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格玛·伯格曼于1918年7月14日生于瑞典的斯的哥尔摩。他父亲是一位路德派牧师，后来成为瑞典国王的宫廷牧师。这个传记性事实对伯格曼后来的电影生涯所起的作用怎么强调也不会过分，虽然人们不能直接将他电影中的人物与现实中的人物相提并论，或作简单的平行对比。这种影响首先是感觉上的（尤其是视觉）。伯格曼的父亲经常用自行车带着他去厄普兰地区（Uppland，意为“高地”）的乡村教堂布道。当他开始布道后，小伯格曼就沉浸在教堂内部的象征世界之中，壁画、木刻生动而通俗地描绘了圣经故事。多年以后，伯格曼将其中一些早年记忆改造为一则名为《木刻画》（Wood Painting）的舞台剧之中。后来又成了电影《第七封印》的基本母题。其中有几个场景直接来自这些圣像画与宗教寓意画，例如骑士与黑衣死神对弈、苦修者的自我鞭笞游行、死亡之人在死神的率领下跳着轮舞翻过山岗……这些震撼人心的画面是电影史上最伟大的创举，然而，它们却源于这位艺术家的童年记忆。

　　其次，是题材上的。老伯格曼为他儿子提供了无穷无尽的题材。伯格曼的几部影片的题材直接来自他父亲。这特别明显地体现在《冬之光》（Winter Light）（连整部电影的拍摄地点都是伯格曼跟他父亲在厄普兰一带的乡村教堂转悠时发现的）。还有如《最美好的愿望》（The Best Intentions）拍的完全是伯格曼父母的传记（伯格曼编剧，由丹麦著名导演比尔·奥古斯特执导）。此外，伯格曼的父亲也为他提供了全部作品中一个不可或缺的人物原型：牧师。伯格曼的许多作品中都有牧师的形象。最著名的当然要数《第七封印》、《冬之光》、《呼喊与细语》（Cries and Whispers）、《秋天奏鸣曲》与《芬妮与亚历山大》（Fanny and Alexander）了。

　　最后，是心理甚至精神层面上的。伯格曼一直没能处理好与父亲的关系——这大概不是暴君与极权人格者的典型环境，就是伟大艺术家的典型条件。老伯格曼的宗教戒律与清教徒般的生活令青少年时期的伯格曼十分焦虑，他只有跟奶奶一起住在乡下时才感到童年的乐趣（当然，后来他以感恩的方式在《芬妮与亚历山大》中报答了祖母的慈爱）。成年以后，伯格曼与父亲的冲突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至于，有一回在老伯格曼指责儿子不在大学里好好读书反而整天呆在电影院与剧院里时，伯格曼一气之下一拳将父亲击倒在地，结果是，父子之间好几年没有说话。伯格曼与牧师父亲的冲突在《芬妮与亚历山大》中达到了想象力的极至。当然，这也为伯格曼晚年的作品（包括文字作品，如回忆录与剧本）提供了一个反思的背景。伯格曼晚年作品的一个主题，可以看作是对父亲的某种程度的和解（在《最美好的愿望》中），以及与自己的儿子们（当他自己也成为儿子们批评对象的时候）的某种形式的妥协（如在《秋天奏鸣曲》里，并允许自己的儿子执导他编剧的《星期天的孩子们》。一个小小的插曲：在著名的CC版《呼喊与细语》所附的一个长达50分钟的采访中，80高龄的老伯格曼谈到一次与儿子的对话。伯格曼曾对自己儿子说，“请你见谅，我可能是个不合格的父亲。”“不合格的父亲？”他儿子说，“你根本不是一个父亲！”

　　伯格曼很早就对舞台与银幕表现出强烈的兴趣。当他得到他最珍爱的一套玩具，一盏魔灯与一套木偶剧场玩具时，他才只有10岁。他为这些木偶演员们设计布景与道具，还为它们编写剧本。伯格曼对幻觉世界的爱好已经不是一个孩子对玩耍的一般热衷了。在他的整个成长岁月里，他把自己积蓄下来的大部钱都花在了为他的魔灯和放映机买“电影”上了。这种所谓“电影”不过是用于投影的透明画片罢了。正是这些画片，给了伯格曼无穷无尽的遐思与幻想。《芬妮与亚历山大》开片第一个正面镜头就是：小小的帷幕拉起，出现小亚历山大的身影，他在摆弄那些木偶演员，好像向观众宣布“我的戏开始了！”而在影片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又好几次看到亚历山大在摆弄他的“魔灯”。

　　（编辑：王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