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索里尼早在1968年就写下了自己的祭文。“死亡是绝对必要的，只要我们还活着，我们即缺乏意义，对于种种关系和意义的探求，死亡变成了我们生命中一个令人眩惑的蒙太奇。幸亏有了死亡，我们的生命才得以表现出我们自己。”他又说：“我是这么充满激情，这么疯狂地拥抱生命，我知道我将死无葬身之地。”
对于帕索里尼而言，电影只是艺术表达方式的一种。他以其残酷、暴烈、叛逆的电影和文学作品颠覆了资产阶级的主流意识形态。他曾因电影和文学作品的“不良内容”而被起诉33次，但帕索里尼却说：“以保护他人道德为名禁止色情，是为禁止其它更具危险性的事物找借口。”
可怕的矛盾体
矛盾是帕索里尼的常态，而正是因为这种矛盾性，帕索里尼才显得如此奇异、丰富而又超出常人的理解：他的父亲是一名法西斯军官，母亲却是坚定的反纳粹者，自己却曾被德国占领军关入集中营；出身资产阶级家庭，却始终同情流氓无产者，并在艺术创作中反映其悲惨生活，是战后西欧艺术界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于1947年加入共产党，两年之后因同性恋身份被开除，但他终生以左翼自居并深受葛兰西影响；他认为生活的神圣特质并不存在于任何宗教之中，而是存在于生命本身，他选择和所有的宗教断绝关系，他那种神圣与亵渎并置以创造诗意的颠覆性美学招致教会的谴责，其影片《软奶酪》因渎神而被监禁了四个月，但两年之后的《马太福音》却获天主教电影大奖；他以无产阶级左派自居，但又在60年代末的学生运动中站到了警方一边，因为他认为示威的学生都是小资产阶级分子，而警察则都是穷人的儿子；他批评电视开创了一个享乐主义的时代，但是他在影片《定理》和《一千零一夜》中公开、蓄意地表现色情并赢得了空前的高票房，自此他的作品成为中产阶级的消费对象，虽然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他一贯不遗余力地抨击中产阶级；他在生活中被誉为“文质彬彬、具深厚的美学修养”，在自己的小说和诗歌中坚决反对野蛮暴力，但他却拍摄了据色情作家、臭名昭著的萨德侯爵的小说改编的影片《萨罗，或所多玛的120天》，在银幕上展现了肮脏、血腥、不堪入目的场面（这部帕索里尼的绝笔之作在所有国家均被禁映）；直到生命完结的前一天，他还在为同性恋者的平等地位而疾呼，而他却固执地视堕胎为法西斯主义行为……
帕索里尼常说：“我是如此强烈又如此失望地热爱着生活，以至于我无法从生活中获取任何益处。”帕索里尼始终在其生命激情、性意识形态和政治两极之间摇摆撕裂，一边是美学、异教、隐逸，一边是现实、大众和革命；一边是弗洛伊德，一边是马克思。他不断地否定自身，超越自身，抛弃自身，直至死亡。
满嘴俚语的诗人
帕索里尼1922年3月5日生于意大利博洛尼亚。在故乡完成学业，战时被征入伍，战后到贫困落后的意大利北部地区担任中学教师，并尝试以当地方言写诗。当时以方言写诗还没有得到广泛的承认，称得上是一项创举。他的第一个爱人同志是一个农村男孩，他教他写诗。但在一段丑闻之后，他被迫放弃了工作。
1947年他加入共产党，1949年被控“道德败坏”，并被开除。50年代初与母亲赴罗马定居，任教于罗马邦区贫民窟学校，于是得以目睹一无所有的流氓无产者的被社会遗忘的生活：骗子、窃贼、强盗、妓女、妓男，被污辱与被损害的，肮脏、下流、背叛……他记录表现这些社会历史边缘人物的文学和电影作品屡道非议，50年代末出版了使其位居最伟大当代文学家行列的两部作品：诗集《葛兰西之烬》和小说《暴力人生》，后者因描写妓女与皮条客的生活而被指为“猥亵堕落”，但他声称：“真正的残酷来自事物本身，是生活的本质使人恐怖。”其朋友艾伯特·莫拉维亚认为他是20世纪后半期最重要的意大利诗人。
帕索里尼的小说因注重视觉而备受当时包括费里尼、波罗格尼尼等电影大师的青睐，并与这些大师合作编写剧本。其中费里尼的两部名作《卡比利亚之夜》和《甜蜜的生活》就是与费里尼合写的。当时尚年轻的贝托鲁奇对帕索里尼极为尊敬，并请这位亦师亦友的前辈为他写了处女作《死神》的剧本。
“我是小资”！
对于帕索里尼而言，电影只是艺术表达方式的一种。他以其残酷、暴烈、叛逆的电影和文学作品颠覆了资产阶级的主流意识形态。他曾因电影和文学作品的“不良内容”而被起诉33次，但帕索里尼却说：“以保护他人道德为名禁止色情，是为禁止其它更具危险性的事物找借口。”14年的电影之路犹如一条毁灭之路：从在处女作《乞丐》中高声宣布：“审判日来了！”到最后一部《萨罗》中地狱般的图景，而《萨罗》之前“生命三部曲”中洋溢着的享乐主义与对欲望的热烈讴歌似乎只是回光返照中的一曲最后挽歌罢了。
帕索里尼出身于典型的资产阶级家庭，却极为增恨自己的出身。他曾说：“我同莫拉维亚和贝托鲁奇一样，是小资产阶级分子，也就是说，是个狗屎蛋。”他热爱一无所有的流氓无产阶级，他认为正是包括自己在内的资产阶级用虚伪透顶的教义“污染”了纯真率直的无产阶级群众。帕索里尼始终相信，“清新、廉正和富于创造力的最底层的无产阶级才是拯救这个世界的力量”。他以其特立独行的风格“污染”神圣，常在影片中搬演耶鲜受难的场面，并将窃贼、流氓之流视为现世基督的人物。
1961年，帕索里尼拍摄了电影处女作《乞丐》，以罗马底层窃贼、骗子、妓女、皮条客的生活呈现出一个被侮辱和被践踏的阴暗世界，在新现实主义影响下弥漫着宗教般的狂热、梦幻与死亡。接下来的《罗马妈妈》延续了新现实主义风格和对底层的关注，虽获得1962年威尼斯电影节的“俱乐部联盟奖”，却遭到媒体和观众的严厉指责。次年的《软奶酪》也只放映了一次即被永远禁映，帕索里尼也以“亵渎罪”被判处四个月的监禁。
1964年的《马太福音》颇为滑稽的为帕索里尼赢得了一枚来自梵蒂冈的奖章，与此同时，这部以“无产阶级革命”方式重构的《马太福音》也使众多左翼人士将更加猛烈的怒火倾泻到帕索里尼头上。
在现代语言学与神话人类学微妙关系的影响下，帕索里尼开始偏离“新现实主义”传统，转而关注神话和意识形态。他改编拍摄了《俄狄浦斯王》和《美狄亚》。但神话世界的隐喻和描述人类悲剧的古代电影不足以达到帕索里尼抨击现状、挑战中产阶级的目的，于是，在庸常的70年代初，帕索里尼针对意大利早些时候泛滥的中产阶级电影类型（所谓白色电话电影）和近年的政治教条电影，在影片的拍摄方式、表现手段和主体理念等方面加以颠覆，制作出挑战中产阶级电影观念的“通俗影片”《十日谈》。但令帕索里尼始料不及的是，《十日谈》却得以成为帕索里尼卖座电影的开端，这个被吞噬的作者反成了时尚风气的始作俑者。此后的《坎特伯雷故事集》和《一千零一夜》索性便将“恶俗”进行到底。
1975年，帕索里尼完成了自己惊世骇俗的最后一部电影《萨罗，或索多玛的120天》，将法国最“臭名昭著”的性作家萨德侯爵的作品搬上银幕，这也使得本片在全世界范围内永远无法公映。
“只有被杀死的欲望可以救得了他”
帕索里尼早在1968年就写下了自己的祭文。“死亡是绝对必要的，只要我们还活着，我们即缺乏意义，对于种种关系和意义的探求，死亡变成了我们生命中一个令人眩惑的蒙太奇。幸亏有了死亡，我们的生命才得以表现出我们自己。”他又说：“我是这么充满激情，这么疯狂地拥抱生命，我知道我将死无葬身之地。
1975年11月2日，53岁的帕索里尼伤痕累累的尸体在罗马郊外的海滨被人发现。身上有多处伤痕，头部更被汽车碾过。白皙的肌肉，金色的茸毛和因为被海水侵泡之后血管暴露出的青丝和从断臂处已经血凝的黑色的血块———并和四周的腐烂的呈白色的肌肉粘贴在一起，似乎预示着那些丑陋的、恶心的、黑色的、令人恐惧的事物与他的电影永远存在着某种超乎寻常的联系。帕索里尼曾希望自己的尸体上混合着白色的精液与殷红的鲜血，竟然一语成谶。萨德在他的体内，一如卡尔维诺所言：“萨德在我们体内。”[NextPage]
1976年一名17岁的男妓皮诺·皮罗斯被捕，被指控对谋杀案负责。但帕索里尼的死仍然留下诸多疑点，迄今仍是一个难解的的谜，其生前好友都相信他的死亡并不是一宗“桃色案件”，而是一次政治谋杀。皮诺·皮罗斯被判入狱九年，服刑七年后出狱。皮罗斯曾在出狱后的一次电视访问中声称自己无辜，还提到另外有三名男子涉案。
帕索里尼的猝然死亡震动了欧洲各界。帕索里尼尸骨末寒，罗马教廷的教士们便忙着驱除他的“邪恶魂灵”，右翼分子们拍手称快，而他的朋友和崇拜者们——包括萨特、安东尼奥尼和罗兰·巴特则将其尊为“圣·皮埃尔·保罗”。批评家们对帕索里尼之死的评论是：“死亡模仿艺术”，“他的被杀似乎只是他艺术作品的一个情节，一个自然而必然的结局”。
（编辑：王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