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体共分三层。上部为铜鎏金珐琅嵌料石大吉葫芦造型，中部为水法柱，下部及为表身主体，近似方形。表盘四周镶嵌各色料石，指针镂空勾勒成欧式教堂塔尖的样式。表盘上方开光内设“胡人献宝”。这是一件“活动”的艺术品：伴随着打点时优雅的音乐，几个身着欧洲服饰的小人在油漆彩画的布景箱内飞快跑动;雕刻精细的铜鎏金花叶式柱内，水法景观缓缓转动，犹如一帘瀑布;而大吉葫芦腹部中间的一朵大转花、周围十朵小转花以及顶部的菠萝花，也在乐曲中悠然旋转，令人目不暇接。整个铜鎏金框架布满涡卷毛莨叶雕饰，底部四足上均有涡卷叶饰纹样与上部呼应。钟侧立柱雕刻精美，深及三寸，繁复的蕃花和葡萄图案与简洁的中国柱式相去甚远，应为迎合乾隆繁复新奇的审美偏好。
美国亚伯马尔豪邸(Albemarle House)
帕特丽夏·克鲁吉(Patricia Kluge)旧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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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铜鎏金转花转水法大吉葫芦钟”
郭福祥故宫博物院宫廷历史部研究员
近年来西方为迎合中国审美和心理而生产的中国市场钟表以及清代中国自己制造的钟表作品引起了收藏界的特别关注。这些钟表所蕴含的文化交流和思想碰撞等方面的巨大历史价值得以凸显，进而影响到收藏界对此类收藏品的热情和兴趣。此后，陆续有一些这类钟表现身拍场，此件乾隆时期的铜鎏金转花转水法大吉葫芦钟可以说是其中的精品。由于钟表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特殊性，谈到此类钟表的鉴赏和识别，就不可避免地要对其所涉及的宏大历史背景有所交待。这里将中西钟表交流的历史脉络、中国钟表制作的演进以及此件钟表的特点等略作钩沉，希望能够有助于比较全面地了解和认识此钟的价值。
一、钟表打开中国大门
明清间蔚为壮观的中西文化交流大潮的涌现正是以宗教文化为先导，由耶稣会传教士的科技传教的策略促成的。但实际上，早期传教士进入中国的历程却充满了坎坷。耶稣会东方传教的先驱沙勿略(Francis Xavier)一直寻找机会进入中国，他曾几次往返于南中国海，但最终壮志未酬，于1552年客死在中国大陆近海的上川岛。1553年葡人入居澳门，十年后首批耶稣会传教士抵达此地，但仍无法进入中国内地。如何打开中国的大门，确实令传教士们大伤脑筋。
1577年，耶稣会东方视察员范礼安神父(Vallignano)来到澳门，他认为中国是一个独特的东方国家，在中国传教可能使用的方法，应该有别于基督教历史上所使用过的传教方法。只有用中国的方式才能进入中国，即只有传教士自己先“中国化”，才能最终使中国基督化。范礼安的这一“中国化”传教策略得到了后来开拓中国传教事业的罗明坚(Ruggerius)和利玛窦(Matteo Ricci)等人的贯彻和执行。
所谓的“中国化”策略，一方面是努力学习汉语，以期能和中国人进行语言交流。另一方面则是利用他们的科技知识和人文修养引起中国人的注意，甚至将从西方带来的“奇器”作为礼物送给官绅，以博取他们的欢心。钟表就是作为传教士礼品中最重要的品种逐步走进了中国人的视野，早期传教士为了能够进入中国而利用钟表打通关节的一系列活动甚至可以用“钟表外交”来概括。
钟表这种当时远东各国见所未见的东西，其奇思巧制对人们的吸引力是巨大的，传教士们在接触中发现中国人对钟表等西洋奇器同样充满好奇和兴趣。1580年，罗明坚在写给耶稣会总部的信中就有过这样明确而具体的要求：“希望教皇赐赠的物品中最为紧要的是装饰精美的大时钟。那种可以报时，音响洪亮摆放在宫廷中的需一架。此外还需要另一种，我从罗马起程那年，奥尔希尼枢密卿(Card. Fulvio Orsini)呈献教皇的那种可套在环里，放在掌中的，也可报时打刻的小钟，或类似的亦可。”罗明坚要这些钟表干什么呢?很明显是用来送礼的。而且钟表在传教士与中国人交往中的作用很快就显现了出来。也就是在这一年，罗明坚终于有了一个可利用的机会，跟随葡萄牙商人到广州进行贸易。在为期三个月的交易当中，罗明坚依靠掌握的有限的汉语，与中国官员和文人广泛接触，通过赠送西洋物品，赢得了他们的好感。据他讲：其中“有一位武官和我特别亲近，并且极愿意领我到朝廷去，我们认识的动机是由于一架我送给他的钟表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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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2年，在传教士眼中“贤明而好财”的两广总督陈瑞以了解澳门情况为借口，让当时管理澳门商人的主要责任者——澳门的主教和市长到当时总督府所在地肇庆去接受训示。为了使陈瑞不干涉贸易活动，并进一步允许传教士在大陆上建立一个永久居留地，澳门当局派出了会讲汉语的罗明坚代表主教，检查官帕涅拉(Mattia Penella)代表市长，携带价值千金的在中国稀罕的物品来到肇庆。恰巧此时，根据罗明坚的请求，利玛窦奉命携带着从印度教区主教神父那里得到的自鸣钟来到澳门。于是罗明坚就把它也作为礼物送给了陈瑞。陈瑞一听说到钟表，立时就变得异常兴奋，当然对罗明坚等人的肇庆之行也异常关照。当去掉包装拧紧发条后，时钟开始走动。听着时钟的声音，陈瑞非常喜欢，遂安排他们在天宁寺中住下。
尽管不久以后由于陈瑞的离职，传教士在内地建屋居住之事又几起几落，反反复复，但最终经过罗明坚和利玛窦的倾力周旋，肇庆知府王泮终于许可为传教士提供一块土地。当然，这位知府对钟表也同样感兴趣，听说澳门能制造钟表，就要求传教士给他定做一个，并答应给以善价。
1583年9月，罗明坚和利玛窦在肇庆城外崇禧塔附近建造了一处教堂，成为传教士在内地的第一个立足之地。这是一座西方式的建筑。为了引起人们的注意，利玛窦特意在室内陈列了欧式用品。正面墙上还挂上钟表，这只钟表就象一个活物自走自鸣，自然而然受到了人们的珍视。当地人士纷纷前来观赏，轰动一时。正因为如此，当得知传教士成功进入中国内地，耶稣会会长阿瓜维瓦(Caudio Aquaviva)送给中国教团的援助物品中，钟表成了主要的东西。“他还送去一些对传教工作非常有用的礼物，其中一幅为罗马著名艺术家绘制的基督画像，四件制作精致、样式美观的计时器。三件是表，可用带子系在项上，所以很容易看得见这些精巧的机械作品。第四件要大些，是摆在桌上的一座钟。它比表更贵重，因为它结构复杂，没有摆锤，也因为它不仅准确击时，还在每一刻钟和半个钟点响三下。这只钟成为整个中国议论和羡慕的对象，托上帝之福，它注定要产生迄今仍然是很明显的效果。”
正是通过钟表等西洋奇物的赠送和演示，西洋传教士在中国人心目中赢得了一席之地。有了这样一个有利条件，传教士便非常容易地与中国人进行更深一层的精神交流，打动他们的心灵，为传教之路开启一扇方便之门。
二、进入宫廷的敲门砖
对于传教士来说，只获得地方官员和一般民众的认同对整个传教事业是远远不够的。在极度集权的中国，要想使基督信仰在全国范围内立足，必须与最高统治者皇帝进行接触，并力促其接受这种信仰，至少可以通过他的权威为传教事业打开一路绿灯。这一点在早期到中国的传教士中间是具有共识的。他们认为中国“官吏彼此之间百般依顺，奴颜婢膝，下级对上级敬畏之至，大官又对圣裁敬畏之至。因此，假若不溯至皇上那个根子，从他那里着手，大门就永远不可能向神圣福音打开。”正因为如此，一旦他们踏上中国的土地，就会进一步把目标锁定在皇帝身上，为此他们进行了不懈的努力。有意思的是，在传教士们敲开皇宫大门这一关键步骤中，仍然是钟表发挥了巨大作用，扮演了重要角色。
实际上，当罗明坚把自鸣钟送给两广总督陈瑞时，就想象着陈瑞会把得到的自鸣钟转呈给皇帝，但好财的陈瑞并没有这样做，罗明坚只得另想办法。从1584年开始，罗明坚便着手准备送给皇帝的贡品。他再次写信给耶稣会会长阿瓜维瓦，希望他速觅一架钟表送过来。同时中国传教团也尽力搜集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的所有物品，菲律宾主教也送来了一架钟表作为援助。最终，进入北京的计划是由利玛窦完成的。
1600年5月，利氏带着庞迪我神父(Didace de Pantoja)以“进贡”的名义北上奔赴北京，当抵达临清时遇见了税监马堂。听说利玛窦要给皇帝献礼，马堂立刻插手，说愿意引其去见皇帝。之后，马堂曾两次上书万历帝汇报情况，介绍贡品名目，但没有引起万历帝的注意。过了一段时间，万历帝才突然想起奏疏上所讲的自鸣钟，便问左右：“那座钟在哪里?我说那座自鸣钟在哪里?就是他们在上疏里所说的外国人带给我的那个钟。”很快，利玛窦的四十多件贡品被送到皇宫中，摆在万历帝面前。
在利玛窦所进的贡品中，最令万历帝感兴趣的就是自鸣钟，计有大小两座。据参与此次朝贡的庞迪我神父记载，这两件钟表“一座大铁表，装在一精工雕刻，饰有许多金龙的大盒内;另外一座小的也很漂亮，一掌高，完全镀金，是我们的国家制造的极品，是我们的总会长专门为此目的送来的。它也装在一个镀金的盒内。两只钟表上没有刻我们的文字，用的是汉字，钟盘外有一只手指示时间。”这与当时中国人的记载正相一致。
来自于西方的钟表的声音与时间的神秘吻合，在明朝宫廷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当万历帝第一次看见那座较大的钟时，钟还没有调好，到时不响。于是他钦定钦天监的4名太监去跟利玛窦学习钟表技术，并让他们三天内将大钟修好。在以后的三天里，利玛窦不分昼夜地给太监们解释自鸣钟的原理和使用方法，想方设法造出当时汉语里还没有的词语使太监们很容易地理解他的讲解。三天后钟再一次放到万历帝面前，看着指针的走动，听着“嘀嗒”的声音，万历帝非常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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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那座镀金的小自鸣钟，万历帝更是随时把玩，从不离身。“皇帝一直把这个小钟放在自己面前，他喜欢看它并听它鸣时。”为了使其正常运转，万历特意从向利玛窦学习钟表技术的4名太监中抽出两名，专门负责给这座小自鸣钟上发条，这两个人成了皇宫里很重要的人物。据说，皇太后听说有人给皇上一架自鸣钟，就叫太监从皇帝那里要来看看。万历想，要是她喜欢，到时候留下了不还，那可怎么办呢?这种事情是无法拒绝的。于是他把管钟的太监找来，要他把管报时的发条松开，使它不能发声，然后才给皇太后送过去。皇太后玩了几天，见不能自鸣报时，才把它送了回去。
这两架自鸣钟是中国皇宫拥有的最早的近代机械钟表。以后利玛窦又向明朝皇帝进献过自鸣钟。从那个时候起，把玩品味造型各异的自鸣钟表成为中国帝王的一种新时尚，称它为西方传教士打开中国宫廷的敲门砖，是一点也不过分的。这两架自鸣钟就是以后皇宫收藏和使用自鸣钟的源头。
利玛窦等以养护皇帝的钟表为契机，实现了留居北京的目标，这是中西文化交流史的重大转折。由于精通钟表技术，利玛窦成为随时进宫保养贡品，讲解钟表知识的“御用钟表匠”，正因为如此，在中国南方利玛窦被尊为钟表匠的祖师爷，受到钟表从业者的膜拜。而他带来的自鸣钟，也开启了中国宫廷制作、使用和收藏钟表的先河。
三、广州与清宫的钟表收藏
自从利玛窦用钟表打开中国皇宫紧闭的宫门，三百年间，中国宫廷对钟表搜求收藏的热情就一直没有衰退过。此种情形之下，大量精美的钟表源源不断地进到皇宫中，使皇宫及皇家园囿成为钟表最集中的典藏地，皇帝成为拥有钟表最多的收藏者。
每到重大节日或帝后的寿辰，各地官员都要进表纳贡以示祝贺，清代宫中的钟表有许多就是通过这种途径获得的。清代向皇帝进贡钟表者主要是广东、福建各省官员。两省均为清代重要的对外贸易窗口，经过贸易获得的西洋物品如钟表、仪器、玩具等不时送往北京，进献皇帝。同时，南方各地尤其是广东对西洋物品的仿制越来越多，其中的精品也被地方官员用做贡品。钟表的情形便是如此。清代档案对此记载颇多，如：福建巡抚常赉、两广总督李侍尧、广东巡抚德保、粤海关监督苏楞额等都经常向皇帝进献钟表。乾隆四十三年(1778)正月初二日，原粤海关监督德魁之子海存，将家中现存预备呈进的自鸣钟等项共一百零五件，恭进给乾隆，被全部留用，其中钟表就多达32件。像这样进贡的钟表，乾隆时期几乎每年都有许多批，数量十分惊人。如乾隆四十九年(1784)两广总督、粤海关监督等累计进贡钟表就达130件。
皇帝们对进贡的钟表要求非常严格，尤其是乾隆皇帝，对于所进适合其口味，款样形式俱佳的钟表，总是来者不拒，有进必收。否则就会受到严厉申饬，如“李质颖办进年贡内洋水法自行人物四面乐钟一对，样款形式俱不好。兼之齿轮又兼四等，着传与粤海关监督，嗣后办进洋钟或大或小俱要好样款，似此等粗糙洋钟不必呈进。”此种情况之下，各地官员肯定会把最好的钟表进献给皇帝，以博取其欢欣。
清代的宫中用物，由各地采办者占很大比例，钟表亦不例外。宫中钟表另一个重要来源就是由内府设在各地的采办机构采购的。和进贡的钟表一样，广州仍然是中西钟表贸易的最为重要的通道。这与清前期逐步形成的广州一口贸易管理体制即广州制度有密切关系。
广州制度由粤海关和十三行构成。粤海关主要管理广东沿海等处的贸易及税务，设有海关监督，全称为“钦命督理广东沿海等处贸易税务户部分司”，统辖海关全部事务。充任关督的多是包衣出身的内务府满员，因为包衣身属内务府上三旗，而上三旗直属皇帝管辖，所以监督也就是“皇帝的直接代表”。它由皇帝简派，“征收课税及凡应行事宜，不必听督抚节制”，权力很大。由于海关监督是公认的肥缺，故任职期限最多三年。三年之中，要不断向皇帝报效，以贡品形式进呈皇帝，据估计“海关监督在任内每年经常送给北京的礼物，价值不下一百万两。”成为皇帝聚敛财富的重要渠道。十三行最初称为“洋货行”，其行商源于从事海洋贸易的海商被官府指定成为官商，专门经营对外进出口贸易。其主要职责是承担进出口贸易的实施和关税缴纳，充当外商与官府大宪的中介，从而成为中国人与西方商人交涉往来的实际执行者。但他们并不拥有相应的政治权力，其行为受到官府的限制，经济受到官府的盘剥，沉重的负担经常使他们处于破产的边缘。替官府采购贡品和官用物件是行商们的一大负担。广东督抚、海关监督每年呈进贡品，俱令行商代为垫买，这些官物、贡品的、“官价”远远低于市价，其差额需行商垫赔。更有甚者，这些贡品和官用物件“每需一件，关宪与内司、地方官向各行索取十件”。十九世纪初，“每年各行收买钟表费用动辄需数十万元，行商支出困难”。这些行商成为官用物品的稳定的供货源，进入宫中的钟表就是通过他们向西洋商人购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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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除作为贡品的钟表之外，地方大臣为宫中购买的西洋钟表都是在皇帝直接授意下进行的。一般由皇帝提出初步意向，相关衙门将其行文给广东督抚或粤海关监督，再由广东督抚或粤海关监督传达给行商。行商根据要求，向西洋商人洽谈购买或定做事宜。购买的钟表多了，便引起了西方钟表商人的注意，于是他们有的便在广州开设工厂和店铺，经营钟表贸易，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英国伦敦的詹姆斯·考克斯父子。他们十八世纪后期在广州的打簧货贸易十分出色，许多精品都被皇宫收藏。这些都深深地影响了广州地区的钟表制作，使其成为中国钟表制作水平最高的地区之一。
四、广州的钟表制作与清宫收藏
广州是中国最早接触自鸣钟的地方。明末清初，欧洲传教士把自鸣钟带到广州，并用其疏通官府，拉拢讨好中国官员，引起了人们对自鸣钟的兴趣。此外，康熙中期下令开海禁，在东南沿海设海关，监督和管理进出口贸易，广州是当时中西方贸易的中心，由外国进口的西洋钟大量在广州集散。受这些因素的影响，广州开始出现钟表制造业，到乾隆时期已经具备相当规模，成为我国生产自鸣钟的重要基地。在清代，广钟一直是广东地方官员向皇帝进贡的物品之一。
乾隆时编纂的《广州府志》在谈到广州的钟表生产时说：“自鸣钟本出西洋，以索转机，机激则鸣，昼夜十二时皆然。按：广人亦能为之，但未及西洋之精巧。”由于早期的广钟多为仿制西洋的东西，质量不是太好，故乾隆十四年(1749)皇帝传谕粤海关监督，要求进贡质量好的洋钟表。粤海关只好花高价购买进口钟表进贡，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早期广州制钟的情况。经过几十年的学习和技术积累，乾隆中期以后广钟的质量有了质的飞跃。无论是钟壳还是机芯，都可与西洋钟表相媲美。广东地方官员又开始将其作为贡品献给皇帝。延至嘉庆时期(1796-1820)，广东粤海关每年都要向宫中进献几件广钟，使清宫成为广州钟表最集中的典藏地。从现有的资料来看，水平较高的广钟基本上都被皇宫所收藏
由于广州钟表大多是为皇宫生产的进贡品，从创意到设计都必须新颖、奇特，又要符合帝王们的心理，故而在制作时可谓精益求精，件件都是难得的精品。从清宫现存的广钟藏品来看，广州钟表具有非常浓郁的民族和地方特色。其整体外型多为房屋、亭、台、楼、阁等建筑造型，或者做成葫芦、盆、瓶等具有吉祥含义的器物形状，以象征“天下太平”。内部机械结构也相当复杂，除了通常欧洲钟表所具备的走时、报时、奏乐系统外，还有各种变幻多样的玩意装置。这些玩意或者以文字对联形式表达祝愿，由人持握展开，如“福寿齐天”、“万寿无疆”、“时和世泰”、“人寿年丰”等;或者以特定的景物搭配，使其具有吉祥祝福的意义。如以三羊寓意“三阳开泰”，以灵芝、仙鹤、鹿、佛手寓意“福禄长寿”等，这些都是中国所特有的。广州钟表还有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即其表面多是色彩鲜艳的各色珐琅。这种珐琅又称广珐琅，是广州工匠在西洋透明珐琅的基础上结合中国文化元素发展起来的，其鲜艳透明，有黄、绿、蓝等颜色，珐琅上的装饰花纹细密繁褥，层层叠烧，很有规律，是其它地方的钟表所不具备的。这些特点在此件铜鎏金转花转水法大吉葫芦钟上也得到充分体现。
五、铜鎏金转花转水法大吉葫芦钟评议
前面对中西钟表文化交流、清代广州钟表贸易与清宫钟表收藏、广州钟表制作的历史等进行了简要介绍。根据这些材料，可以对清代广州钟表的遗存给以比较准确的定位和理解。那么，具体到此件铜鎏金转花转水法大吉葫芦钟，到底有哪些值得我们特别关注的东西呢?我们认为这件铜鎏金转花转水法大吉葫芦钟无论是艺术造诣还是技术水准都体现了乾隆时期广州钟表的水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首先，此钟之造型设计和装饰显示出广州钟表融合中西的典型风格。如前所述，广州作为中西文化碰撞和交流的前沿，是中国最早接触钟表的地方，也是中国钟表制作水平最高的地方之一。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条件，成为宫廷御用钟表的重要生产基地。清代广州钟表中的精品绝大部分都被宫廷和达官贵人所收藏，这些高级别的广州钟表，往往极为华美奇巧，显示出精致细腻中西兼容的独特之处。不仅外观融合了中西工艺的不同元素，而且连机芯也尽力迎合国人对西洋奇器的崇好心理，在机芯的后夹板上往往仿刻西洋字母或錾刻洋式花纹，有的干脆就用西洋机芯。而此件铜鎏金转花转水法大吉葫芦钟中部四角支柱用铸铜制作，满雕花卉，左右两侧面镶嵌铜雕贝壳形饰件和精微细腻的花叶饰带，呈严整的对称布局，下面四脚转折奇曲，自然流畅，通体镀金，纹饰形态呈现出浓郁的西洋风格。而上部的葫芦又属于纯粹的中国传统造型，葫芦上半部分前面镶嵌料石“大吉”二字，尤其是葫芦中间的带饰形态与故宫收藏的乾隆时期的同类作品十分相似。机芯上錾刻的洋式花纹亦十分地道。中西两种不同的艺术风格巧妙地融合在一起，正是广州钟表显示出的独特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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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此钟各种机械变动装置的组合联动显示出广州钟表极具观赏性的特点。高级别的广州钟表往往不局限于单纯的计时功能，各种机械变动装置在广钟上广泛使用，形成变换文字、音乐鸟、活动人偶、水法、行船、转花、滚球等复杂的演示功能，令人眼花缭乱，成为高级别广州钟表的又一大特色。而且这些奇妙的变动装置往往成为最令人瞩目的部分，尤其是乾隆时期，在乾隆皇帝的关注之下，这种复杂的变动装置钟表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一件钟表中，往往有多个不同形态的装置联动。而此件铜鎏金转花转水法大吉葫芦钟的钟盘上面布景箱用油漆彩画出房舍庭院、小桥流水、老树花藤，一派田园风光，内层用横置转动的玻璃柱做成流水之形态，与漆画画面相映衬，一动一静，相应成趣。中部中间部分由紧密直立的玻璃柱组成水法景观，随着玻璃柱的转动，犹如一帘瀑布飞泻而下，水瀑四面由雕刻精细的铜鎏金花叶式柱支撑，遮掩，花柱和水瀑虚实相间，宛若天成。上部的大吉葫芦腹部中间为一朵大转花，周围围绕着十朵小转花，这些转花转动起来宛如一个个转动的彩色皮球，令人眼花缭乱，故有“皮球花”之称。同时顶部的菠萝花也转动。以上这些变动装置的演示方式和清宫收藏的乾隆时期的广州钟表有异曲同工之处，具有极强的观赏性，这也是广州钟表广受清代达官贵人乃至皇室青睐的原因之一。
再次，此钟多种工艺的完美结合显示出广州丰富多样、发达精湛的传统工艺技术优势。比如清代广州盛行一时的透明珐琅，色彩艳丽，制作精细，只有在广州制造的钟表精品上大量镶嵌使用，成为广州钟表的一大特色。又比如在广州钟表的钟盘边缘、珐琅周围、造型边缘线等处往往用各色料石镶嵌出轮廓线，增加钟体的色彩，美观实用。再如为了迎合国人对西洋奇器的崇好心理，广州钟表匠师往往在其作品的机芯上仿刻西洋字母或錾刻洋式花纹，在外表的某些局部采用西洋装饰造型等等。多种工艺集于一身，这是由钟表本身的特殊性决定的。而此件铜鎏金转花转水法大吉葫芦钟上部葫芦腹部转花的底衬板和葫芦中间的带饰采用的透明珐琅工艺，钟盘边缘、钟盘外面四角的料石花、大吉葫芦边缘以及顶部的菠萝花采用的料石镶嵌工艺，钟体四周采用的雕刻精细具有浓郁西洋风格的金属雕刻工艺，都是典型的乾隆时期广州钟表所通常采用的工艺。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认为此件铜鎏金转花转水法大吉葫芦钟所呈现出的中西交融的有趣现象与清代中西钟表文化交流、中国钟表制作的历史情况正相一致，反映出当时尤其是乾隆时期真实的历史面貌。尽管有的地方经过后世收藏家的清洗和整理，但此恢弘壮丽的钟表搬运和保养极其不易，非贵族权贵之家不可保有，所以其仍不失为考察清代乾隆时期广州钟表制作极好的范本。
巴洛克艺术的创作者们不会想到的是，具有浓郁浪漫主义色彩的艺术形式，会在遥远的中国为钟表匠人们带来如此丰富的设计灵感。此件铜鎏金转花转水法大吉葫芦钟，借鉴了欧洲精良的钟表工艺，华丽绝伦的外观融合浓郁的西洋风格和东方的吉祥寓意，并呈现出惊人的和谐统一。上部葫芦腹部转花的底衬板和葫芦中间的带饰采用的珐琅镶嵌工艺，鲜艳透明，有黄、绿、蓝等颜色，装饰花纹细密繁褥，层层叠烧，制作精细。钟盘边缘、钟盘外面四角的料石花、大吉葫芦边缘以及顶部的菠萝花又镶嵌料石，表盘正中更嵌以饱满圆形浓绿翡翠，更具东方神韵。镶嵌鲜艳对比的彩色宝石和具有浓郁西洋风格的金属雕刻工艺，都是典型的乾隆时期广州钟表所通常采用的工艺，更是深得巴洛克艺术综合设计、奢华装饰之精髓，通过跳跃的色彩与图案式的符号突出精雕细琢的豪华观感，从而营造出凌驾于世俗之上的夸张与精致。
洋钟作为乾隆帝的顶级玩具，钟表匠师为钟表表平添出许多妙趣横生的附加功能，充分满足了当时皇室贵胄的猎奇心理，变换文字、音乐鸟、活动人偶、水法、行船、转花、滚球等复杂的演示功能，令人眼花缭乱，成为高级别钟表的又一大特色。在乾隆皇帝的关注之下，这种复杂的变动装置钟表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一件钟表中，往往有多个不同形态的装置联动。此件铜鎏金转花转水法大吉葫芦钟的钟盘上面布景箱用油漆彩画出房舍庭院、老树花藤，其间有蛮人献宝运动装置，体现乾隆帝身为大国之君的傲慢态度和所谓“使知朕所嘉者远人向化之诚，若其任土作贡，则中华大地何奇不有”的万国来朝之意。内层用横置转动的玻璃柱做成流水之形态，与漆画画面相映衬，一动一静，相应成趣。中部中间部分由紧密直立的玻璃柱组成水法景观，随着玻璃柱的转动，犹如一帘瀑布飞泻而下，水瀑四面由雕刻精细的铜鎏金花叶式柱支撑，遮掩，花柱和水瀑虚实相间，宛若天成。上部的大吉葫芦腹部中间为一朵大转花，周围围绕着十朵小转花，这些转花围绕着恒定的翡翠中心转动起来，宛如一个个转动的彩色皮球，令人眼花缭乱，故有“皮球花”之称。同时顶部的菠萝花也转动。运动与变化是巴洛克艺术的灵魂，此钟借水法、转花细节的巧妙运用，打破传统的平静与克制，体现出蕴藏于表象之下的蓬勃激情。
早在16世纪，巴洛克艺术的创作者们就在思索如何创造出更有立体感、纵深感、层次感的视觉空间，最大限度的体现艺术魅力。此大吉钟的材质运用有：铜、金、珐琅、料石、玻璃，铜、金是中国工艺品中较早就被使用的贵重金属材质，而且铜与金的颜色分别是红与黄，从而成为象征皇家奢侈和尊贵的颜色，珐琅、料石、玻璃则都是西方常用工艺材质，使钟看起来华丽且具有空间感与立体感。此件大吉钟通体铜鎏金，满雕花卉，左右两侧面镶嵌铜雕贝壳形饰件和精微细腻的花叶饰带，呈严整的对称布局，下面四脚转折奇曲，有如“远瀛观”正门及正门上方的座钟形装饰，有如“海晏堂”屋顶玻璃蕃花葫芦顶，玫瑰花枝藤蔓缠绕有如龙头部般的高昂，以及园内多处可见的扇形贝壳、毛茛叶和矩形雕花边饰图案，使此钟所独具的律动特质与圆明园西洋楼不谋而合，呈现出有如建筑般的立体观感。
（编辑：李锦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