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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看秩序与视觉记忆

2009-10-12 21:48:24来源:北京文艺网专稿    作者:

   

作者:杨小彦
 

      历史书写的关键是如何确定书写框架,而书写框架无疑与研究主题密切相关。新中国六十年是现代中国发展的重要年份,也是重建民族国家、焕发古老文明的崭新时代。在这短短的六十年中,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仅一改昔日旧观,而且还成为今日世界不容忽视的政治与经济力量,参与到全球化的进程中,推动着人类文明的发展。显然,讨论新中国六十年文化方面的发展,以上所说的伟大变化是基础,也是论述的基本框架。这是没有异义的。
     
      本书研究的是新中国六十年的摄影发展。严格来说,这是一个宏大的内容,涉及到了许多方面,即使在资料完备的条件下也不容易,何况资料还很难完备。不过,这不等于无法对新中国六十年摄影做某种研究。就我而言,我只是对这六十年的摄影做一个片断式的考察。在我看来,片断式的考察也能呈现其中的主题,从而为认识这一阶段的摄影提供有意义的参考。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写一本完整而全面的新中国六十年摄影史。这样一部历史相当重要,但不应该由我一人来完成,甚至也不应该主要由我来完成。自有人去做这伟大的工作。就我而言,我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摄影史家,寻绎细节,反复考证,认真推敲。我只是因为对新中国六十年摄影发展当中所孕含着的一个主题感到兴趣,所以才不断地把研究的探针插向这一领域,并寻找各种解释的可能性。这一主题,在我看来,指的就是摄影所表达的一种观看秩序,以及隐藏在这一秩序中的难以磨灭的视觉记忆。正是在对观看秩序与视觉记忆的问题上,摄影提供了比当代艺术更为直观、因而也更具有社会价值的视觉材料,从而为我们认识这一主题提供了关键性内容。
     
      之所以如此,那是因为,摄影首先是一种观看,然后才是一种生产,对观看的生产。摄影是观看的工具,同时摄影又通过对镜头的控制而规范了观看,使观看秩序转变成摄影事实,再通过摄影来控制社会的观看。这说明,现代观看秩序是依靠摄影而建立起来的。

      二十世纪的中国,伴随着民族国家重建的是对民众的社会动员,以期组织起有效的力量来适应社会转型的需要。视觉是这一社会动员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摄影因其通俗而直观的形象,担当了视觉动员的主要角色,而起着非凡的历史作用。

      从动员角度来说,因摄影而规范的观看秩序符合历史的需要,因而成为历史的主角,但同时历史也为此付出巨大代价,让视觉记忆沿着动员的轨道持续滑行。这说明,视觉记忆本身也成为动员的留痕而为后人重视。

      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是一个具有伟大意义的标志性事件,年轻的共和国既终结了旧中国分崩离析的贫弱局面,同时也开启了迈向新时代的大门。摄影自不例外,从那一年开始而迈入全新的历史阶段,成为书写国家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任何角度看,1950年初沙飞的离去都颇具象征意味,说明新中国的摄影将与往日摄影,哪怕是革命摄影,会有重大的原则性区别。新中国的建立意味着新秩序的开始,一场大规模重建国家的伟大运动随即掀起。摄影作为观看的工具,迅速纳入到重建的过程中,既是重建的视觉见证,同时又为新时代的观看秩序提供了多种全新的可能性。

      我把从1949年开始直到1976年文革结束为止视为建立观看新秩序的第一个重要阶段,在这一阶段中,摄影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同时,我又把1976年以后的摄影看作是新的观看的开始,其中最为显著的成果是个人影像的兴起与摄影多元化的发展。严格来说,这是两个互有联系而又前后分明的历史阶段。在第一阶段,观看显然受到了日益严厉的规训,及至最后,摄影成为了政治的形象说明。在第二阶段,改革开放下所形成的思想解放运动,极大地推进了摄影的发展,让摄影从原来多少有些单一的形象说明中解放出来,从而成为个人观看的多元载体。在这里,我要强调的是,六十年来摄影发展的前后阶段是互有联系的,而不是彼此割裂的。表面看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有显著差异,但是,如果没有第一阶段的规训,第二阶段的摄影发展就不会有那样一种面貌。同样,第二阶段摄影的多元化有力地验证了第一阶段摄影的历史意义,那就是,民族国家重建本身需要彻底而广泛的社会动员,包括视觉领域在内,否则,新社会的价值就无从体现。

      在对待历史方面,我反对一种简单的二分法。尽管今天看来,新中国建立的头二十七年摄影的确呈现了一种日益单调的风格,但在这表面单调的背后,却体现了因动员而产生的一种全民化的观看自觉。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我以为在这一阶段中,摄影比摄影家更重要,视觉整体生产比个人的观看解释更具有社会内容。同样,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中,摄影的多元化说明,那是一个摄影家比摄影更重要的时期,个人影像,不管是具有颠覆性的,还是纪实的或个体情感型的,都无一例外地成为摄影发展的主体,规训着新时期的一切观看。如此一来,这两个阶段就互为因果,成为说明对方的奇特镜像,从而为六十年的摄影发展提供了基本框架。

      显然,本书是一个尝试,试图通过有选择的摄影分类与图像解释,而不是全面描述与年代纪录,来揭示六十年新中国观看现实中基本的一面,从而为社会变迁与视觉革命提供有效的说明。读者将会看到,在第一部分中,我强调的是作为整体性的摄影,而在第二部分中,我则对摄影家进行风格分类。不管是整体叙述还是风格分类,其题中应有之义仍然是应合社会动员而产生的观看秩序与视觉记忆。在我看来,正是这两者构成了摄影史的主体,并让摄影史具有社会史的价值。

    《新中国摄影60年》,河北美术出版社,2009年,定价:128元


   (编辑:萧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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