反哺国内市场。虽说有稍早的1920年吴昌硕在日本长崎首展，日本美术教育和文人画风盛行使得日本人具备一定的中国画鉴赏眼光，又有白石家事耽搁，或其实力难以在当时竞争激烈中国画坛占据明显优势的推测，这一问题下文会有进一步讨论。但恰是齐白石衰年变法的成功，让他自身艺术生命获得新的提升、符合时代美术大的变革、符合数百年来中国画发展走向的同时，为能够被陈师曾挑选参加中日联合绘画展览会并一举成名埋下伏笔，其作品作为商品在市场上的表现也开始游刃有余，让其艺术市场的形成成为必然。
齐白石与中日联合绘画展览会
19世纪20年代，中国军阀割据处处衰败、日本维新后繁荣扩张，加之“五四”反日情绪高涨，迥异和对立的国情造就了中日美术交流的复杂背景——主观上体现着日本文化扩张的野心，客观上却对国内美术起到了促进作用。当时两国美术交流基本是以民间发起、政府支持和日方倡议、中方配合的形式进行的。
中日联合绘画展览会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应运而生，但该展览会政治色彩淡化，反而发起人渡边晨亩个人意志起到了关键作用。从1921年到1929年间，中日联合绘画展览会共举行五次，齐白石参与了其中的四次，第二次让他声名鹊起，亦是本文研究的重中之重，表2是五次展览会的基本情况及其与齐白石关系：
第二次中日联合绘画展览会兼有美术交流和商业促销双重性质。之所以齐白石会在本次展览会获得成功，是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成果。从陈师曾的角度来说，作为该展览会中方倡导者的陈师曾与诚意十足的渡边晨亩早前就有私交，所发起中国画学研究会是展览会的中方主办方，所以让其欣赏有加的齐白石作品参展理所应当，又有着便利条件。
从第二次中日联合绘画展览会本身来说，一、地理位置优势。与第一次举办地在北京、天津相比，第二次的举办地是位于东京的“东京府商工奖励馆”，可以很直观地让日本人了解中国画、了解齐白石，恰好补充了之前对于中国画现状的认知缺环，而齐白石就顺理成章地成为本次展览会中国画的代名人。二、赴日画家数量少。由于直奉战事，赴日画家只有金城、陈师曾等三人，所带画作均由三人挑选，免不了会受到主观喜好的影响，不能反映当时中国画的整体面貌，试想若赴日名家增多，齐白石又是否会顺利脱颖而出呢?三、参展作品量大质低。第二次在日方展品数量没有明显变化的情况下，中方参展作品暴增300幅左右，但是作品质量却大打折扣，缺少名家精品，第一次尚有颜世清（1873－1929）、徐世昌（1855－1939）等社会名流的精品参展，这一次却被日媒评价为“缺少力作”“让人失望”，量大质低只能一步步地加深观者对于画展的负面评价，这些为齐白石的作品提供了比较好的衬托作用。四、尺幅优势。本次参展作品小品太多，且千篇一律，相对比齐白石《桃花坞》《横江扬舲》均为较大尺幅山水，视觉冲击力和吸引力显而易见。从日本人的艺术养成来说，虽然历史上日本的艺术成就与中国相比并没有明显的优势，但是从明治维新开始，日本大兴美术教育，暂且不论其初衷如何，客观上确实提高了人们的艺术修养，同一时期日本还短暂风靡“大正文人画”热，这些都培养和提高了日本人对中国画、对齐白石绘画的欣赏能力和重视程度，因此，有学者指出齐白石的作品“在笔墨和风格方面，最为日人所欣赏”。诸如须磨弥吉郎（1892－1970）、桥川时雄（1894－1982）、伊藤为雄等日本人都成为齐白石作品的收藏大家。其中须磨弥吉郎作为继陈师曾之后另一位齐白石在日的推介人，他个人就收藏有100余幅白石作品，我们至今还可以看到数量众多的齐白石与须磨弥吉郎往来的书信。
齐白石在1920年前后自己说：“我的润格，一个扇面，定价银币两元，比同时一般画家的价码便宜一半，尚且很少来问津，生涯落寞得很。”陈师曾从日本归来后，他又说：“我的画，每幅就卖了一百元银币，山水画更贵，卖到二百五十元银币，”从此，齐白石的卖画生涯也一天天好起来。本次展览成功后，齐白石作品价格、知名度、需求量陡增，其艺术市场格局基本形成。
（编辑：杨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