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11月，在 “国际新闻摄影周”上，作为最早来中国交流的西方新闻摄影专家，罗伯特普雷基、大卫伯耐特携美国联系图片社来到北京、上海，策划举办了三场专题摄影展览，其中《“荷赛”30年》展览、《联系图片社新闻摄影十周年—越南战争以后的新闻摄影》展览，以及为美国《生活》杂志纪念摄影术发明150年举办的《摄影术150周年》展览，这些展览引起了轰动，每天进场参观人数都超过万人。这在当时中国新闻摄影界是一件新鲜事，很多来听讲座的年轻人都很兴奋。美国联系图片社的展览及讲座影响了一大批中国的优秀新闻摄影师和媒体编辑，他们中的很多人成为今天中国新闻摄影领域的中流砥柱。
时至今日，互联网的兴起、数字技术在摄影各个环节的渗透，这些不断冲击着当代的新闻报道摄影，罗伯特普雷基、大卫伯耐特等当年的讲座者，及当年的聆听者都对当今的新闻报道摄影产生了新的思考。在“国际新闻摄影周”举办20周年之际，让我们再次探讨新闻报道摄影的未来的发展。
江融：1988年，罗伯特普雷基等联系图片社的摄影家在北京举办了一个国际新闻摄影周，已经载入中国新闻摄影的史册，成为一个里程碑。当时是联系图片社成立10周年，今天我们要回顾过去这么多年新闻报道发生了什么变化，而冷战的确可以做一个分界线来进行讨论。
罗伯特普雷基：现在，我向大家提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摄影记者每天都会问自己的一个问题。它涉及我们今天讨论的有关新闻摄影的问题，该问题与以前刚建立图片社时的问题完全不同。我要问的这个问题是：世界现在变化的速度如此之快，未来的新闻摄影会是什么样?
因特网的诞生，使新闻摄影完成了从一个平面媒体到多媒体的变化。我们看到很多杂志等媒体的影响力在不断下降，它们没有像以往有那么多版面来报道发生的新闻事件。一方面，通信技术的迅速发展，导致了全球变得更小，产生了更多的信息和照片，但是， 另一方面，新闻报道摄影和纪实摄影的世界似乎正在缩小。
速度是新闻摄影最核心的一个问题，到现在也没有改变。这个问题在数码时代更加迫切，因为你用数码相机拍摄以后，几乎可以立即将照片发送出去。所以，不需要使用接触印相的样片。
这影响到我们联系图片社和其他一些机构，包括最先采用以样片的方式来进行图片编辑的玛格南图片社。布勒松先生等人在1947年成立玛格南图片社，他们最先使用这种方式来进行照片的处理。联系图片社和玛格南图片社一直要做的事情是，缓慢地报道新闻。这种报道的方式似乎与新闻有些矛盾，但如果你的照片是作为历史拍摄，其理念是，照片不仅是为了让同时代的人看到，更应该为后人看到。
由于有了数码相机，现在很多人都是拍完之后马上就去看显示屏，不好的甚至就删掉。这种做法不仅是一个动作，而是一个摄影师思想过程的变化。技术正在改变摄影师的观看方式。美国传媒专家弗雷德里钦说，现在随着数码技术革命的发生，正在出现一种新的摄影媒介。我认为，他是完全正确的。
我在中国看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景象，我看到摄影记者一边打电话，一边拍照片;或者一边抽烟，还一边看着相机显示屏。在美国，摄影记者要用胶布把后面的屏幕封起来，不让自己随时看，而是等回到办公室再看。摄影师的这种行为并不代表一个简单的动作，而是一个思想过程的巨大变化。现在的摄影记者想法和当时的记者已经完全不同，但是，现在仍然有像联系图片社的一些老一辈杰出摄影家，竭力保护或捍卫他们为之奋斗的传统摄影方式。
数码摄影方式就是不停地去拍，按事件发生的顺序去拍，而且几乎不停止。当然有时候会停一下，看显示屏来查看拍得怎样，然后继续去拍。现在，数码摄影很接近拍录像的方式，数码摄影是介于录像和传统摄影之间的拍摄方式。
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时候，也就是冷战之后的时代，我们发现一个现象，135相机在新闻摄影中的使用越来越减少，摄影师越来越多使用中画幅相机进行拍摄，而这种趋势是对数码相机强调速度的反动，我们也看到有全景式的照片出现。
我们现在每天都在问的问题是，从现在开始，我们应当怎么办?也许我们不会有答案。联系图片社是从越战结束之后开始的，我们做得很好;冷战结束以后，我们也做得很好，但是，现在我们应当往哪里走?
我的好伙伴大卫伯耐特主要为《生活》和《时代》杂志提供新闻照片，他过去一直使用135相机来拍照，主要使用莱卡或佳能相机。现在，他也开始使用黑白胶卷，并使用中画幅方片的照片。我们看到的这张2005年卡特丽娜飓风照片是他使用4x5相机拍摄的，发表在《国家地理》杂志上。这是一种非常老的相机，是Speed Graphic相机。大家可能记得，维基(Weegee)使用该相机专门拍摄纽约夜生活，一次只能拍一张。大卫采用该相机拍摄的方式，与当前新闻摄影的方式完全相背。
实际上，我想用大卫拍的这张照片来结束我的演讲，我觉得这张照片是很好的象征，这里面表达我们现在所面临的两难境地。这张照片中的汽车看上去好像一个玩具，但是实际上，我们是否正像这辆汽车一样陷入一种状况中?我们是否正变成玩具?我们在数码摄影这场飓风的袭击之后是否会消失?
大卫伯耐特：我认为，对于新闻报道摄影来说，从许多方面来看，最重要的问题是，现在公众不敢相信我们新闻报道摄影师每天拍摄的照片。
对于摄影记者而言，我们是用诚信的方式向公众解释我们每天看到的事情。在过去的五、六年中，我们看到有些摄影记者无论是故意还是偶然地改变图象里面的内容，无论是增加还是减少。有些时候，似乎这些改动只是一些小错误，或无关紧要的事情，但总体来说，这些做法消弱了我们真实报道的公信力，如同有数百万只蚂蚁在吞噬一棵大树。
在过去20年中，新闻报道摄影在很多方面都有重大的变化。但是很重要的一个变化是出现了公民报道摄影，我个人不喜欢这个词汇，不过，事实上这种现象正在美国发生，人人都有可能成为公民记者，他们不是官方或职业的摄影师。你看到他拿一个摄影机拍摄，他就成为公民摄影记者。而且，我们也看到很多人手里拿着数码手机相机拍摄，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就是在“伦敦大爆炸”中，一位普通市民拍摄到的照片，最后被发表到世界各地的媒体上。
对我个人来说，与照片的来源相关的信息更为重要，因为对于媒体来说，能够获得摄影爱好者或非专业摄影人士拍摄的照片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但是，我们必须考虑到可信度的问题。公众对媒体有很高的要求，他们希望媒体向他们展示媒体的照片来源。现在我有一种担忧，随着越来越多非专业人士把照片送到媒体，事实上，照片的真实度受到影响。我做了很多年的杂志摄影记者，这种工作的方式和性质跟报纸的摄影记者是不一样的，杂志要求更加深度地进行报道。但是，在这个时代，任何人在任何地方都可以随时拍一张照片，并在10分钟之后，他们的照片就可以出现在全世界任何地方的编辑桌子上。
现在最大的困难之一是，资助一个摄影师的资金变得越来越少，而且有更多的摄影师希望参与竞争。我已经干了几十年杂志摄影师的工作，到了今天，我不得不试图尝试选择其他的途径，来进行工作和展示我的作品。比如说，举办个人摄影展，让博物馆收藏自己的作品，或者由私营公司资助以前由杂志社资助我的资金，反正是用更多的方式使得我的作品能够发表。
现在，世界各地的人都习惯于看电视或因特网，而很少人读书看报刊杂志。我必须承认，在过去20年里，电视已经成为这个世界占统治地位的媒体。但是，我只是说，它是具有统治地位，并不是最好和最有趣的媒体。电视的传播方式是一个画面接着一个画面，就是连续画面向观众传播，对于观者来说，看完一系列画面之后，有什么可以留在他们的印象当中?我个人认为不会有的。如果我们拿电视节目来和一些静态影像相比，我们会发现电视上的画面就好像电视摄影师在拍有关的场景时，根本没有看关键的事物，而是东瞧西望。
特别是现在，这种活动影像泛滥的时候，我感觉到静态影像的力量比过去曾经期待的力量要强得多。我们现在看到一个新的潮流是，人们把声音的效果与一些静态影像结合在一起，制造类似于电视和多媒体的流媒体传播方式，当声音与优秀的图片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它产生的效果是相当强烈。
美国新闻报道摄影出现一个新的情况，很多报社开始把摄影设备和照相设备同时交给摄影记者，让他们带着两种器材去工作，他们不但拍摄新闻，同时还拍摄录像，他们在网站上可以发表影像，同时又可以放相关的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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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是在一个崭新的世界里，不管这个游戏规则如何改变，不管我们喜欢不喜欢，这个世界都是在不断变化。那么，作为一个摄影师，当我思考未来的时候，对于我来说，最重要的一点是，思考过去发生了什么?当我是一个年轻摄影师的时候，曾经饱受困扰的是，我自己没有独立的想法，不知道怎样办。我一直不明白的是，现在很多摄影记者，他们甚至到上个世纪末就是数码摄影诞生的时候，他们都不知道要做的事情。我觉得，摄影师在拍照的时候，马上从数码相机中看到拍摄的照片，是最坏的一点，摄影师只认为，他本人和照相机是最有意思的东西。
应该说拍出一幅杰出的新闻报道照片，在15年或者20年前就已经做到了。任何一个人如果肯花时间去钻研，我想是会拍出更好的照片。我作为一个摄影记者，差不多每几年就遇到一场危机。有人会说，新闻摄影已经死亡。新闻摄影在过去没有死亡，我看在将来也不会。它会不断地成长、变化和改变。因此，我给你一个建议，在相机背后的显示屏上贴胶带，然后去拍摄杰出的照片。这是我的回答，这是我的答案。
曾璜：我们可以通过介绍互联网数码影像怎样改变报道摄影来介绍冷战之后的中国报道摄影的发展变化。在前互联网时代，中国的图片供应商实际上只有一家，这就是新华社，新华社也就是非常简单地通过拥有中国唯一的图片传输网络，就控制了照片在中国的传播。在国际图片的市场上，新华社也几乎是唯一的中国图片的来源。向境外提供图片还有中国新闻社，他们的用户是境外的中文报纸。
在互联网时代，提供图片途径很多了，能向境外提供照片的供应商也很多。在这里我们应该提到1993年成立的黑星图片库，这是中国报道摄影史上的第一家商业图片库。此后，陆续还出现了一些图片库，现在这些图片库有的被世界上大图片库收购了，有的还在继续运作。
那么，大家可能要问互联网改变了我们什么?上面提到的可以归纳为通道，这是第一个变化。
第二是技术。在互联网数码时代，不能从网上直接下载图片的图片库，已经没有生存空间。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仅打破垄断，同时也建立壁垒。以国际上最大的图片库Getty和Corbis为例，他们掌握了先进的图片传输技术，传统市场上的大鳄，如时代-生活图片、美国国家地理图片、路透、法新等等都要向它们俯首称臣，将二级市场交由这些网络图片库来代理。
第三 是人力资源市场。在人力资源市场出现很多的机会，需求转变。我们老一辈的摄影师由于某种原因，如数码障碍，价格诉求，将图片市场拱手出让，给年轻摄影师提供了入行的机会。开始时所有的图片库都没有准入的门槛，今天，只有少数的图片库设置了准入门槛，任何人都可以通过网络图片库入行。
还有就是图片编辑的紧缺。举个例子，我们在座的年轻人进入摄影界没有多长的时间就都可以成为通讯社、杂志社的图片编辑，这在发达国家不太可能。中国没有图片编辑培养培训的传统。但是网络时代的特点是图片资源极大丰富，例如，911当天，杂志的图片编辑就可在互联网上获得2000多张照片。用哪张?怎么用?这就需要图片编辑。传统的中国报社图片编辑力量相对是比较弱的。在数码网络时代，越来越多的媒体需要图片编辑，但是中国却没有培养这种人才的市场和机制。在媒体使用了图片编辑，就可以使用自由摄影师，促生了中国自由摄影师这个行业。当然，中国媒体目前最缺的是能够创造独特视觉风格的摄影总监。
应该指出的是网络时代图片的知识产权被侵犯的情况在中国十分严重，中国有很完善的著作权法，问题是维权的回报常常无法支付成本。还有一个就是职业人员的伦理道德，在中国，在传统的新闻摄影跟现在的数码摄影里面，我们都缺了这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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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回应大卫伯耐特先生刚才提到了手机拍摄，市民新闻摄影的话题，在中国这可以放在影像的话语权转变的层面上来谈一谈。我们简单地回顾一下，影像的话语权在中国曾发生过三个变迁：第一个是经济的，中国人在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相机，有相机的也没有经济能力支持拍摄活动的。第二是技术的障碍，在相机自动化之前，掌握一定摄影技术是要花费时间金钱的。第三是传播渠道的障碍，因为中国的传媒和从业人员，是受到一定的政策法规的局限。在互联网和拍照手机时代，大家可能不带照相机，但都可能带着有照相功能的手机。
综上所述，中国摄影从业人员，或者对于能够用手机拍照的人来说，我们的处境实际上比国外好。我们拥有两个机遇：数码网络时代给我们带来的机遇和中国传媒发展给我们带来的机遇。这里还应该提到是网络时代，中国报道内容和题材的变化，出现了许多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所没有的报道形式。还有当时一些不能让报道的题材内容，现在是通讯社、图片库和市场化媒体争相采访和报道的内容。
薇姬戈德堡：冷战之后，新闻摄影开始变得越来越漂亮，同电影摄影一样，变得越来越好看。《纽约时报》头版刊登的泰勒西克拍摄的一张照片，它看起来就像意大利15世纪末的油画一样美丽。新闻照片越来越唯美。刚才大卫伯耐特说，他正在寻找博物馆来收藏他的作品，寻找出版社来发表他的作品。不仅如此，摄影作品也在拍卖行出现。对于传统新闻摄影来说，这些都是不可能的。这种变化使得新闻媒体已经变得越来越起到主宰的作用，它们要求摄影师必须拍到它们要求拍摄的内容。
9.11是一个非常精心策划的事件，第二架飞机比第一架飞机晚二十分钟撞到世贸大厦的第二栋楼，以便确保电视能拍到撞楼的瞬间。因此，很明显，无论愿意与否，摄影记者必须为想要抢新闻的媒体工作。
当然，任何人都可能成为摄影师也是一个问题。有人从世贸大楼撤下来时，拍摄了消防员非常勇敢地往世贸大楼上走的一张照片。这是大楼倒塌时，有人回头用自己的相机或者是将相机举到肩膀朝后拍摄的一张照片。在9.11事件过后不久，有两个人在纽约下城组织了一个展览，叫做《这里是纽约》。他们让任何有关于该事件照片的人都可以将照片展出，他们将照片扫描，然后打印出来，没有装框，挂在墙上或绳子上。他们收集了约4 千张，作品不署名，每张都被以25美元出售，这些钱将捐给那些受难者，而且，所有这些照片要在买过之后才会知道作者是谁。你可能买到一张著名摄影家的作品，也可能是一张由华尔街银行家拍摄的照片。或许职业摄影师不一定喜欢这种方式，但的确是摄影的民主。
另外，就是刚才提到照片的信用度问题，现在很多人都知道，照片很容易通过Adobe Photoshop进行修改。当然，自从十九世纪初以来，照片就能够被修改。同样，业余摄影师很早就在新闻事件的现场拍摄照片。普利策奖是在1942年设立，在1947年和1954年，业余摄影师正好在新闻现场拍摄到的照片获得当年的普利策奖。
关于虚假照片的问题，我要提到一张照片，就是伊拉克战争期间，萨达姆铜像被推倒时似乎现场有很多人围观，摄影记者只是拍摄到整个场面的一部分。但是，英国广播公司的摄像记者从广场对面的一个旅馆拍摄到的场面，显示铜像倒的时候只有200人左右围观，整个广场还是相当空荡，入口处还有美国的坦克。很明显这是一个完全由美国军队一手策划的场面。
这些都是我们面对的问题，这些问题不一定是摄影记者造成的。当数码影像发表之后，现在有成千上万个“网络编辑”，他们经常上网浏览，而且会发现一些做假的照片。但是，我们没有办法阻止作假的照片，我们作为报道摄影记者和公众，就必须思考这个问题。
贺延光：1988年在北京举办的国际摄影周在中国影响很大，在历史博物馆展出他们作品的时候，观众买票要排一个多小时的队，我们的报纸曾经报道过，拥挤的观众把展台挤倒了，我觉得中国没有一个新闻摄影展览产生了过如此大的轰动效应。
在此之前，我也看到不少优秀摄影师伟大的作品，都是获奖作品，像大卫伯耐特和福涅尔等作品。但是我有一种错觉，我觉得他们都是拍战争和灾难，我们没有机会去拍摄这样的照片。但是看了他们在新闻摄影周上更多的作品，我从这个误区当中走出来。我觉得他们不是只有战争灾难才能拍出精彩的照片，他们在日常生活和体育比赛的作品也能拍的很精彩。一个伟大的摄影师可以驾驭各种题材。
从此以后，我告诫自己，每一次拿起照相机的时候都不能轻易地按下“快门”。那个时候，我们中国人对西方记者有很多偏见。我们认为他们就会拍战争、灾难，他们就会拍人类最阴暗的东西。但是看了他们很多的作品之后，我慢慢地感觉到，这些摄影师之所以克服很多困难去反映战争，是为了让人们厌恶战争，拍摄灾难是为了让人们认识自然。
像福涅尔拍的哥伦比亚火山爆发的50多张照片，很多救援人员经过五、六十个小时的努力依然无法把一个孩子从一个火山喷发造成的岩浆里面救活，我记得我们很多摄影师听了这个故事，也非常难过。这里反映了一个摄影师非常浓厚的同情心。那次活动对中国新闻摄影界来讲是一次启蒙。除了让我们改变新闻理念以外—因为在过去很长时间里，中国新闻摄影和现实生活总是保持着很长的距离—通过那次活动，才让我们开始用我们的镜头直面社会。
现在的电视业、网络业如此发达，让我们的新闻摄影师诚惶诚恐。我看大可不必。电视和网络比任何时候都需要照片。有人把在伦敦地铁爆炸时候手机现场摄影作为一个案例，让有些新闻工作者胆战心惊，但是我看来，冲击更大的是电视而不是新闻照片。因为那是一个太意料以外的案例，当时确实没有摄影记者在场，所以手机的功能显得无比强大，但是当天晚上我值班，可能是因为时差的关系，我就选了一张路透社拍摄的照片，救援人员搀扶一个受伤妇女出来。一年以后，这张照片是“荷赛”一张获奖照片。
新闻照片就是把瞬间凝固化，然后强迫读者去读这个细节，通过这个细节传出一个声音。我觉得这是新闻照片的长处所在，不是短处。我想，网络也好，电视也好，无论怎么发达，新闻摄影依然会有它的读者。
刚才薇姬戈德堡女士讲到照片造假的例子，这个事只能提醒我们，搞新闻摄影工作的人要去维护新闻的摄影真实性。在这个方面，我觉得手机数码相机的发展，它非常大的一个好处就是让更多的读者来评判照片。在几十年当中，中国有很多假照片，我们读者从来不进行批判，但是这几年开始改变了，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进步。
在1980年代，我到荷兰，看“荷赛”的展览。我始终记得一个镜头：一位父母领着刚懂事的女儿一张一张给她讲解。七月份，我到东京看到荷赛的展览在东京展出。现场有100多位观众，鸦雀无声，有很多人拿着本子记说明，还有人泪眼汪汪，这种现象让我非常吃惊。但是这种现象我在中国还没有看到，中国人现在看展览还是在看热闹。
至于手机相机问题，我想中国现在手机相机的普及，数码相机的普及，会逐渐改变人们对照片的认识，当然人们缺的还是好照片。在这个电视、网络、数字化如此发达的今天，摄影界分化未必不是好事，让没有信心的人可以另谋高就，留下的人都是真心喜欢摄影的人。实际上我觉得离我们最近的问题还是如何不断拍出让别人喜欢的照片。我的理解是，好照片是让能够看进去，让读者产生共鸣。我认为，新闻摄影不会死亡。实际上我们看看那些伟大的摄影师，他们之所以能创造出伟大的作品，看看照片背后的那些故事，就能解答问题。
（编辑：李锦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