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阮义忠
阮义忠的回顾展8月28日在广东美术馆开幕时，摄影师吕楠已经在那里当了4天的“志愿者”，他把展览中所有镜框用酒精擦了一遍。“阮义忠对我们有很大启发，也得给我们一次为他效劳的机会不是？”他笑着说。
第二天下午的座谈会上，因拍摄三峡闻名的摄影师颜长江，戏谑地将台湾摄影师阮义忠称为“中国摄影教父”。所谓“教父”，是指国内年纪三四十岁的摄影师，当年基本都读过阮义忠撰写的《当代摄影大师——20位人性见证者》和《当代摄影新锐——17位影像新生代》。
在内地摄影圈里，这两本书被简称为“大师”和“新锐”，是由阮义忠在台湾杂志《雄狮美术》的摄影专栏结集而成，先在台湾出版。
以“阮义忠·转捩点：一个时代、一本杂志、一个人”为名的回顾展，将在广东美术馆展至9月20日。按照策展人李媚、蔡萌的意图，它不光只是展现阮义忠本人作品，而更是“完整展出一个人对摄影事业的贡献以及他的成就”。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摄影评论家顾铮是1986年见过“大师”全貌的。那时他正混迹于上海的“北河盟”摄影群体，想“摒弃当时在大陆风行一时的香港‘沙龙摄影’的唯美与‘报道摄影’的虚假”，又苦于找不到更好的手法。
“ 大师”适时地出现在他的眼前——中国图书进出口上海公司把这本书作为“外国图书”进了两三本，定价36元人民币，相当于普通工人一个月的工资。有人咬牙买下了一本，在摄影的小圈子里传阅。“大师”在现在看来很普通：介绍世界摄影史上20位有所开创的摄影大师，包括雅克-亨利·拉蒂格、安德列·柯特兹、亨利·卡蒂埃·布列松、尤金·史密斯……讲述他们的观念、拍摄历程以及别人对他们的评价。实际上更像是阮义忠将吃进的历史材料消化后再用顺畅的语句写出的“ 读书心得报告”。
书里随处可见这样的心得：近一个世纪以来，摄影这门新兴的艺术，几乎都是时代悲剧的见证者。影像充满了人性被战争蹂躏、被虚无包围、被犯罪腐化、被自我的伤感侵蚀，唯独缺少生活中甜美的一面和人性中开朗的部分。而拉蒂格的相机正好替这一个残酷世纪填补了空缺，提醒人们美好的时光原是存在过的。
这些心得让顾铮“很震撼”：原来介绍摄影师，也可以这样清新、优美；而摄影，也可以自由、充分地去表达人对世界的看法。
也正是同一年，李媚陆续将这些“大师”盗版在她主编的《现代摄影》杂志上，两年后她跟阮义忠见面，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道歉。
1988年和1990年，中国摄影出版社分别将两本书印成简体字版，在内地摄影圈流传。
《人与土地·劳动·望安》1982
8月29日阮义忠摄影展的研讨会上，一位观众问他为什么不拍彩照。事实上，阮义忠也曾拍过彩照，当时他准备到台湾清华大学演讲，把七年来拍摄的150张彩色底片和放大机装在箱子里。半途遇到一个粉丝，两人相谈甚欢，一起坐上出租车。哪知由于相谈太欢，下车时阮义忠把全部彩色底片和放大机都落在出租车上。阮 义忠心如刀割，取消了那次演讲，并且从此再不拍彩色照片，这些彩色底片至今也没找回来。
《人与土地·归宿·旭海》1986
阮义忠照片中最出名的一张，陈丹青曾称赞它出自“上帝的手”，现被法国博物馆收藏。
《人与土地·归宿·台东》1980
阮义忠说是这位老伯教会他如何与人相处
《摄影家》对内地摄影师十分关注，除了吕楠、刘铮、方大曾等人的摄影特辑，1993年和1998年分别出过“中国摄影”和“中国新摄影”专号，将中国摄影集中呈现在世界摄影舞台上。
“这两本书把世界摄影史的大师们带到了内地摄影人面前，让我们得见西方摄影文化的奢侈与繁华，并对当时很多还处于混沌激情状态和摸索阶段的中国摄影家们起到了十分重要的参照、启蒙和指引作用。”策展人李媚、蔡萌在文章中写道。
“比如海德格尔说真实是解蔽，按照这种说法，我们以往的摄影跟真实没有关系，只是跟现实相符。真实应该是挖掘，解蔽。”吕楠说，“落实到我自己的摄影上，我就要解决这个问题。”
阮义忠的名字在内地摄影圈就成为了“传说”。
1992年，“传说中”的阮义忠在台湾创办《摄影家》杂志。杂志使用中英双语，只面向世界重要的美术场所发行几千份。由于定价高昂，卖几千份倒也不至于亏本。阮义忠还说动了布列松、克莱因、布巴等摄影大师为杂志免费供稿。
那时国外的摄影杂志正陷入低迷，《LIFE》、《LOOK》、《CAMERA》都成了历史名词，剩下的只有《光圈》、《瞬间》、《黑白》等几家。《摄影家》与那些杂志相比毫不逊色。策展人蔡萌认为，即使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它也依旧显得专业、大气。
《摄影家》第一期登了吕楠的“精神病人”系列，这是第一个介绍吕楠作品的摄影专业杂志。
除开吕楠、刘铮、方大曾等人的摄影特辑，《摄影家》又在1993年和1998年分别出过“中国摄影”和“中国新摄影”专号，介绍了陆元敏、肖全、韩磊、刘铮、荣荣、邱志杰、王劲松等人，将中国摄影集中呈现在世界摄影舞台上。这“对提升当时内地摄影家的信心有重要的影响”，顾铮说。
阮义忠计划是起码出到100期。结果《摄影家》出到62期就戛然而止。第63期原本计划刊登吕楠的《四季：西藏农民的日常生活》，都已经排好版，却没能印出来。
外人猜测停刊是因为经济原因。但据阮义忠所言，实际是因为台湾“9·21”地震后，他将大部分精力放在记录台湾慈济会的工作上。办第62期时，分身乏术，只能将杂志停掉。
很多人替阮义忠可惜。但他“特别高兴”：“在最好的时候停掉才是好，让所有人都替你可惜。我自己一点也不可惜。”
由于出版管理体制，内地只有少数人能看到这份杂志；而且杂志定价昂贵，即使看到也不一定买得起。直到2000年，在李媚的努力下，由浙江摄影出版社将62期杂志精选成10本《摄影家》丛书，在内地发行。它的影响才渐渐散开。
9年后，广东美术馆前馆长、中央美院美术馆馆长王璜生执笔展览前言：“阮义忠部分地改变了中国摄影一个时代的景观和面貌。”
而阮义忠认为自己“只不过是在正确的时间做了正确的事情。”
脸都绿了
阮义忠一直都在做“正确的事情”。
接触摄影前，23岁的台湾小镇青年阮义忠已干过多种勾当：种过地，当过木匠，还给台湾诗人痖弦当助手，为其主编的当时台湾影响最大的文学杂志《幼狮文艺》画插图，以笔名“Q.Q. ”闻名。“有种目空一切的感觉。”阮义忠回忆说。
“摄影让我完全改观。”第一次端着相机在街头走，阮义忠忽然觉得自己很无能，“不知道要拍什么”。
1973年初，他刚应聘《ECHO》杂志，预备当个艺术编辑，继续设计、画画。阮义忠信心满满认为自己没问题，主编黄永松也对他赞赏有加，答应录用后临出门才问了一句，你用什么相机？他老实答曰，我不会拍照。
黄永松“脸都绿了”，只好让他从头学起。
《ECHO》是《汉声》杂志的前身，是台湾第一本用摄影做配图的刊物，用英文发行，主要针对人群是在美军顾问团里工作的外国人，致力于让那些人知道台湾的传统文化。
“以前看东西都会在我脑海里转化成线条、文字，但摄影，你看到的就要变成所表现的，要在全部当中选择片面，要在前后的时间顺序当中选择某一瞬间，这是我从来没做过的。”
阮义忠开始变得“谦卑”。因为《ECHO》，阮义忠有机会接触民间的“器物之美”，实际地走回他以前想逃离的农村，“在某种意义上说，是让我重新回过头来生活一遍”。
有一次他回到头城镇乡下，发现童年耕种的那块田已经卖掉，上面还搭着棚子，有个老人在里面做竹器。他想给老人拍张照，老人起初不愿意。他就告诉老人，他是谁谁的儿子，那块地就是他家卖的。再拍照，老人就很配合。
临走前，他买下老人一直坐着的那把椅子。结果运送过程出了问题，拿到手，椅子已被压散架了。这仿佛成了谶语，不久之后，那个竹器匠也过世了。
“本来别人是别人，你是你，但因为拍照，你不得不打开眼睛，打开心胸，在那一瞬间介入他的生活，有所触动，把情感用进去，才变成一张照片。如果只是躲在镜头后面，那是拍不出来什么玩意的，那只是按快门而已。”这也是阮义忠反对观念摄影的原因。
那段时间拍摄的照片，他只在展览里保留了“竹器匠”那一张，放在《人与土地·归宿》部分。
优雅地挡住要害
离开《ECHO》后，阮义忠与朋友一起创办《家庭月刊》，教台湾妇女怎样打扮、怎样做菜，也告诉她们台湾哪些地方值得走一走。身为创办人之一，阮义忠享受到极大的便利，想拍就拍，想写就写。《人与土地》系列也由此真正开始。
《人与土地》里有一张，画面是一个老伯在溪里洗澡。那次他坐摩托车从偏僻的机场去市区，看到路边光天化日下，有位老伯在灌溉的水沟里洗澡，水沟上方还站了一头牛。
阮义忠有心想拍下这种“天地之间赤裸裸的自在”，就让摩托司机继续往前开一百米停下，再自己一个人走回，以免被老人误会有攻击性。路上把相机调好，然后放回相机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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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老伯跟前，他用羡慕得不得了的语气跟老伯讲话，脱鞋下到水沟里，用水洗脸，擦干手，慢慢拿出相机。他一直惴惴不安，怕老伯拒绝。没想到老伯只是“用一个最优雅的姿势，用手挡住要害处”，还跟他说多谢。
“我震撼得不得了。他的心胸何其宽，完全不怀疑我的动机，而且他觉得被拍照是一种荣幸。我从他身上看到人的心胸之开阔，心地之善良。”
这组照片一直拍到1987年才整理展览，并整理成为跟土地有关的人和事主题。
阮义忠的第一个摄影展览是《北埔》。北埔位于台湾五指山以北、新竹市东南方向，是一个封闭的客家村落。村落里建筑风格参差，有跟大陆差不多的闽南屋，也有日据时代的日式建筑，还都带着点台湾本土的味道。跟日新月异的台北相比，那里的生活留着一种“还没有被打扰的纯粹”。整个村落熟悉得就像一户人家，对外人则又抱有一种敌意。
进村第一天，他就被小孩子扔石头，还被当作“匪谍”盘问。之后去的次数多了，村民才跟他熟稔起来。
《北埔》之后，阮义忠陆续又拍了《八尺门》、《台北谣言》、《失落的优雅》、《回家的路上》、《有名人物无名氏》等摄影专辑。
创办《摄影家》杂志后，阮义忠也一直在拍摄。只是拍摄的内容变成在国外都市的“生活点滴”，更多时候是没有人的风景。比如住在立陶宛首都的旅馆里，旅馆装潢很好，可是床单一个星期都没人来换。看着简单的早餐，没换的床单，阮义忠心有所动，就随意拍下当时的场景。
这些照片还没来得及整理出来展览，只有偶尔一两张刊发在摄影杂志上。不过他已经想好了展览的名字，叫“空景”。
“我顶多会拍拍‘空景’这类的东西，对我来说它还是很实在，很有温度。”阮义忠说，“观念摄影我就觉得比较缺乏温度。”
进入摄影行当后，阮义忠从来没有尝试过观念摄影。他自承是根本没有兴趣。虽然出了“新锐”一书推介17位新锐摄影师，像他自序中所说，那只是出于“让更多人认识摄影的更多可能性”。而且那时候的摄影师“还是挺尊重拍摄对象的”。
在阮义忠看来，“影像就是目的，不是手段。你拍了一张照片，就是最终的作品，而不是拼凑作品的一个零件，或者拼图的一块。”
（编辑：李锦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