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邮报》上刊载的一名男子被推下站台的悲剧事件画面

　　近日，《纽约邮报》上一名男子被推下站台的悲剧事件画面，将摄影记者的职业天性与伦理规范的话题再一次推到了风口浪尖。然而，这样一个永远也纠缠不清的命题，是否还有必要再一次深入讨论，或者，其核心价值的分量究竟又值几何？这就如同钱币的两面，各执一词天平究竟倾向何方，完全取决于每一位摄影者当时所面对的实际场面——

　　媒体说：《纽约邮报》是否应当采用头版大幅图片和大字号标题的方式突出这一悲剧事件，以及摄影师应该救起落难男子还是继续拍照，都引起广泛讨论。很多人抨击摄影师和《纽约邮报》编辑对这起悲剧麻木不仁，还有读者在《纽约邮报》官网留言，质疑摄影师有时间拍好几张照片，怎么不去救人？然而摄影师事后辩解说，他用相机的闪光灯警示列车司机，希望司机停车，且自己的力气不足以将受害人拉出轨道。美国全国新闻摄影师协会道德委员会主席约翰·龙则表示，“你在道义上有义务伸出援手，而不是去拍摄照片。”

　　面对这样类似的事件，其实每一次讨论的结果大多不了了之。甚至最终，摄影师本人最可能成为受害者！

　　联系图片社的摄影师弗兰克·福尼尔在1985年11月16日的哥伦比亚火山爆发时赶到了现场，遭遇了被泥石流掩埋的奥玛伊拉。在两天三夜的援救过程中，福尼尔的照片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但是奥玛伊拉最终还是死于心力衰竭。照片赢得了1985年的荷赛新闻奖，但他却一直面对源源不断的道德质疑。曾经报道过南非种族隔离的摄影家凯文·卡特1993年在苏丹拍摄饥饿的小女孩时，同样面对的是福尼尔在哥伦比亚所面对的道德问题。照片刊载于《纽约时代》，立刻成为人类灾难的象征，而数以千计的读者则写信询问女孩的命运。生性敏感的卡特难以接受批评的质疑，尽管那幅画面让他一举成名。就在照片获得普利策奖的两个月后，他最终选择了自杀。

　　当然也有幸运的——1972年，美联社摄影记者黄功吾拍摄的越南女孩被从天而降的燃烧弹炸得拼命奔跑的画面，在美国掀起新的反战浪潮——据说是这幅照片使得越战得以提前六个月结束。前些年黄功吾在访谈中告诉我：“在完成拍摄后，我发现女孩身体严重烧伤，于是马上放下照相机，抱起女孩送入美联社的吉普车，迅速赶往西贡医院，并敦促负责的主治医生把女孩送上手术台后，才回到美联社，把拍摄的胶卷送到上司手中。……女孩在我救护后在医院治疗了14个月，我经常到医院去看望她。1980年女孩去了国外，几经辗转最后在加拿大定居，并生有二子。由于她的特殊经历以及对战争的态度，1997年成为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亲善大使’，并创立了基金会。1989年我们相逢，当年的小女孩潘金淑已经长大成人，叫我 ‘功吾叔叔’。自此我和她一起为宣传世界和平四处奔走，并为她和家人拍摄了许多后继的生活照片，2000年还在英国伦敦接受了英国女王伊丽莎白的亲切接见。”

　　黄功吾是幸运的，因为他从女孩迎面跑过来的瞬间按下了快门，已经完成了摄影记者的天职，然后迅速实施了抢救，两全其美。苏珊·桑塔格在《论摄影》的经典中却这样写道：“相机是枪支的升华，拍摄某人是一种升华式的谋杀——一种软谋杀，正好适合一个悲哀、受惊的时代。”我们应该相信摄影师的职业天性还是相信作为个体的伦理规范？其实，只要新闻摄影记者、新闻编辑、新闻媒体都心存人文关怀，抱着对人类的生命尊重、对人性尊重的态度，一切问题都能迎刃而解——在灾难到来之时，我们是不幸的，但是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人性光芒在闪耀，同时闪耀的方式是不同的。我们无法选择不去经历灾难，我们可以去选择抚慰生者，尊重死者。所以，一旦当摄影记者在现场有能力在第一时间救援受伤害者而放弃拍摄，这应该是不二的选择。但是，如果他的一己之力在第一时间无法起到应有的作用，拍摄下现场的真实场景，让世界了解事实的真相，不也是对更广泛意义上的人性尊重（或者说唤起更多的良知）？战地记者罗伯特·卡帕的名言：“你的照片不够好，就是因为你（距离炮火）不够近。”当卡帕以其一生的传奇留下了无数战争的经典画面，有谁又会指责他当时为什么不放下相机、拿起武器去参加抵抗法西斯的战争？

　　这就需要从整体上提高新闻摄影记者的素质，面对突发事件的现场能够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所处的地位和职责能力，从而为这个世界留下一份真正有价值的答卷。记得美国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教授德温·玛丁在谈到摄影记者应具备的伦理道德品质时曾说：“摄影记者也像一般人一样可能是善良的也可能是卑鄙，可能是关心他人也可能是自以为是，可能是礼貌的也可能是粗鲁。但摄影记者应该是善良、礼貌和关心他人的，并且这应该得到社会的尊重和嘉奖。”

　　旁观者清，当局者迷，讨论是否可以结束了？

　　（编辑：郭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