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你会一下子被阮义忠的相片吸引，精湛的黑白工艺，沉稳的画面布局，被摄影定格的永恒，没有被工业污染、看不到罪与恶的乡村乌托邦，这些太容易调动一个人对乡土的记忆。一旦有机会，就能吸引一大批人拿起相机，奔向乡间，按动快门，然后过不了多久就离开。

　　有太多摄影师都是这样做的。

　　乡村被他们称之为一首挽歌，对它不舍，希望留住，但他们心里都明白，工业文明和城市化的浪潮，随时都能将他们的乡村席卷，而城市的道路和垃圾场正向乡村疾速迁移和靠拢，人与土地关系的变化，真真切切地展现在他们眼前。这看上去已经成为了一场无法抵挡的“潮流”。

　　即便是拍摄了“人与土地”系列扬名华人世界的阮义忠，也发现自己其实无法回到那个位于台湾宜兰头城镇的家乡。“一切都在变，都在消失”，阮义忠在新书《人与土地》的序言中感叹。

　　哪怕是他不多的几次回到家乡，也能发现自己像观光客一样，很奇怪的感觉，街道上尽是一些陌生的面孔，印象深刻的乡亲容颜，也不再从老街的过廊下出现，最熟悉的空间竟然陌生得难以置信。这位曾经的乡村叛逃者，对家乡生出了难以祛除的、越来越强烈的“内疚”情绪。

　　“我的摄影创作在某种程度来说，正是对故乡的忏悔”，这位声名显赫的摄影家这样对记者说。

　　怨恨

　　“人与土地”系列拍摄于1974年至1987年间，那是台湾戒严的最后岁月，台湾的经济正处在蓬勃发展阶段，并与香港、新加坡、韩国一同跻身“亚洲经济四小龙”。

　　台湾的工业突飞猛进，乡村急速变迁，村庄在发展中暴露出越来越多的问题—农产品价值低落、人口外流、农药对土地和蔬菜的污染，运销中间商的剥夺……当时还是年轻小伙子的阮义忠一头扎进了台湾乡村，一拍就是13年，累积了上万张照片，他从中精选出84张，于1987年在台北雄狮画廊举办了“人与土地”摄影展，轰动一时，他的新书《人与土地》讲述的正是这84张照片背后的故事。

　　这些黑白照片被人们视作台湾乡村社会风貌的经典缩影，也有人说，阮义忠将一个充满问题的乡村彻底浪漫化了。

　　在一篇工作手记中，阮义忠这样回应：“我知道那是一种十分自私的行为，我的相机，还没有拍出这些可敬的人们面临的一些困境……我太急切地想要把我的重生经验倾吐出来；太急切地想在我的整个自我救赎过程中，抓住任何可以让我看到希望的光芒。也许，人与土地要回到以前那种亲密的关系，活在这块土地上的所有人们，才会有希望。”[NextPage]

　　阮义忠在掌握摄影这门手艺、并依赖它谋生前，其实已经吃尽了一个农夫的所有苦头。你很难想见这位几乎成为乡土代言人的摄影师，会有一段持续多年、愈战愈勇的乡村逃逸史。他一开始并不爱这个“浪漫”的地方。

　　阮义忠是宜兰头城镇一个木匠的儿子，出生于1950年，他像他的其他六个兄弟姐妹一样，在孩童时期，除了上课，时间大半都消耗在了祖上留下来的一片河川旁的砾石地里。由于这片砾石地的土壤不易保存，每当河水决堤，地表上的泥土都会被冲失，只有将砾石挑掉，再往下深挖，让地底下的泥土翻到地表上。光是每次豪雨过后的翻土工作，就让他们痛苦不堪。

　　阮义忠曾经在烈日当头锄土时中暑晕倒，也曾在骤雨中被淋得发抖打颤，还被头顶的闪电吓得哭天抢地。他几乎是从走得动路时就开始了劳动，提得起东西的时候，就得替兄长送点心和午饭到田地里，稍大，就要帮忙推满载着地瓜或花生、红豆的二轮板车，接着，就是个割菜、锄地。

　　劳动的苦头，让他恨透了这块贫瘠的田地，他曾经把自己埋在地瓜叶中，怨恨自己的不幸身世，抡起锄头，狠狠地朝菜园旁的油加利树树干砍打，诅咒这片不毛之地—“为什么阿爸的七位兄弟中唯有他继承了这亩不育的沙砾！为什么我们无法像堂兄堂弟那样，一下课就可以到处玩耍，而必须被这沉重的命运钉在土地上。”

　　阮义忠厌恶农夫这个身份，他努力地想洗去这个父母加在他身上的可耻印记，他从土地中得到的，是一股怨恨的情绪，土地是他生命中的一个沉悒笨重的包袱，土地令他负重前行。

　　逃离

　　阮义忠不止一次地想过逃走。在念初二那年，他真的离家出走了，企图放弃念书，背弃家人，离弃乡村，投入到梦寐以求的城市中。

　　那是一次失魂落魄的城市流浪，维持了三天。他先是被台北职业介绍所骗光了身上的钱，接着又被一辆摩托车由身后撞个正着，一时瘫在了马路上，好心的路人将他送到了他在台北唯一的朋友铁鲁家。

　　三轮车就在小巷子里穿梭，绕来绕去，两旁的房子越来越旧，最后是黑漆漆、歪歪斜斜挤成一堆的违章建筑，这幕景象，和他三天来所见的高楼大厦、霓虹灯闪烁的繁华市容截然不同。

　　三轮车最终停在一家用木箱板材钉成的矮房前，这可是比乡下最穷人家的瓦屋还要破烂的住所，铁鲁一家五口就住在这间既是卧室又是客厅、厨房的斗室，生活窘迫不堪，完全没有他想象中的台北文明。就在那时，阮义忠对台北的多年梦想瞬间破碎。

　　台北的第一印象，在他后来的生活中始终无法抹去，哪怕是他在拍摄“台北谣言”系列，他眼中的台北也是脏、乱、假，是一个都市规划彻底失败的例子，他认为每一位生活在其中的人，都想从街上逃掉。

　　离家出走、结果悻悻而归的阮义忠，见识了都市的幻想后，厚着脸皮回到家，他开始明白以自己的年纪和能力，是一点也摆脱不了被那块砾石地和沉重劳动牢牢捆绑的命运，即便去了，也只能像铁鲁一样住铁皮屋。他开始改变“反叛”的方式，与自己所憎恨的身份拼斗。

　　在学校，他为了把自己装成是一个出身于体面家庭的人，会刻意看一点书，让自己的谈吐比同龄的孩子有“深度”，他先是看文艺女作家的作品，慢慢地，连翻译的世界名著也念得进去，最后开始看生硬的哲学书籍，偶尔还会画一些前卫的抽象画—一个完全没有泥土、没有劳动的世界。

　　1960年代的台湾，存在主义刚被引进岛内，法国新小说也陆续翻译出版，欧洲的观念艺术、前卫的敲打乐器也在台北成为时髦，这些不带有人间性和泥土味的“新”文化，正合阮义忠的胃口。

　　“那时的我，已觉得所有和泥土有关、粘着汗水臭味的一切东西，都是卑琐的、可耻的。在《人与土地》中，有一张拍摄一个孩子在田里愤怒呐喊的照片，孩子的两只小手举向天空，仿佛在跟老天爷抗议，阮义忠将这张照片放在了《人与土地》成长单元的最后。

　　他从这张照片中看到了自己。[NextPage]

　　回归

　　阮义忠的转变，发生在他拥有了相机之后。1973年，他拥有了第一台相机，那是一台专业的单反相机。

　　这台相机是《汉声》杂志给当时的文学青年阮义忠配备的，主编黄永松交给他的工作是为杂志拍摄配图，当时，黄永松对摄影一窍不通的阮义忠说，只要做到“多走多看多拍”就行了。

　　在拥有相机的最初那段日子，阮义忠最先想到了台北的万华老街，那儿集中了来自大陆几十个省的民俗：画糖人、捏面人、刻印铺、画像店、打铁店、弹棉被店、货郎车、补锅补碗的店……整条街鲜活地保存了中国的传统手艺。

　　但在万华街，他碰到了另外的问题，到底要拍什么？拍眼前景物的哪一部分？在一群人当中，要把焦点凝聚在哪一张脸上？在万华巷道上，到底是拍观光客围着看卖药郎中的表演，还是去拍躺在街上的乞丐。每回举起相机，他都是面红耳赤，直冒冷汗。

　　“说实话，我曾经背着相机乱晃过很长久的一段时间，”阮义忠说。

　　更让阮义忠意外的是，他透过相机，又看到了农林、土地、劳动和永远在重复的生活，他该怎样拍摄这些对象？当时他无法在自己所怨恨的一种生活方式中，去找到创作的题材，去发现自己肯定的意义。

　　“一直到现在，我都不清楚，自己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熬过那个拒绝土地、拒绝生活的阶段，”在《人与土地》一书，阮义忠认为那段转折对他尤为重要，影响至深。

　　30年已经过去，当时的挣扎、折磨，阮义忠仍是历历在目，一个厌倦土地、脑海中尽是前卫、现代观念的人，在接触相机后，是多么的自卑、虚弱，只敢把照相机对准那些完全不会排斥他的人，《人与土地》中，就经常出现老人、妇女和小孩。

　　台湾摄影评论家郭力昕还专门进行了一番统计，他发现在《人与土地》的84幅照片中，以老人、妇女、儿童为主要题材的照片，有60幅，占了三分之二强。这样的讨巧，几乎在每个摄影新手身上出现，只是阮义忠做得更好。就像评论家基斯马可评价摄影家柯特兹时说的：“柯特兹的照片简单得像是在骗人，它们缺乏奢侈性、过渡性和经营性，而令人咋舌的是，他从一开始拍照就是这个样子。”柯特兹正是阮义忠最喜欢的摄影家。

　　阮义忠摄影生涯的第一幅杰作，是在家乡头城镇完成的。他知道头城菜园边那间矮小工寮里有一个竹器匠，他告诉对方，自己是木匠顺的第三个后生，竹器匠答应了拍摄，并非常配合这个摄影新手的笨拙安排，要怎么拍，他就依着摆姿势，以致他把整个竹椅的制作工程全部拍完。

　　通过这次拍摄，阮义忠发现那些拥有可贵气质、善良的人们，都是那么认命地在自己的土地上工作、生活，他们大都是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乡下人，更没有念过什么存在主义、现代诗，他们的一切都是从劳动、从土地中学到的。“透过观景窗，我的童年，艰苦的岁月、自卑和夸大都回来了。有冰封的东西在我心中融解……”

　　在阮义忠的工作室的墙壁上，至今仍挂着一张布依族妇人的大幅肖像。这张拍摄于1980年的照片，背后充满了偶然，并影响到了阮义忠的摄影观。

　　当时，这位妇人极其配合，她就端坐在自家门口，一动也不动地望着镜头，阮义忠稍稍移动位置，想要避开正面角度时，她就跟着他转方向，仿佛是相吸的正负极磁铁。由于她只会说母语，比手势要她不要随他动，却无法令她明白，阮义忠动了几回，她也转了几次，始终调不出理想角度，直至泄气地放下相机，向她鞠躬道谢时，她才整个人松懈下来，成为这个瞬间比他预期还要好的神态，阮义忠赶紧重举相机，咔嚓一声。

　　在拍摄手记中，阮义忠这样写道：“我只知道，我就是这么一天一天地拍下来的。那些人，那些土地，通过我的相机，令我温暖和感动，使我一天天从幼时的噩梦醒过来，我已不再觉得自己的成长经验是可耻的包袱。”

　　即便有人批评他的照片不够观念，传统而保守，阮义忠仍然相信，摄影有时就像双面镜，既映出对象的影子，也照出摄影师的感受，表面上好像是拿相机的人捕捉了什么，其实，被摄的却是他自己的心。

　　“摄影对我而言正是一种信仰，我相信透过照片的力量，世间的真善美可以广泛而久远地流传，”阮义忠认为这是他如今一以贯之的工作法则。

　　即便在拍摄中，他会遇到被污染的村庄，听到很多的不公，也会发现岛民越来越市侩，见人举起相机，便会伸手要钱，但每到这个时候，阮义忠都会选择结束自己的拍摄，他只是想留住人与土地之间的美好，而不是怨恨。

　　（编辑：符素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