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关西美术竞卖会已于4月中旬在大阪威斯汀酒店圆满落幕。本次拍卖是关西美术竞卖创社三周年春拍，共推出书画、瓷杂等七大专场，1547件拍品的总成交额为25.3亿日元（约1.5亿元），成交率为85.71%，为关西美术竞卖上交了一份完美的答卷。张荣（西美术竞卖的董事、瓷杂部负责人）是日本古董界的资深专家，然而他曾经的身份却是一位医生，对古董艺术品的热爱则是受他的老师——粤军总司令许崇智的儿子许竹楼的影响，于是在从医过程中，他一直坚持收藏。来到日本后，张荣看到了大量来自中国的古陶瓷，尤其是那些宋元以前的古董精美至极，最终他便决定弃医从艺。从医生到古董商再到拍卖行的经营者，张荣认为身份的转变并没有什么特殊原因，是随着收藏积累到一定量以后，水到渠成的角色转换。本期“拍卖人物”就通过这位在日本从事艺术品拍卖的中国古董商的经历，来了解当下日本的艺术品市场。
当下并非日本拍卖市场的最好阶段
因为文化艺术很早在日本就受到高度重视，所以其市场也获得了较早发展。张荣告诉记者：“日本在有拍卖会之前，古董商长期掌握了整个艺术市场的话语权。这里本土的古董商体系发育成熟且根基深厚，几乎不会受到市场环境的影响，‘护己排外’成为一大特色，参与交流的群体非常小众，采取会员制，并不公开，几乎都是画廊从业者和古董商人。这使得最先试图进入日本市场的佳士得在日本遭遇到当地古董商会的强烈排挤，在坚持了10余年后最终放弃日本，转战我国香港地区。随着日本经济泡沫的破裂、中国经济的崛起以及中国买家在世界各地搜罗中国艺术品，日本才逐步开启拍卖市场。”在全球艺术市场扮演举足轻重地位的日本古董商、大收藏家比比皆是，古董拍卖市场却发育得非常迟缓。较早的株式会社东京中央拍卖今年刚满6年，关西美术竞卖也不过发展3年。
尽管日本艺术市场打破传统、进行公开拍卖，但依然相对封闭，很多信息外界还是难以知晓，当然这也使其成为今天捡漏的宝地。相较我国内地和港台地区市场，日本拍卖市场的兴起有其特殊之处。张荣认为，虽然现在大的市场环境并不理想，但是日本的拍卖市场还是有其优势：价位较低、假货较少。日本藏家开始收藏得早，当年买入的价格低，故要求的底价不高，拍品也较真实，“熟货”不多。当今日本几家较为活跃的经营古董书画的拍卖行，大多是由在日本的华人古董商转行而来。
张荣说:“目前，中国内地藏家去日本淘货者居多，也有少量的日本本土、美国和我国港台地区的买家。但是，中国内地藏家的不稳定性比较大，他们来日本并不方便，不仅需要签证，还要为行程提前一个月做准备。而中国港台地区和美国的藏家则相对稳定，即使无法亲自到场，也会委托他人赶去。现在，日本的拍卖市场并不处于最好的阶段，从征集情况来看，现有几家日本拍行并没有征集到最上乘的拍品，大多以中低端为主，精品古董沉淀在各个藏家手中，偶尔能在市场中见到。因为大多是‘生意货’，所以估价便宜，吸引来的多是商人，加之商人流通性很大，难以形成固定客户，故而大多数拍品会在理性价格范围内成交。其次，日本拍卖公司不仅以大量来自本土的生意货为主，而且还伴有不少‘新出口’的中国艺术品，这也给一些客人留下了不好的印象。此外，当下出现了太多小型拍卖公司，拍品质量参差不齐、真假混杂，对日本拍卖市场造成了很大影响。现在在日本进行拍卖成本费用很高，拍卖旺季时房租上涨剧烈，税金高昂，高达利润的30%至40%。”
张荣坦言，在日本征集作品难度不低。“和中国藏家不同，日本藏家大多惜售，一般情况下一次不会送拍多件标的。此外，日本查税相对严格，而在中国香港则省却了很多麻烦事，上乘艺术品的拥有者肯定愿意将标的放在香港拍卖。同时，国际拍卖巨头苏富比、佳士得，中国拍卖公司如中国嘉德、北京保利、中贸圣佳都到日本市场分一杯羹，日本本土的拍卖市场自然受到一定影响。尤其是苏富比和佳士得给日本拍卖市场带来很大影响，很多日本藏家当年也是在这两家拍卖行购得藏品，这类具有多年传承历史的拍卖公司是我们所无法企及的，而我们的优势在于可以更有层次地发掘日本本土市场，我们身在其中，可以敏锐地捕捉到日本市场的变化。坦白来讲，大多数拍卖行难以真正进入日本藏家系统内，需要相当的诚意和人脉。一般情况下，日本藏家并不是出于个人意志将藏品送拍，而是拍卖公司希望他们出售，这些藏家大多是看在‘面子’上才肯拿出自己的藏品，在这种情况下标的自然优劣掺杂。”
发挥本土市场优势：以高古瓷为主线
自隋唐以来，日本一直崇尚中国文化，并大量输入各种艺术品，到今天留下了相当一批珍宝。张荣告诉记者：“日本现存的中国艺术品主要是通过3种渠道进入日本。首先是正常的民间贸易，这种贸易古而有之，已有上千年的历史，由于对唐文化的崇敬，在当时就形成了财阀、学者和个人对中国艺术品进行收藏的风气，并一代代延续至今，形成了庞大的收藏体制;其次，是在清末民初及‘二战’期间，由于列强的入侵，大量文物流失日本;最晚的一批在20世纪80年代，国内盗墓成风，一些文物经过某些途径进入香港地区，再转运到日本，但此时到日本的文物基本属于普通货，多为唐三彩、碎瓷和青铜器等。日本完整保存了中国很多的文化传统和顶级艺术品，如在宫内厅正仓院北院收藏的唐代螺钿紫檀五弦琵琶、在东京静嘉堂文库收藏的曜变天目茶碗。而在这些文化的滥觞之地——中国本土却不受重视。”
挖掘日本潜在市场
在近年来的拍卖市场中，日本美术馆的旧藏受到藏家广泛追捧。“日本有邻馆、根津美术馆、出光美术馆等机构的藏品，已经成为艺术品市场的一大招牌。可以看出，日本很多收藏机构背后有企业在支持，形成百年企业文化。”张荣认为，日本和中国拍卖公司的经营理念不同，他们并不一味将拍卖公司经营规模扩大，更多是结合自身能力要求和日本本土市场的特点进行发展。关西美术竞卖瓷杂板块形成了以高古瓷为主线，配合明清官窑、青铜器、茶道具、竹木牙雕的策略。张荣强调:“瓷杂板块95%的标的征集自日本本土。中国艺术市场中有很多明清官窑的存量，如果将明清官窑从内地、香港再辗转到日本的拍场进行拍卖，在我看来就没有任何意义。日本的拍卖市场有自己的特点，老窑烧制的瓷器、青铜器以及中国古代的茶道具、文房用品、铁壶花器都有相当的数量，值得深度发掘。结合日本本土市场，今秋关西美术竞卖瓷器杂板块设有‘蕴韵留香——茶具、沉香、花器专场’‘佛缘吉金——造佛、铜镜专场’‘夜间竞卖（瓷杂）扶桑萃雅——上古至今精粹集专场’‘东瀛集芳——瓷杂、文房专场’4个专场，深度挖掘日本潜在艺术品的价值。”
张荣告诉记者：“日本将‘唐物’作为最崇高的收藏品，甚至在明末时进行了定制烧制。在老一代的收藏家眼中，明清官窑属于工艺品范畴，在日本并不常见，反而高古瓷的存世量很大。从工艺角度来看，虽然明清官窑超过了高古瓷，但是高古瓷以色泽取胜，有种独特的美和朴素的理念。日本对高估瓷有特殊的情怀，他们偏爱高古瓷与其民族性格有关，明清官窑繁琐、热闹，而日本更喜欢简洁、朴素的高古瓷，特别是宋瓷。”张荣认为，在艺术市场中，明清官窑的价位已经达到了一定高度，而高古瓷收藏则性价比很高，他以拍卖公司的视角向记者举例：“如果以5000万元进行征集整组收藏，仅可以征集到少量的明清官窑，并且质量不一定尚佳，而如果进行高古瓷收藏则会收获颇丰。”
“茶道具在日本市场中也很受追捧。南宋末期，日本南浦昭明禅师来到中国浙江省余杭县的径山寺拜虚堂禅师为师，学习了该寺院的茶宴仪程，并将径山茶宴仪式带回日本，而后发展出日本盛行至今的茶道。他们对中国古董的喜爱就和茶道一样，甚至相辅相成，从而促成了茶道具市场的发展，他们喜欢将青瓷瓶插上茶花、做成茶碗。此外，日本有很多品质尚佳的青铜器。清末民初，山中定次郎曾以34万大洋的价格买下恭王府除书画以外的青铜器、陶瓷、玉器、翡翠、座钟等收藏。此次秋拍，我们征集到一件西周的青铜鼎‘事戎鼎’，原吴大征收藏，也有过著录，鼎盖是明治十一年五月瑞松山人制，可以说来源有序，相当珍贵。”张荣说。
从坂本五郎到南宋官窑
坂本五郎无疑是今秋的热点人物，这位日本著名的古董商曾对全球艺术市场以及日本古董圈产生了非同寻常的影响，8月15日，他的辞世让业界为之惋惜，今秋他生前在纽约苏富比组织的最后一场拍卖会也备受关注。关西美术竞卖今年秋拍推出一件“南宋官窑六方八卦鼓钉纹簋炉”，这件器物和刚离世的坂本五郎渊源颇深。张荣告诉记者：“坂本五郎在东京创立最重要的古董商协会——东京俱乐部桃李会。该商会为会员制，若不是在日本古董圈有很强的人脉很难加入。该南宋官器最初便是在桃李会浮现身世的，当时，包括坂本五郎在内的诸多日本古董界大佬都想将其收为己有，最终为日本知名藏家冈野家所藏。”
浙江省收藏协会会长，南宋修内司官窑、明代处州龙泉官窑窑址发现者华雨农为此炉撰文：“此炉的造型端庄大气，透出皇家气韵。在英国大维德基金会也收藏一件与此造型一致的南宋官窑炉，作为重量级展品一直陈列在大英博物馆的展厅里。可以说，大维德藏品与此件拍品同出名门，都是南宋官窑产品，作为皇族贵胄祭祀的礼器，堪称‘国之重器’，留传至今实属难得，弥足珍贵。”
张荣向记者介绍：“此件‘南宋官窑六方八卦鼓钉纹簋炉’长18厘米，宽12厘米，高9厘米。成六边形，6条边足微外撇，口沿也成六边，向外成平唇，口沿两长唇下与足部两长边上侧上下对应各3枚鼓钉，4个短边上下对应各两枚鼓钉。炉身中间，主题纹饰为八卦纹，炉的最宽之处，对称各安一龙耳，一耳已残缺，应是清宫造办处用银耳做了修补。底部留有6枚支钉痕，现黑色胎骨，说明是采用支具支烧。炉内也留有6枚支钉痕，现黑色胎骨，应该是为了节约空间而套烧了一件小器物，这是南宋官窑常见的现象，在炉与花盆上采用此法，因香灰与泥土遮盖后并不影响其美观。釉呈粉青略带灰，釉汁肥厚，釉面温润，隐约可见大大小小深浅不一的开片，纹理自然，疏密有致，近足处有缩釉斑块，这是南宋官窑常见的特有现象。”
（编辑：杨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