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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灯与影像(四)

2010-06-04 14:38:13来源:《魔灯》    作者:

   

  1955:《夏夜的微笑》(Smiles of a Summer Night),获次年戛纳电影节“诗意幽默奖”。

  1957:《第七封印》(The Seventh Seal),获次年戛纳电影节特别评审团大奖。

  1957:《野草莓》(Wild Strawberries),获次年柏林电影节金熊奖。

  1958:《生活的边缘》(Brink of Life),获次年戛纳电影节三项大奖。

  1960:《处女泉》(The Virgin Spring),获次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

  1961:《犹在镜中》(Through a Class Darkly),获次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

  在短短五、六年时间里,伯格曼几乎包揽了世界电影界的几乎所有重要奖项。此后,他又马不停蹄地拍摄了:《冬之光》(Winter Light, 1963)、《沉默》(The Silence, 1963)、《瞧这些娘们》(Now About All These Women, 1964)、《假面》(Persona, 1966)、《丹尼尔的故事》(Daniel episode, 1967)、《狼的时刻》(Hour of the Wolf, 1968)、《耻辱》(Shame, 1968)、《仪式》(The Rite, 1969)、《安娜的激情》(The Passion of Anna, 1959)、《接触》(The Touch, 1971)、《呼喊与细语》(Cries and Whispers, 1973)、《婚姻场景》(Scenes from a Marriage, 1973)、《魔笛》(Magic Flute, 1974)、《面对面》(Face to Face, 1975)、《蛇蛋》(The Serpent Eggs, 1976)、《秋天奏鸣曲》(1977)、《傀儡生命》(The Life of the Marionettes, 1980),直到1982年拍完《芬妮与亚历山大》后宣布息影为止(详见本书附录“伯格曼电影作品年表”)。其中,1965年因对电影艺术的杰出贡献被授予“伊拉斯谟奖”(与查尔斯·卓别林分享);1974年《呼喊与细语》获多项戛纳电影节大奖(包括最佳摄影奖);1975年这位当年没能获得学士学位的大学生被授予斯的哥尔摩大学荣誉博士学位;1976年,因出色地导演了一系列德国戏剧与歌剧(包括莫扎特的《魔笛》)而获得歌德奖;1984年《芬妮与亚历山大》一举夺得四项奥斯卡大奖(包括最佳外语片奖与最佳摄影奖),以及威尼斯电影节评委会大奖;1988年被授予首届欧洲电影节终生成就奖;1990年获美国导演协会终身成就奖;1991年获日本艺术协会帝国大奖;1997年获戛纳电影节金棕榈之金棕榈大奖(首届)——电影史之最高荣誉。

  伯格曼认为,制作电影“已经成为一种自然的需要,一种类似饥渴的自然需要。对某些人来说,表达他们自己就意味着写书、登山、打孩子或跳桑巴舞。而我则通过制作电影来表达自己。”

  伯格曼否认电影制作是“自我燃烧与自我倾泻”的说法。他认为电影的创作是一件精确的工作,“一条长达2500米的、榨取我的生命与精血的带虫……当我拍电影时,我总是精疲力竭。”没有人不会注意到伯格曼的电影是高度个人性的陈述,而且,伯格曼已经大量地使用传记性因素,创造出了很难区分哪些是“真的”哪些只是幻想的整个“艺术世界”。然而,这并不是说伯格曼的作品是高度私密性的;试图在他的电影人物与实际生活中的人们之间抽绎出平行,或是仅仅以其生平传记资料来诠释他的象征,几乎可以肯定地说是错误的。正如电影评论家布杰塔·斯坦纳所说的那样,“伯格曼作为一个艺术家的力量——除了他无可置疑的技巧外——来自他创造人物的能力(这些人物尽管是他的伦理学的载体,却拥有在一出道德剧当中的人物的那种概括性的品质),来自在一种巨大的视觉清晰度与情感深度的场面上来投射这些人物的天赋。”

  伯格曼没有试图去再现他周围的现实,而是转向了内在的景观,他的大多数作品是作为心灵——他自己的,以及现代人的——发展的一种“寓言”。有一次伯格曼引用奥尔尼的话说,任何一部不去探索人与形而上学问题的关系的戏剧都是不值一提的。 这一艺术诺言无疑跟他的个人背景有关。正如他在回答法国电影评论家让·布朗热时所说的:“拍电影就是跃入自己童年的深渊。”

  伯格曼忽略社会问题的倾向——甚至在他的早期电影里,社会也只是抽象地被呈现为与童年的天真相对立的成人世界的毁灭与邪恶——而转向形而上学,可能从20世纪40年代获得新的冲动。伯格曼作为一个艺术家的成长岁月正好与新一代瑞典作家的出现交织在一起。他们的基本心态是一种存在主义的愤怒与宗教怀疑论。与这一“40年代派”的遭遇可能有助于伯格曼形成自己对上帝的怀疑,但是他的悲观主义却从没有像他的文学同伙们那样来得彻底。同一时期席卷瑞典的卡夫卡热也可能塑造了伯格曼对一个遥不可及与沉默的上帝,以及一个作为必需却不是作为完满的上帝的概念,还有在一个已经过时的价值世界中的现代人的无根性的概念。然而,在卡夫卡与伯格曼的作品占主导地位的对罪孽与和解、惩罚与宽恕的沉思,与新教主义以及对作为一种遥远的伟力的天父的崇拜的世界,的确存在着一定的公分母。对两人来说,家庭都提供了保护,但同时也提供了瘫痪与孤独。但是,还是让我们立刻打住,因为在这两位伟人之间进行任何不恰当的比较都是大不敬。

  1983年,在不可思议的成功与同样不可思议的创造力耗尽的《芬妮与亚历山大》拍完之后,伯格曼宣布息影,不再涉足电影界。许多人认为那时已经65岁的他一定就此退休了。但是,他只是从电影界退居到电视剧的领域,并且重返舞台剧领域罢了。打那以后,他一直生活在一个僻静的小岛上,过着更为隐居式的生活。然而,他的多产却依然如故。即使在80高龄以后,他还每年为瑞典皇家剧院执导两部戏剧。83年以来有多部电视剧与电视专题片问世。在他夏天逗留在法罗岛——这是一个波罗的海的小岛,伯格曼在那里拍摄了最著名的影片《假面》——期间,他还坚持每天上午写作小说、戏剧与电视剧剧本,每天下午在一个被当作影院的小谷仓里观看老式默片。

  1985年3月,伯格曼魔术般地染指斯的哥尔摩皇家剧院,在那里上演莎士比亚的《李尔王》,从而将剧院从艺术与经济的双重泥潭中挽救出来,使它重新恢复了生机。这是自伯格曼完成《芬妮与亚历山大》以来第一次重返舞台,不可思议的是,在他开创了舞台与电影导演的辉煌事业、他的名声早已如日中天之后的今天,他仍然像个初次执导的青年导演那谦逊,甚至羞怯。在开幕日当晚,他独自一人在斯的哥尔摩街头游荡,当他返回剧院时,演出刚临近尾声。他在李尔王的扮演者卡尔·库勒的催促下,走到台上。库勒先是请观众们安静,然后对伯格曼说,“欢迎回家。”观众报以狂热的掌声,伯格曼的谢幕至少达十次之多。

  接着,伯格曼执导了斯特林堡的《梦幻剧》(A Dream Play)与《朱丽小姐》(Miss Julie),再次获得辉煌成功。前者回应了伯格曼的封镜之作《芬妮与亚历山大》的尾声,在那里,影片中的女主角爱米莉邀请年事已高的婆婆海伦娜一起出演斯特林堡的这出名剧,这也可谓伯格曼的点睛之笔:暗示他最后的电影作品也是这样一出梦幻剧,一出亚历山大-伯格曼的梦幻剧。这部戏还在1986年的爱丁堡艺术节和1987年的洛杉矶艺术节上上演。

  其后,在1988年2月,伯格曼改编了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名之为《娜拉》(Nora),在纽约TNT剧院上演。同年6月,伯格曼强有力的、充满性感的《哈姆雷特》在瑞典布罗克林音乐学院上演了。伯格曼的“哈姆雷特”是一部时装戏:其中瑞典演员彼得·斯托马尔(Peter Stormare)身着黑色套领毛衣,戴着墨镜,披一件黑色的皮革大衣。

  1989年,伯格曼委托丹麦著名导演比尔·奥古斯特执导他的一个新剧本。伯格曼认为那是继《芬妮与亚历山大》的家族编年史,它深深地扎根于伯格曼对与祖母在厄普兰渡过的那些美好时光的回忆。这部编年史是接着伯格曼的自传《魔灯》往下讲的,现在,它成了《最美好的愿望》(The Best Intentions)。[NextPage]

  1990年,伯格曼出版了另一个回忆录《影像》,他在其中评论了自己的全部作品。

  1991年,伯格曼还在皇家剧院执导了斯特林堡的《朱丽小姐》、易卜生的《玩偶之家》以及尤金·奥尼尔的《通往暗夜的漫长旅程》(Long Day´s Journey Into Night)。当年11月,伯格曼执导了欧里庇得斯的《女祭司》(The Baccahae)的一个现代歌剧版本。

  1993年5月,伯格曼重返布罗克林音乐学院,执导了易卜生的《倍尔·金特》和Yokio·Mishima的《萨德夫人》(Madame de Sade)。

  1994年《星期天的孩子们》发行。这是伯格曼根据自己的自传体小说加以改编的,由他跟第四任妻子、钢琴家凯比·拉莱蒂——伯格曼结过5次婚,有9个孩子——所生的儿子丹尼尔·伯格曼执导。

  伯格曼选择自己的儿子来导演他晚年这些作品是有象征意义的。正如他一贯靠电影如《芬妮与亚历山大》来驱邪与自我康复一样,《最美好的愿望》与《星期天的孩子们》是他想要缓解与孩子们的紧张关系的一种方法。伯格曼曾坦白说“在我的生命中的许多年头,我是如此沉溺于自己的工作,以至于忘记了自己的妻子与孩子们。现在,既然我已经老了,渐渐去了解自己的孩子是一桩多么美好而又值得的事啊!”这些话当然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这位伟大的艺术家的作品,如《秋天奏鸣曲》。

  1995年,为庆祝伯格曼从艺50周年,美国纽约举办了一个为期四个月的艺术节。伯格曼,这个哑行者,却呆在家里度日如年。就在艺术节开幕前夕,英格丽·嘉莱宝,伯格曼1971年以来的妻子,死于胃癌。伯格曼的至友和长期合作伙伴碧比·安德森说,那实在是伯格曼暗无天日的时光。

  1996年11月,伯格曼又宣布从舞台退隐。这样,就只剩下他的最后一个领域:电视了。次年,电视剧《在小丑面前》(In the Presence of a Clown)播出。戛纳电影节一反常态,居然在这个世界顶级的电影节上上映一部“电视片”!伯格曼最晚近的动作是一部名为《萨拉班德》(Saraband)的电视片。直到本文付梓,这部作品还在进行中。

  让我们向这位伟人致敬!

  (编辑:王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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