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国内越来越多的企业和机构开始介入艺术品收藏和投资领域,机构收藏对国内艺术品市场甚至艺术生态的影响已经显现,不少业内人士均表示,由“散户市”走向“机构市”是国内艺术品市场未来的趋势,也是市场正规化、专业化的表现。然而,目前国内大多数收藏机构处在投资阶段,习惯以金融手法操盘艺术品市场,其大举入场是否会引起市场的不稳定?国内的收藏机构未来是否有可能复制西方机构收藏的公益路径,让私藏走出“深闺”,服务社会?
“散户市”走向“机构市”
在刚刚过去的2013年,万达集团在佳士得纽约以1.72亿元拍下毕加索《两个小孩》、宝龙集团以1.29亿元竞下黄胄《欢腾的草原》被视为具有轰动性的国内机构收藏案例。
事实上,国内艺术品市场从不缺乏企业、机构的参与:2004年,南京天地集团在北京翰海春拍以6930万元将陆俨少的《杜甫诗意百开册》买下,创下当时中国书画的最高价;2005年起,湖南电广传媒每年固定斥资买进徐悲鸿、李可染等现代名家书画;2007年,泰康人寿以4032万元拍得陈逸飞《黄河颂》;2009年,新理益集团花费12亿元左右,买进了明代吴彬《十八应真图》等多件藏品;2010年,新理益集团又以3.08亿元拍得王羲之《平安帖》;2012年,凤凰出版传媒集团以2.162亿元拍得“过云楼藏书”。
“大型企业和机构进入市场是未来发展的趋势。”中央美术学院艺术市场研究中心执行总监马学东对记者说。他认为,机构收藏的活跃说明国内艺术品市场进入了新的、更加成熟的阶段。“就像股票市场,过去以散户为主,市场显现出一种无序、稍显混乱的状态;而有了机构参与之后,市场的购买力在深化,各个层次的艺术品都有了自己的购买人群,这对艺术品市场的健康发展很有好处。”在他看来,现阶段的国内艺术品市场属于散户和机构并存的时代,未来市场仍会是这样的格局。
“首先是买家群体丰富了,需求增加了,参与的力量和购买力都强大了。艺术品的价格尤其是精品的价格,肯定会变得更高,越来越贴近它真实的价值。同时,市场的分级会越来越明显。资金实力雄厚的企业和机构或者‘团购’意义上的艺术品基金,会更多地出现在拍卖市场上,购买一些精品。个人藏家尤其是喜欢买顶级精品的藏家,也许会越来越有买不动的感觉,但并不意味着个人藏家被边缘化了。事实上,个人藏家在市场中仍大有可为,个人藏家以后应该更加关注画廊,从画廊中买东西。”
警惕“操盘”风险
资金实力雄厚的机构、企业纷纷入场无疑会对整个国内艺术品市场产生激活的作用,但与此同时,面对习惯以金融手法对市场进行操盘的机构,不少业内人士表示“很危险”,甚至有人担忧,财大气粗的机构会造成艺术品市场某种程度上的垄断。因为大机构、大企业很可能依靠雄厚的资金实力大规模买进某位艺术家的作品,然后经过包装和炒作,拉高该艺术家作品的价格,然后再慢慢“出货”,造成市场的混乱。此外,还有观点认为,一些大机构、大企业的非理性收藏之举会进一步催生艺术品市场上盲目投资的行为。
艺术家、评论家徐子林就曾指出,当下最值得警惕的是一些收藏机构进行有策略的炒作。
“机构有雄厚的资金,‘操盘’艺术品市场又不违反任何法规,长此以往,似乎颇有失控的可能。”但他表示,艺术品市场不是依赖炒作就可以获得最终成功,因为艺术品从根本上不能依赖炒作生存。艺术品市场有自身的脉络和发展规律,如果不尊重这个规律,就好像一辆总是闯红灯的车,短期内看效率很高,但遇到事故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一旦“事故”发生,就是“双输”的结局——艺术品市场本身和投入资金的企业均会遭受重创。
有人担忧机构操盘会给市场带来危险、不稳定,但也有人认为这是“多虑”,因为艺术品市场太大了,纵使是有雄厚实力的机构,也很难对某个艺术家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垄断;即便是想垄断,现在这个已经相对成熟且价位高企的年代也不是个好时候,因为首先是作品太过分散,其次是付出成本太高。
“和分散的私人藏家相比,机构收藏更加注重体系性收藏。作为‘散户’的个人藏家,面对实力雄厚的机构,要想‘掐尖’确实越来越难,‘散户市’盲目地追涨杀跌会越来越少看到。因此,机构会为市场带来更多理性,使艺术品市场趋于稳定。”中央财经大学拍卖研究院研究员季涛这样认为。
“机构入市的确会带来一些影响,但就算未来真的形成‘机构市’,也不可能发展到垄断市场的地步。因为市场是不可能被整体操纵的,谁都很难完全左右市场的大局。此外,每个机构的入市动机和操作的办法都是不相同的,他们也只能代表一部分机构的投资理念,和别的机构或者个人投资者没有必然的联系。”马学东说,“但机构需要明确自己的位置。无论是投资还是真正的收藏,都应该作为‘买家’站在艺术品市场食物链中的最后一个环节。而不要站到中间环节的位置,越俎代庖地做一些本应该画廊做的事,成为艺术家的经纪人,运用一些金融业的手法,比如囤货、炒作、拉升、出货的方式牟利。”
期待由“私”入“公”
在去年高调涉足艺术品收藏后,万达集团和厦门宝龙都曾表示未来有开设私人美术馆的打算。事实上,由于大机构、大企业通常有足够的资金用于系统性、规模化的收藏,很多人也期待未来国内机构收藏能够走出私藏的“深闺”,仿照西方机构收藏模式,行美术馆、博物馆之实,促进全社会的艺术教育。
“西方的机构收藏,之所以能转化为社会化的博物馆、美术馆,首先是因为遗产税等法规的引导,购置艺术品并建立美术馆,一方面可以躲掉遗产税,一方面可以保证藏品的整体性存在,子孙后代还可以依托于基金会拥有固定的职务、过优越的生活;而这方面的法规,我们目前是缺失的。其次,西方有着被社会各阶层普遍接受的基督教的博爱思想,文化中有‘公益’事业的传统,而对中国人而言,自古以来收藏家都是‘私藏’,东西是传给自己的子孙后代的。将‘私有’的藏品转变为‘公有’,对于当代绝大多数收藏者和机构来说,都是短时间内难以接受的事情。”季涛分析认为,对于今天中国的收藏机构而言,走西方的道路不是没有可能,但需要漫长的时间,机构收藏实现为社会服务是发展的最终趋势。
“其实国内机构收藏在艺术教育方面的公益性已经初步有所体现,很多企业和机构已经建设或正在准备建设自己的美术馆、博物馆,把他们的收藏拿出来与公众进行分享。然而收藏毕竟是个人行为,是否能由‘私’入‘公’还是看机构本身的意愿。”马学东说。他表示,针对眼下很多机构准备做民营美术馆开放收藏,政府应该出台对于民营美术馆的相关扶植、鼓励发展政策,同时也要把好审批的关,防止鱼目混珠,保障和促进民营美术馆的良性发展。
(实习编辑:杨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