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迎来了第一个巴黎迷人的早晨。我激动的心情难以平静。口袋里放了一张巴黎市区图，我步行从夏洛纳大街走到圣日尔曼德佩。《没有留下的地址》的大部分外景就是在这里拍摄的。尽管我通过看电影对巴黎有所了解，但现在我亲临这座城市，它的景观和它的气氛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的发现。我来自波兰，那里琳琅满目的商店和装饰讲究的橱窗已是十分遥远的记忆。而在这里，夏洛纳大街以及它周围被当地的巴黎人看作贫民区的地方，对我来说都是那样的繁荣，物质丰富得令人难以置信。对我这样一个视觉记忆主要集中在战后波兰的年轻人来说，更令我惊讶的是这里的商品不仅无限丰富，而且花色品种极为齐全。商店不仅出售同一牌子的各类商品，这点和波兰一样，而且还出售各种其他牌子、不同质量和不同档次的产品，丰富得无法用语言形容。我曾一直被自己对西方的好感而感动，现在我面对这一切感慨万分。
我身上的钱很少，但巴黎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我每天去一个新地方，有次序地参观巴黎的博物馆和艺术画廊。安妮特和马利安带我去剧院看了一两场戏，还带我去了几家最便宜的夜总会。他们又给了我一些零用钱，让我买地铁票和在巴黎继续研究电影。
我很快成为巴黎电影资料馆的常客，观看了所有在波兰看不到的影片。我在这样短的时间内，看了如此大量的影片，以至于我认为我在巴黎的这段经历也许应该记入我在罗兹电影学校的学生手册。在我看的这些影片中，有两位我在波兰的银幕上尚未见到的演员特别使我着迷。他们是詹姆斯·迪恩和马龙 ·白兰度。他们的表演风格正是我一直发自本能要寻找的。他们的表演自然，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种独特的风格样式，他们以这种风格样式进行表演，使他们扮演的人物近乎于真实贴切。在波兰，所有电影演员的表演手法只是延续几代人遗留下来的传统俗套。现在我终于亲眼看到了一些新鲜的东西。白兰度以他的轻松和冷静，迪恩则以他的紧张和神经官能症般的狂暴，使人看了他们的影片后感到耳目一新。
尽管安妮特的丈夫不是正统的犹太人，但我很快沉浸在一种真正犹太家庭的热烈气氛中，就如同我在克拉科夫奥罗维茨家的经历一模一样。安妮特和马利安特意带我到巴黎的罗西埃大街，请我吃正宗的犹太食品。很久以来我第一次吃到这种东西。我在巴黎的大部分时间，基本上是自己单独活动。我时常出入圣日尔曼德佩附近的唱片俱乐部，寻找大学生舞会的广告。渐渐地，回家的时间越推越迟了。
我认识了吉萨。她当时正在巴黎现代艺术博物馆的广告牌前抄写招聘广告。我不知道哪里来的一股勇气促使我用自己的洋泾浜法语上前同她交谈，并问她是不是学艺术史的大学生。很快，我们俩人一起外出活动了。
吉萨是位漂亮的德国金发姑娘，约莫十七岁。她是汉堡一所建筑学校的学生，这次与同学来巴黎旅游观光。我们俩人相见，属于闪电式的奇遇。这种奇遇竟奇妙地发生在两个同在第三国、又没有时间去了解对方的陌生人之间。我们俩人都对艺术感兴趣，但我们结识的真正纽带是巴黎。我至今仍然认为我们互相的默契在很大程度上大概应归功于我们之间的语言障碍。
巴黎是一个可以让人尽情散步的城市。有一次我们在揩油参加了巴黎美术学院的舞会之后，来到月下散步。我带吉萨来到巴黎中央菜市场。我们就在离卢浮宫走路只有几分钟路程、纵横交错的小街道上踩着遍地的卷心菜叶和其他各种蔬菜的碎片慢步走着。
巴黎中央菜市场不仅仅是个巨大的蔬菜市场。从圣·德尼街到甘冈博瓦街是妓女出没的地带，这些妓女都是中世纪职业婊子的后代。这里有数以百计的妓女，不同年龄、不同肤色、不同接客风格的应有尽有。
我问吉萨是否愿意与我一起共度良宵，吉萨同意了。但我们面临着一个严重的问题急需解决。中央菜市场附近肮脏的小旅馆没有一家愿意接待一对真正的情人。这些都是供妓女使用的旅馆，房间都是按分钟计价的。
我们穿过塞巴斯多保尔大街，在一处比较远的地方找到一家还算体面的旅馆。旅馆工作人员要我先付钱，然后才给我房间钥匙。我一只胳臂搂住吉萨的细腰，与她一起上了楼梯，来到我们的房间。我打开电灯，又想赶紧把灯熄灭。房间如此肮脏不堪，以至于最好不要看它一眼。
第二天早晨，我们变得难舍难分了。春天的巴黎对情人来说是柔和的，就如同所有爱情浪漫曲一样。我们手拉着手，遍览巴黎各个角落，尽情享受我们春天般的纯朴爱情。但是，万物有终，我们这个短暂美好的爱情到了结束的时候了。
我收到罗兹电影学校吉尔伯特齐·博萨克系主任的一封信。信写得热情洋溢但语气坚定。信里的内容非常明确：我必须立即返校，否则就会被开除。
吉萨的假期也快结束了。我决定与她在一个环境稍好的地方欢度最后一夜。我凑齐几个可怜的零用钱，在塞纳河左岸的一家旅馆里租了一个房间。这个二星级小旅馆居然傲慢地自称“利马大旅馆”。我们在一间青绿色墙纸、蓝色窗帘和黄色床罩的房间里尽情享受人生，直到天亮。
我们很早就离开了旅馆。吉萨的大客车七点半出发。她偷偷溜进本应和同学们一起过夜的“青年之家”宿舍，拿出自己的旅行箱。同学们早已等候在车上，吉萨面对同学们的嘲笑，登上了大客车。我们俩人一言不发，我当时心情非常难过。大客车开动的时候，我看到她给我作了个手势。我们约定以后经常通信，有朝一日再度会面。但我知道，我们相见的前景十分遥渺茫。
这是我巴黎之行一段插曲的终结。返回波兰之前，我还有一件事要作，那就是去戛纳电影节，哪怕是为了以后能够在朋友面前吹嘘自己。
瓦伊达的第二部影片《下水道》这一年在戛纳正式参展，瓦伊达和波兰电影代表团已赶到戛纳。戛纳这座美丽的城市到处是被微风吹拂的棕榈树，电影宫顶上各国国旗迎风飘扬，巨大的广告牌上张贴着电影放映时间表。我来到电影节组委会问讯处，了解到波兰电影代表团下榻在马丁内斯旅馆。当我进入这座豪华大旅馆，我从服务台直接打电话到瓦伊达的房间。
——是安杰伊吗？怎么样，你好吗？
我说。
对方沉默了片刻。
——你是谁？
——什么“你是谁”呀？是我，罗密克！
我来戛纳一切都极为顺利。瓦伊达请我吃了中饭，并带我去观看伯格曼拍的《第七封印》。影片中演员表演深沉，摄影不加修饰，对白单调乏味，影片中有许多隐晦莫测的东西，我没有完全看懂，至少第一遍我没有看懂。导演伯格曼似乎遵循了这样一个原则：一切容易理解的都是平淡无奇和令人厌倦的。伯格曼的才能就在于他能使观众确信：观众无法理解他们不理解的东西应由观众自己负责。其实，人们遇到一切不理解的东西，便会很自然地怪罪作者。[NextPage]
命运在最后时刻再一次向我微笑。在等候开住尼斯机场的公共汽车时，我发现时间已经来不及了。只有叫出租汽车才能使我正点登上飞往波兰的飞机。我身边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先生在一位年轻女士的陪伴下也在焦急地等待久久不来的公共汽车。老先生走来建议我们共同叫一辆出租汽车并分摊费用。老人表情十分严肃，自我介绍道：
——我叫阿贝尔·冈斯 ，她是我的助手纳丽·卡布兰。
我还以为他早已去世了。我们在学校已经把他以及雷内·克莱尔 、让·维果 的作品熟记在心。他在我们的电影史中已经永远被公认为最伟大的改革者之一。这些他都知道吗？面对这样一位大师，我十分腼腆，不敢向他说这些。我只能以同样的形式自我介绍道：
——波兰斯基，罗兹电影学校学生。
我们在出租车内几乎没有再说话。到尼斯机场后，我们各自付了车费，然后各奔东西。
（编辑：王骞）
