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不考虑在水上拍片所具有的气候、季节和危险等诸多自然因素，《水中刀》也是一部极其不易拍摄的影片。细长条的汽艇足以容纳三个主要演员，但艇上还有摄影机以及摄影机后面的十二个人，因此这条船变得拥挤不堪。我们在船上拍摄必须穿救生衣，而且还常在船上作惊险的“空中杂技”动作。照明工作即使在稳定的天气条件下也有许多困难。在船上布置照明灯需要有足够的技巧，驾驶发电船也要机智灵活，发电船必须紧跟方向经常变化的拍摄船，并留意千万不能撞断电缆。

　　演员也不易对付。我第一次发现每一位演员都要求导演给予特别的对待。我指导涅姆奇克相对容易一些，我想拍什么只要一说他就明白。而在指导马拉诺维茨时，我很快发现传统的指导方法只能带来反效果。我必须采用无毒不丈夫的凶狠方式。

　　但是，在拍摄现场内外真正使我头痛的，是我在游泳池发现的约兰塔乌梅克卡。首先她不会游泳。弗里克夫斯基对她进行强化训练，但收效甚微。我们必须为她找一个替身演员。至于她的表演，困难不仅仅在于她缺乏经验，对此我早已有思想准备；使我感到愤怒的，是在最容易的拍摄中她永远也记不住台词，永远也记不住她的脚应该放在什么位置，永远也记不住她应该在什么时候摘掉太阳镜。最令人恼火的也许是乌梅克卡极端的惰性。我第一次见到她，她的本性和缺乏技能的特点就已给我留下印象，现在她的这种本性和特点使她显得更加迟钝和呆板。

　　我们体贴她、相信她，对她无限的宽容。后来，我们被迫采取严厉手段，试图使她摆脱麻木不仁的状态，但这无济于事。最后，我们只好借助于猥亵的手段，这倒不是出于不良企图，而是一种震撼和激发她的方式，以便使她能够有所反应。有一场戏是这样的：她以为年轻人已经淹死，但当她发现此人又从水里出现的时候，惊恐万状，连忙爬上船去。这场戏拍了多次，都不成功。最后，科斯坚科出了个主意，他在关键的时候用发令枪在乌梅克卡的身后突然开了一枪。这一着成功了，乌梅克卡的脸上终于有了惊恐万状的表情。但是我们大家为了拍好这场戏都快得了神经病。

　　——喂，小娘们儿，这一枪帮了你大忙了吧？

　　我冲她吼道。

　　——是的，真是帮了我的大忙了。

　　她心平气和地回答道。

　　这些并不是我在指导乌梅克卡的过程中遇到的唯一困难。她忽然以令人担忧的速度发胖了。一个最初性感女郎的形象将很快变成一个令人难以辨认的肥胖妇女。我们必须采取措施。我和科斯坚科带她进行长跑锻炼。她在跑步过程中气力不支试图放弃的时候，我们就用一根皮带拴住她的手腕拉着她跑。我们命令厨师减少她的食量，不许她胡乱进食。但是我们的努力毫无效果。

　　我们很快发现她肥胖的原因。乌梅克卡患有一种秘密暴食症，她的床底下堆满了面包、苹果和香肠等食品。

　　我想，如果乌梅克卡获得一些性满足的话，也许她能够减少一些对进食的要求。我的想法成为整个摄制组的热门话题，但是没有一个男人为了影片的成功愿意作出这种自我牺牲。

　　与外界的一些麻烦也增加了我们的困难。为了影片的宣传，我同新闻界早就建立了联系。波兰电影杂志《银幕》的一位记者赶到拍摄现场采访了整整一天，晚上他又来到浮房中与我们共进晚餐，最后日列维茨还请他在旅馆里住了一夜。这位记者表面对我们和蔼可亲，但他在写出的文章中却对我们恶毒诽谤。他在题为《为了谁和为了什么》的文章中，描写我们如何在豪华游艇和昂贵的船队上过着荒诞的生活，而这一切花的都是波兰纳税人的钱。这篇报道的影响是灾难性的，以至于博萨克和克拉科夫斯基亲临拍摄现场进行调查。他们立即确认记者的指责是毫无根据的。

　　我们的工作强度很大。为了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我们必须想办法在晚上或星期天使自己松弛一下。我们狂喝滥饮、乱开玩笑、相互捉弄，有时分寸掌握不好，就大打出手。

　　八月十八日我生日那天，厨师为我作了一个蛋糕。摄制组的同事们要我发表演说。我站在餐桌前面，就人类生活的不公正发表了莎士比亚戏剧式的长篇大论。我就像在舞台上一样热情奔放，我不断挥动手臂，最后不慎将手碰到装饰蛋糕的奶油上。雅各布·戈尔德贝格走过来像狗一样把我手上的奶油舔得一干二净。

　　在我们放松的背后，一种焦虑不安的情绪始终伴随着我。我感到时间太少，担心误期，而且我还开始感到演员、制景工以及船队的驾驶员们有一种潜在的不适应。

　　紧接着，两个不幸消息接踵而来。

　　（编辑：王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