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小东

　　刘小东是当代艺术的领军人物之一，艺术创作对于刘小东而言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从家乡金城到耶路撒冷，从三峡到和田，无论走到哪里都画到哪里。而摄影于刘小东而言比艺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对摄影的“痴迷程度”从拍摄的照片中便可略见一二，每次出行都会带着小小的电影团队，镜头全程打开，记录他整个创作过程。不仅拍照、拍摄，刘小东还曾跑去演戏，几乎所有的主角都是他，有两部还获得了电影奖。陈丹青评价刘小东是一个“影像世纪的天才画家”。

　　第一架旧相机

　　在同龄人中间，刘小东算是很早就有相机了。

　　那是1984年，刘小东花了25块钱从同学那买了第一架旧的俄国相机，焦距还有点问题，不过在当时已经是新鲜事物了。那时他刚从中央美术学院附中毕业，再有两个月就要考中央美院了。一毕业便约了喻红也就是他现在的太太去北戴河玩。喻红也正值花样年华，有着精致的面容，留着她独特的几乎未变过的发型。因为出生北京的知识分子家庭，骨子里透露出高贵的气质。刘小东说那时已经喜欢她很久了。他俩好了之后，老有种在做梦的感觉。在北戴河他们拍了很多照片，有的是偷偷拍的，连喻红都不知道。

　　尽管相机已经很旧了，一会儿曝光过度，一会儿焦距不准，总是有点小毛病，但是已经足够了，他用它记录了与喻红恋爱时那一段段珍贵的回忆。“那段时光真是太美好了”刘小东说。

　　有了相机之后，刘小东觉得特别方便，“它比较接近你看到的那一刹那时，就拍下来了。不用想太多，确实非常方便。”他还用它拍了很多学校里的情况，有与着名导演王小帅在一起玩的场景。那时候王小帅和他同时在附中读书，比他低一级，关系却极好。他还模仿杜尚的作品，拍了“自行车车轮”。有时候还用定时器自拍。后来，这架旧相机用了两年被淘汰，换了上海的“海鸥牌”，这才解了对焦问题。

　　“拍照是人本能的反映”

　　他的照片大致分为三个主题：一是与家人的关系，二是同学、同代艺术家构成的朋友圈子，三是中国社会与中国老百姓。这三个主题展现了刘小东眼中从80年代开始的一部真实精彩的中国社会写真。目之所及都留存在相机中，他说：“照片是我个人的记忆。”

　　这么早就开始接触照相机，不禁想问：为什么没有用摄影进行艺术创作呢？面对记者的疑问，刘小东平静地说：“曾经有过这样的想法，八十年代曾经拍了四张摄影艺术参加摄影比赛，结果没选上就彻底放弃了，所以一辈子就只拍了那四张真正的摄影作品。”

　　但事实上是因为刘小东的心思并不在摄影上，他只是用它来记录生活。“我一拿到相机，从最开始就嫌麻烦，要考虑数值、光圈、焦距以及时间，这些对我来讲不是很适应。我希望一个相机可以去掉这些思考，直接拍就可以了。所以我一直不是一个照相机发烧友，但是它确实非常方便，它比较接近你看到的那一刹那时，就拍下来了，不用想太多。”他说。

　　从他的照片里，让我们一起感受到了刘小东与喻红绵绵的爱情，目睹了女儿刘娃的出生与成长，还能很有趣的看到着名导演王小帅(后来给刘小东生活带来许多戏剧性变化)从青涩到中年发福的状态，还有陈丹青二十年前“愣头青”的样子，以及社会各个群体的生活状态，同时，家乡金城城镇建设的变化也在其中留有记录。甚至打架、着火、出车祸都会拍下来，“这种拍照就是人的本能反映，”刘小东说：“这些照片不仅记录了当时的人与事，还记录了生活中的气氛。”

　　至于拍得效果好不好，他觉得那都是随机的，不用刻意追求。他打了一个比方，认为“摄影”就是“眨眼皮”，“有的可能凝重一点，有的很清楚，有的很模糊，都没关系。因为这都是生活中的常态，日常生活表面看起来虽然简单，但是它包含了我们复杂的心理。”[NextPage]

　　“拍照是为了画画”

　　但是艺术家天生对画面有着敏锐的记忆力，这能让他在创作中迅速地在记忆中索取所需要的画面感用于创作。

　　刘小东开始用拍摄的照片作为他画画的素材是在1989年——那个政治敏感的年代。在他与美国艺评家林似竹的对话中谈到：“1989年的确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一年。你看到的第一张是89年4月拍的，那时胡耀邦刚去世。(胡耀邦生前是支持改革开放的总书记，他的逝世引发了大学生的示威游行，学潮愈演愈烈，直至六四事件爆发。)他的那副挂在天安门广场的纪念肖像是中央美院壁画系学生的作品。我们大家都去瞻仰了画像。那时候，我们还是刚毕业的学生，不是很懂政治。但大家都说胡耀邦思想开明，关心知识分子。他去世后，很多知识分子都去画像前凭吊。尽管当时我只是个毕业生，这场运动还是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我的人生方向。”

　　当时，刘小东在天安门前拍了很多和朋友们在一起的照片，但是他觉得艺术应该“强化内心的情感”，通过画真实表达艺术家自己的想法。所以在他的笔下并没有直接表现当时的场景而是变成了《青春故事》，“我要画我的朋友们，画大伙快乐的在一起，但又会有不同的含义和看法，部分上是依据这张喻红、小帅、何建军(另一位中国第六代导演)还有另外几个朋友的照片创作的。”

　　拍照可以立刻抓住当时的细节，这是素描和写生所达不到的。他坦言有很多作品是在他拍完照片之后画的。比如1996年创作的作品《违章》，那会他正在开车，看到路上的一辆车上挤满了人，开始只是觉得好奇，立马拿起身旁的相机，“咔、咔、咔”这一场景就被记录了下来。但是过后在创作时，刘小东又进行了一番思考。“我本来是想画上衣服的，但那样他们的身份就会太明显，再说他们的衣服也不好看，所以把画成裸体会好得多。如果画很多裸体人在一起就会很做作——现在早已不是古代社会了!但既然他们是工人，把他们都放进一个卡车里就会比较自然。这样一来我就可以画我想画的画了。”这幅《违章》便出炉了，并有幸参加了“第四十七届威尼斯双年展”。

　　摄影也因此成为创作的辅助工具，同时也让刘小东更加关注现实生活，而不再局限于画室创作。有评论家认为他大量使用摄影图片是“对学院绘画和观察方法的一种解构”。

　　但也有一些是先构思再找人去拍照。尤其是后来刘小东开始与项目工程有关的创作。刘小东为了画三峡组画这一主题时已经酝酿很久了。2002年在三峡旅游中，他看见一些工人扛着又长又重的钢筋，触动了他的内心，可当时身边没带照相机。回来后，他就找来盖房子的工人，拿水管代替那些钢筋，模仿记忆中的场景。后来《三峡大移民》就这么诞生了。从此也开启了他“项目绘画”“大幅绘画”时代，同时，照相的及时记录的功能也被弱化，刘小东的创作开始不再依赖摄影作品。

　　2004年，刘小东到大陆和台湾的军营里各画了9名大兵，把他们放在一起形成《新十八罗汉》。他说“那时候我已经在画室里根据照片画了很多画了，我觉得现场写生可以打破我旧的创作模式，创造一种新的方式，实地写生模特更新鲜，就像呼吸一种激活思维的清新空气。”在这些“项目”中，刘小东开始放弃照片，直面现场写生，在更广阔的景观中探取更深刻的社会主题。这幅作品于2008年春拍以6192万港元成交。此后，他通过这种方式又创作了《温床》、《内汤》、《吃完了再说》。

　　到这里摄影在他的生活中似乎又回到了起点，从他一开始单纯用来记录生活到作为创作素材，到现在似乎又淡出创作继续记录他的生活，但是三十年的习惯，早已让摁下快门的动作成为一种习惯，犹如每天洗脸刷牙，每天拿起画笔创作，成为一种必需。刘小东说：“拍照和创作在我的生活里已经成为一种共生关系，我从来没有想让其中一个替代另外一个，它们都成为我生活的一种方式。”[NextPage]

　　用摄相机记录创作

　　如果说拍照成为刘小东生活的一部分，那么拍摄影片则成为他生活中的“调味剂”。也不知是电影找上了他还是他找上了电影，他“演”的每一部片子都是由着名导演亲自操刀，而且他都是主角，有两部还获得了大奖。

　　刘小东的第一部电影《冬春的日子》便是由着名导演王小帅于1992年拍摄，他和喻红担任里面的男女主角。《冬春的日子》讲得是一对青年男女画家悲欢的命运，也是刘小东与喻红的内心状态。正因为演的是自己的生活，又是老同学拍摄，刘小东这才坚持演完。这部影片被BBC评为电影诞生以来的一百部佳片之一，也是惟一入选的中国影片。不过刘小东后来在采访中说：“我真得快烦死了，就连你走路，导演都一直在旁边盯着走得对不对，不对就重来，经常反复四遍以上。片子拍完后，我对演戏再也没有半点兴趣了。”

　　真的没兴趣了吗？由刘小东主演的《金城小子》、《东》、《出北川入太湖》、《谷雨》等影片陆续面世，所不同的是这些不再是一个虚构的故事，而是变成了纪录片，真实的记录他的创作过程。《刘小东在和田》是为期两个月记录采玉工生活的计划。在这部半小时的纪录片中，着重交代和田的背景以及本地人的生活，从挖玉、穆斯林的婚礼、再到木卡姆演奏，三个段落独立而又互有联系，其中穿插艺术家刘小东的创作过程。《金城小子》是由台湾电影大师侯孝贤为画家刘小东“金城小子”个展拍摄的同名电影，获得第48届台湾电影金马奖。影片完整记录了刘小东回到家乡辽宁金城创作26幅全新油画的过程，艺术家笔下溢出的浓浓愁绪的画面在纪录片中那个充满诗意的北方小城中复活。

　　刘小东曾经评价过几个导演的拍摄风格：“侯孝贤、贾樟柯、张元都拍过我的纪录片。张元比较好玩，在现场和非现场之间就完成了，没有“要开机”的感觉;贾樟柯比较专注、比较强化自己作为导演的价值;侯孝贤年岁大，像老人面对少年一样，带着一种欣赏的眼光，非常随和。”

　　但是他确实没有再拍戏，但却采用了影像纪录的方式，记录周围的朋友、社会的变迁和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与他的“现场主义”的绘画创作达到异曲同工的效果。他称这是为了给生活留点“活着的证据”。但是刘小东说最终还是选择了绘画是因为，他觉得这样能用最少的成本，用最直接、最短的途径达到人生想要达到的境界。“人要计算成本的。”他说。

　　（编辑：刘颖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