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小彦

     1979年，一位来自美国中部的华侨摄影师，平生第一次跨过罗湖桥。

     他出生在香港，学成在美国，几年来拿着相机穿梭在北美唐人街，从温哥华到旧金山再到纽约，不断地按下快门。他越是在镜头中看到各种中国的民间符号，中国这个形象就越是在他的脑海里闪现。他的父系来自广东新会，母系来自广东台山。他从来没有到过这两个地方。唐人街提醒他，顺着那些世俗的符号，他可以走到祖地上去，然后了却一段往事。他就是这样，来到刚刚经历了残酷岁月的中国。此时此地阳光灿烂，场景和原来所习惯的不一样，和想象的更不一样。有一种新鲜让他不期然地举起了相机。

    突然，一声断喝把他给吓住了：“不许拍照!”

    一个年轻的中国边防卫兵，睁着一双警惕的眼睛，望着这个居然敢在边境随便举起相机、认真诈傻扮懵（装疯扮傻）拍照的华侨。

    摄影师马上知趣地放下相机。由此他知道深圳还有另一个名字：“心震”。[1]

     他叫刘博智，那一年29岁。

     2005年夏，一天，我接到一个电话，说广东话的，自我介绍叫刘博智，在广东省美术馆的蔡涛那拿到了我的电话号码，希望见面，参与第一届的“连州国际摄影年展”。于是我们约好晚上见面。我就是这样认识刘博智的。见面时他送了一本刚出版的画册《再梦金山》，是他二十多年在北美追踪拍摄华侨的摄影作品，配有英文、中文和法文三种文字。他还带来了一叠样片，除了画册上有的之外，其中一组是拍香港笼屋。刘博智拿着这些笼屋照片，解释香港笼屋是怎么一回事，住在里头的人们的现状。他指着其中一个五十来岁的人说，他住在笼屋近三十年，变化就是从原来靠近楼尾挪到了现在的楼梯边上，以便真有火警时方便逃难。言谈中我知道，刘博智在香港旺角长大，父母开了一家位置在楼梯底的士多店。这种环境使他从小就习惯了纷纷攘攘的底层生活，所以后来也以底层为拍摄的对象，因为是自己人。

     回到家后，我仔细阅读《再梦金山》。我发现那是一本结合了个人经历的视觉观察。开始是自己父母的故事，一个复杂、伤感、无奈和普通的故事。一个一生没有脱离底层挣扎的父亲，以及与他有关的三位女性的漫长经历，其中一个就是刘博智的母亲。画册刊登了几张父母的照片，还有一家人的合影。这些照片影像模糊，历史久远。然后，年轻的刘博智离开香港，来到北美求学，先是加拿大的多伦多，然后是美国的加州，最后落脚在劳伦斯城的堪萨斯大学。在这当中，刘博智把原先的兴趣发展成专业，然后把专业发展成寻找华侨足迹的过程。他自己的历史就是寻找的历史，就是认识华侨，继而通过认识华侨来认识自己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说，我觉得刘博智更像一位历史学家，只是他撰写历史的方式不是文字，而是视觉，是活生生的镜头，以及镜头里可怜而又富于尊严的人们。

     我承认有好几个夜晚反复阅读《再梦金山》。中文很朴素，有古典情怀，更有世俗感慨；有文雅的诗句，更有民间的用语。书后附有一份年表，纪录了北美华人的移民历史。第一代华人什么时候登上北美大陆，加拿大人头税怎么回事，什么叫《排华法案》，都有明确而简洁的描述。

     以下是画册中几段让我无法入睡的文字：“欧阳民是混血儿，他拥有一半中国血统，一半玛雅印弟安血统。他在孙逸仙纪念堂后建造了一座养老院，叫养生堂，供单身老华侨在此度过余生。其中，有位七十多岁的老人，躺在床上快死了。欧阳民问他有没有什么想要的。老人回答说，他从未和女人做爱，想试试。一位墨西哥妓女被召来提供服务。尽管她很乐意帮忙，可是这位老人却始终未能如愿。最后，他们三人抱成一团，哭了起来。”

     “第二天下午，她介绍给我旅馆的女佣。这位四十多岁的台山广东女性，上下打量我一番后，说道：‘跟我来。’她手里拿着一串钥匙，腰间挂着的更多。她打开房间让我拍照。有位男士说着我不懂的方言，要我离开，并猛力将门关上。她在四楼停下脚步，并压低声音跟我讲述陈先生的事情。她告诉我，瘸脚的陈先生有13年没有下楼。一位远房亲戚，每隔一段长时间，才会送一些罐头食物来。她觉得陈先生很可怜，所以常常送些新鲜蔬菜给他。……几年后，途经三藩市，我想再与陈先生会面。文华旅馆楼下，一间小钥匙店的东主告诉我，他不认识住在楼上的陈先生。他更说从未见过，但却曾听到有人经常拉小提琴的声音；可是，那人已于几年前死掉了。”

     “卢母已有一年多没见她90岁的婆婆及家人了。1991年初秋，因为她不想麻烦自己的孩子，她着我驾车三小时，送她去萨拉那（Salina， Kansas）探亲。在萨拉那，她开设餐馆的一家子准备了一顿传统的中国饭菜：蒸白鲈鱼、当归鹿骨肉汤。回程路上，她谈论着与家人维持的长久关系。回到家里，她说能完成这次旅行感到安慰，并且了却心愿。听到她的表白，我一时间感到怪怪的；其后，我觉得很荣幸。两个月后，她在从杂货店回家的路上摔倒了。她的眼镜框折弯，前额的部分皮肤也擦伤。其实，她摔得并不严重，走路时也没有一拐一拐。可是，当她谈起那次经历，却显得很惊恐，并认为是个不祥预兆。让各人感到意外的，就是在同月的一个晚上，她在家里去世，死因是动脉破裂。在殡仪馆读中文颂词时，我哭得悲痛欲绝；在至坟地时更无法走近她的坟墓。她就像我的祖母，我们相处的时间太短，一切又结束得那么突然。她的家人在清理遗物时，找到她用台山话写的日记。他们请我读一遍。日记中，有5页是关于她的孤独。在十一个月的日记里，大部分是记载一些日常琐事：洗头、剪毛(剪发)、刨草(割草)、换床单，以及孩子们来吃饭等事宜。世上无可依恋，她已经为离去作好准备，毫无遗憾。”

     1999年底，我随家人到达温哥华，开始了普通的移民生活。所有在中国曾经获得的名声登时灰飞烟灭，在这座美丽的城市中，我是陌生的外来人。渐渐，我知道本地的老华侨来自台山，几十年前这里流行的不是广东话，而是台山话。我还开始对横贯加拿大的太平洋铁路有了感性的认识，知道那主要是由华工修建的，尤其穿过落矶山脉的一段，因为地势险要，铁路每延长一公里，就会有一个乃至数个华工死去。接着，我开始阅读到关于北美排华的历史书籍，接触到“人头税”这个名词，了解到加拿大是曾经如何来对待那些远涉重洋来到这片辽阔的土地进行建设的华人。

     有一天，我独自一人开车，沿着这条铁路进入落矶山脉。在一个叫耶鲁的小镇上，我找到了华人社团竖起来的“华人太平洋铁路纪念碑”。我一人站在碑前无语。上百年来，沿海华人不断外出谋生。他们绝对不是离乡背井的异数，寻找金山的冒险家。他们大多都出于无奈，只好铤而走险。移民生活绝非简单，其中的痛楚与代价无法言传。

     2006年春天，漫长的历史终于有了一个了结，新上任的加拿大总理哈帕，宣布为“人头税”平反。他面对全体加拿大国会议员，用广东话说：“加拿大道歉”。显然，哈帕不懂中文，更不会讲广东话，但他仍然坚持学那么一句，用广东人所熟悉的方言来了结悲惨的历史，其中意义的确不同凡响。

     刘博智的《再梦金山》，就包括了温哥华。

     2005年见刘博智，然后阅读他画册中的图片和文字，居然有一种多年不见的感觉。我们的交往就是这样开始。年底，首届“连州国际摄影年展”顺利开幕，刘博智也到了连州。因为是他自告奋勇来连州参展，所以不算“重要”人物，安排住在条件不太好的旅店。想不到他在这个旅店开始了另外一种观察。这是刘博智第一次到连州，当时他考察了附近的村子，看有没有适合美国学生考察时居住三个晚上的地方。

     第二年，也就是2006年5月，刘博智再次来到连州。这一次他不是一个人来，而是带了几十个美国的大学生。他来到了一个离连州四十公里的村子，叫瑶安。那地方显然比较贫困，环境不太好，有的学生即时想走，但刘博智坚持呆在这里，一些学生也愿意跟着他。刘博智像往常一样，在村子里拍照。这里，他在镜头中发现一个约九岁的男孩，神情麻木，一把抓着他的衣服，说着家里穷之类的话。刘博智开始没太打理他，还说：“人人都说穷，你没看我正在工作？不要打扰我。”但他还是随着男孩到了他家。那是一处破房子，房里有阁楼，阁楼门板写着“禁止入内”的字样。另一处还写着“妳有白马王子吗？”这样的话。阁楼里躺着一个女人，据当地人介绍，这人精神有毛病，男人已经死去三年，有一个女儿和二个儿子。小儿其实就是拉着刘博智衣角的那个男孩，其实有十二岁了，但却长得矮小，看上去才九岁的样子。大儿子有点傻，整天给村里人欺负。刘博智走进去和那女人打招呼，女人面无表情。她身上盖着一床被子。这被子其实也算不上“被子”，只剩下一把一把的破棉絮而已。刘博智摸了她的一只手，冰凉冰凉的。而另一只手却浮肿，而且还发热。[NextPage]

     出来时有一个当地女孩，操着本地口音，还有点舌头大的样子，用尖声的语音告诉刘博智，说当地政府一个月资助90元钱。

     这是可怕的贫穷。面对这样的贫穷，刘博智产生了一个问题：如果摄影家只是想拍照，他的意义在那里？他难道可以对拍摄对象，尤其是处于困境中的对象无动于衷吗？当然，刘博智已经马上用他的行动回答了这个问题。他即时捐助，动员与他同行的同事May Tveit也参加捐助，为这个精神病女人建造房子，为她的儿女解决工作，让他们能够有所自立。也就在这一年，房子真的建起来了。当刘博智第三次来到连州，再次进入瑶安时，他看到那个女人已经可以走出房子了，而且，原来麻木的脸，也有了些微的笑容。

     从2005年开始，我们有了工作交往。之后，我接受他的邀请，前往堪萨斯大学艺术学院做报告，介绍中国当代摄影的一般状况。在美国期间，他让我看他所带的学生在中国拍的照片。那些照片当然还有不少问题，但我仍然震惊其中对于“观察”的理解。刘博智告诉我，这群大学生，没有一个是学摄影的，他只是对学生们提出一个简单的要求，就是他们进入中国以后，要问自己“看”到了什么，而不是去猎奇。晚上，我和刘博智在他的工作室长谈，从生平、摄影、观察到中国。他谈得最多的是一个叫“摄影之后”的问题。他不断地提起连州的瑶安村，村子里那个可怜的女人，以及她那三个可怜的孩子。他告诉我说，大男孩已经19岁，像母亲一样，是个弱智，从来没有读过书，所以也就丧失了自信心。女孩子12岁就要担化肥，因为年龄太小，脊梁骨都挑弯了。然后他提到了救助计划，已经做过的事和希望再做的事。

     在第二届“连州国际摄影年展”上，刘博智开了个讲座，介绍这个捐助穷人的故事。那是2006年12月，我和刘博智站在连州图书馆的会议厅。刘博智请来了瑶安和连州政协一些相关的人，还请来了那个可怜女人的女儿，她叫廖冬音。刘博智在现场放瑶安拍的照片，讲述每一张照片背后的故事，我则马上翻译成普通话。最后，讲座成了现场捐助会，刘博智号召每人拿出10元钱，好为这一家人已经盖起来的房子装上栏杆。

     1979年，一个叫刘博智的海外华人就这样闯过罗湖桥，穿过叫做“心震”的特区，深入到他的家乡台山和新会，徘徊在广州的海珠、荔湾、东山、西关和白云，同时到了广州河南的新滘、赤沙和龙潭等村落，在一个有官方背景的摄影师的眼皮底下，不断地按快门。同行的摄影师并不理解刘博智所拍的对象，甚至怀着敌意打量眼前这个来自世界头号资本主义大国的华人摄影家，因为他只拍陈旧残破的东西，只拍留在墙上窗上屋子里的各种革命的、或民间的符号，却从来不拍美好的河山、美丽的男女、灿烂的笑容和荔枝的丰收。今天，也就是2006年，我想我已经不用对这种行为做过多的解释了，大多数人能够理解他的观察。可也就是在今天，2006年12月，刘博智的展览仍然给审查官拿下了几张，而且没有任何解释!

     刘博智在中国的摄影和他在北美拍的如出一辙。可是，当2005年我看到他当年以及随后几年在中国所拍下的系列照片时，我内心有了一种震动。我知道，在那个年代，那个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刻，全中国，如果我没有估计错的话，恐怕还没有一个人能够像他那样去观察，然后去拍照。

     他拍的依然和《再梦金山》一样，环境，墙壁，领袖像，残存的标语口号，消费标志，西方或仿西方的商业符号。在我安排的刘博智为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学生的讲座上，刘博智向学生解释他的拍照动机，他说：因为有着太多的不明白，所以才拍下来，好去问那些明白的人，比如你们，解释一下图片中的情形。

     问题是，几乎所有人都觉得他所拍的一切，并没有拍照的价值。可一旦看到他的照片，却又觉得的确有拍下来的价值了。

     为什么？

     有一个学生就是这样问的：我们每天上街都能见到你所拍的东西，但却没有想到要拍下来。为什么你总是能看到这些别人觉得没必要拍下来的东西？如何才能看到这些东西？

     刘博智想了一会儿，说：这是一个要花很多时间来回答的问题。[NextPage]

     接着他补充说：也许花很多时间也不一定能回答得好。

     这是一个什么问题？在我看来，这是一个观察的问题，一个睁开双眼去看世界的问题，一个用个人观察去建立恒久的纪念碑的问题。

     你观察不到，他观察不到，偏偏刘博智观察到了。他不仅观察到了，而且还按下了快门。不仅按下了快门，而且还做成了照片，编成了画册。不仅做成照片和编成画册，他还行动，参与到救助当中，用实践而不是理论回答“摄影之后”的含义。

     我为第二届“连州国际摄影年展”所规划的学术主题叫“观察与被观察”。我一直尝试就这个主题作更加深入也更具有实践意义的解释，或者寻找更贴切的案例说明之。因为早在1986年我就明白，理论和实践是两回事。[2]从来没有一种艺术理论能够使实践者学了之后就会变成另一个人。实践是第一的，摄影尤其如此。从任何意义上说，摄影首先是一种行动，是一种观察。

     到了2007年，我在广州街头的大排挡和刘博智再次相会，与他交谈，听他讲未来的行动计划。然后，我再次翻阅《再梦金山》。我知道，刘博智的实践，他的作品，再好不过地说明了“观察与被观察”的全部意义，甚至比我所写的更有深度，更有意思。我已经不需要对此再说什么了。

     2007年1月15日修改于日本成田机场，
     2007年10月28日刘博智订正了其中若干细节

     （编辑：林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